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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30日 05:40 財經時報
1 吳敬璉
吳少生逢亂世，多曆艱辛，對於社會民生之多艱有切身之體驗。因而除潛心於象牙塔之學術外，亦傾心關注百姓生計之發展。吳之所學亦與其時代背景所吻合，縱橫捭闔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至現代西方製度經濟學，其間幸得一代顧準幫助，亦得益於其自身的思辨潛質。首倡“市場經濟改革理論”、引入經濟體製比較研究，遂成為“市場取向改革論”的代表人物。近年間，吳秉持市場改革之思路，先論戰於郎鹹平教授之“大政府主義”，後推動醫療、社保等各項市場化改革走向深入。“實行全民低保條件已成熟”更是引發學、政、社會各界之熱議。吳之當選為年度經濟人物之首席實屬意料之中，其民望值根於其對國計民生之深切關注，更源自於年少時之多艱。吳之睿智源於其豐富的社會閱曆與淵博的經濟社會學識，心係時代、心係改革更令人歎服。(陸誌明)
2 謝國忠
謝可謂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留洋之經濟學博士，其在華爾街亦為華人投資者之佼佼。早期麻省博士之研究為其紮下了堅實的學術研究根基，後投身於投行更為其建立了出眾的社會人脈網絡。謝之顯著特點當為堅持思想之特立獨行，往往不為時局所左右，更能超然於時局。有史為證：提前預測1997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地產業下降50%； 中國經濟之通縮。其預測之精準屢屢為人所稱道。今年謝拋出“中國房市將於2年內大跌”更是引發市場爭議，牽動了億萬生民之心。因其以前預測之準，旁人不敢對其言論有絲毫怠慢。當選為年度經濟人物之次席不應屬意料之外。謝之成功源自於堅實的西方經濟研究與實踐背景，再結合中國的曆史、文化以及傳統思想之積澱。如今雖已離開大摩，然其羽翼早已豐滿。(陸誌明)
3 張維迎
及近中年方負笈英倫，幸其所學基礎紮實，張之所著經濟學教材在國內學界當可數翹楚者，其歸國後筆記所整理之計量經濟學為許多經濟係研究生床頭讀物；其所著之信息經濟學與博弈論亦可算博弈論之入門讀物。然其近期轉向北大校務管理，因改革措施不當導致張在校內威望亦有受損；校外在著名的“郎顧之爭”中牽涉過深，以致難以自拔。近期所著文多基於企業家立場，在社會上激起相當多的爭議。尊重企業家，建立社會財富創造機製並無問題。爭議之處僅在於其人、其時、其勢下提出如此的問題，難免招徠非議。(陸誌明)
4 許小年
這位因為“千點論”而名噪一時的學者，在今年的9月29日向高盛提交了辭呈，這是他在過去10年間的第6次離職。今年5月在上證指數躍上1600點的時候，許小年指出，中國資本市場的製度建設之所以艱難，與公司圈錢、官員尋租、股民投機、政府救市這樣的博弈格局直接相關。在“千點論”鋪天蓋地的時候，許的母親曾經打電話提醒他：“你要知道怎麽保護你自己。”也正是許小年的獨立和堅守，讓他在過去10年間遇到了不少麻煩，數次離職就是最好的說明。在這點上，許小年和謝國忠有著不少的類似，他們同在2006年遭遇了不小的麻煩。看來對於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來說，的確存在著 “不可能三角”。(倪金節)
5 李揚
2006年的第一個周末，李揚指出，今年的投資規模不會大量縮減。在國家大麵積抑製投資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敢給出如此清晰的預測，不僅需要紮實的理論功底，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國情的熟稔。從今年5月開始，李揚在有關部門的委托下進行了關於外匯儲備管理體製改革的研究。他指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將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有機地納入自己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而不是簡單地用掉”。這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前委員，不僅對中國金融領域的有切身的體驗，同時也具有難得的國際視野。(倪金節)
6 厲以寧
“厲股份”雖已76歲高齡，但思維不減當年。2006年年初，老先生再次直陳中國經濟的三大難題：政府職能轉換、打破行業壟斷和自主創新體製改革。這些問題基本代表了全年國家的經濟改革思路。前不久老先生在深圳說 “中國經濟7%的增長速度至少可維持15年，奧運會後經濟不會滑坡”。這樣的觀點可能會讓批評他的人很不屑，但不管如何，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是他的一貫情結。(倪金節)
厲氏家族的暴富1999年被史實明曝光後，其子厲偉與子媳崔京濤成為媒體焦點。詳情可看新浪文<厲以寧家族暴富風波調查>。這一事件的關鍵詞：深港產學研，榮欣股份，深圳延寧。（賈平凸）
7 林毅夫
曾是台灣上尉軍官，26年前從金門島“偷渡”來大陸的林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最具傳奇性的人物。今年兩會期間，這位新農村建設的首倡者指出“新農村建設不是去讓農民拆房子、蓋新房。”有人將其與梁漱溟相提並論，足見林毅夫的農業研究的曆史性地位。2006年，林毅夫還對房地產熱開出了征收物業稅和增加房地產轉手交易時的資本獲益稅的藥方。也許是林毅夫的聲音太具啟發性了，兩周前，北大將首個教師的最高榮譽“蔡元培獎”給了他，同時獲得這個獎項的還有季羨林。(倪金節)
現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BiMBA項目背後的核心人物。曾是從芝加哥大學教授，諾獎得主舒爾茨。（賈平凸）
8 易憲容
作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政策與金融製度研究室主任，關注政策方向、製度變遷和金融改革似乎才應該是易憲容的本職工作，但是他卻以異乎尋常的執著，在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出現之初就高聲疾呼。他的文章與中國房地產市場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在眾聲嘈雜中具有獨立的音調，並引起廣泛的國際影響。他還對央行貨幣政策頗多諫諍，2006年尾他又針對股市衝動高聲疾呼。獨立的音調使他始終在社會上具有獨特的高度和地位。(王宸)
9 溫鐵軍
2000年前後，溫鐵軍在深厚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基礎上，對“三農問題”頗多建樹，連續發表重量級的文章，成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推動者，並由此獲得“三農專家”等輿論稱號。“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號召提出之後，隨著社會各階層的對“新農村建設”關注程度不斷提高，溫鐵軍也走進中國更廣泛的領域，成為家喻戶曉的經濟學家。(王宸)
10 樊綱
與很多學者專家一樣，多數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感覺到與樊綱的絲毫聯係，但他在宏觀和製度領域的建樹，已廣泛影響著中國經濟轉型的曆程和經濟社會生活。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所言“我的研究要在四十年之後才會廣泛應用”，樊綱在經濟學領域和戰略經濟領域的成果還要很長時間才會婦孺皆知。這也許是為什麽樊綱在百度提供的搜索結果中，排在“中國十大經濟學家”最後一位的原因。(王宸)
10+ 郎鹹平
曾在芝加哥商學院教授金融學，後回港。新左派經濟學家的代表。其言論導致顧雛軍的格林科爾係崩盤，顧本人已被起訴、判決。郎後曾將矛頭指向中國股市的第一大紅籌股長虹的MBO（management buy out）。郎以其犀利言論，以維護中小股民利益和國有資產利益為出發點，迅速從一群主流經濟學家的圈外飄紅，成為當今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主流人物。2005年後受邀如長江商學院做教授，並在上海東方電視台主辦《財經郎閑評》節目。其落選十大經濟學家是意料之中。有人說郎是在炒作自我。這裏對道德為人不做評論。（賈平凸）
民主決定品質
——對話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誌武
民主隻是經濟增長的變量之一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民主固然是一種崇高的價值理念，但它顯然並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穩定和清廉。事實上，很多國家的實踐指向了相反的結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國家仍隻是少數，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陳誌武(以下簡稱陳)：關於經濟增長跟民主的關係，的確有許多誤解，也有不少邏輯上的錯誤。當你說“民主是國家長久持續增長、長治久安的保障”，他們就說，“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經濟增長不是遠落後於中國嗎？”或進一步說，“拉美國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經濟不是照樣落後嗎？”這麽說的背後總存在一個假設，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與必要條件”，把經濟看成是民主的單變量函數。否則，怎麽會出現隻要能舉出一個經濟失敗的民主國家，就能否定民主對長久增長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強調沒有人會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沒有人說“隻要有民主，經濟就會快速增長，就無憂無慮了”，難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製度搬到毫無人煙的沙漠王國上，那沙漠王國的經濟就會自然快速增長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創造收入，但它可讓同樣的勤勞創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樣多的收入隻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讓社會事半功倍。中國的經濟增長相當程度上是靠人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勞而掙出來的，是勤勞戰勝製度障礙才有的，來得很辛苦。試想，如果製度成本能大大減少，如果每天為對衝製度障礙而需要勤勞的時間能減少幾小時，那麽，中國人同樣多的勤勞所能創造的收入會高多少呢？
經濟增長是一個多變量函數，決定經濟增長、經濟產出的至少有以下四個要素：製度架構(或稱製度資本)，如產權保護、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資源稟賦，如離海岸河流的遠近、石油、各種礦產的儲藏情況；勞動力，它的數量、成本、素質等；土地。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項越多，該國的經濟增長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同時，這四大要素互相之間又有替代性，一個經濟體隻要一個或幾個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經濟照樣可以有很大的發展，人們的收入照樣可以高。民主製度、法治製度隻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而已。
例如中東國家、俄羅斯等都沒有太多製度資本，勞動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氣等資源他們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則正好相反，沒有什麽自然資源，能源、礦產都靠進口，甚至連土地都極少，他們致富靠的是有利於市場交易的製度資本；美國幾乎在所有四個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經濟最厲害。
中國的情況可以從三方麵來理解。第一，有形的製度成本很高。眾所周知，去年國家財政收入3.9萬億，占GDP的19.5%，雖然隻比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個百分點，但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的73%用於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行政開支隻占10%，而中國政府開支隻有25.5%用於公共產品提供，行政開支卻占了38%。因此，政府機構龐大，加上各級政府的奢侈辦公樓、形象工程，這些浪費無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製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類行政管製、審批，逼著企業、個體戶、大小單位、個人、甚至大學教授，都去跑關係，“跑部錢進”和事事要審批迫使體製內外各色人等耗費青春，延誤發展。
第三是由於對契約權益、對私人產權保護不可靠，執法機構缺乏公信力，要麽使許多創業和交易無法做，要麽就交易成本特高，抑製民間創業傾向。
為了對付這些製度成本和製度障礙，中國人隻好每天多勤勞幾小時，先為製度成本打工，然後才是為自己的收入工作。這就是為什麽中國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在全世界屬最高之列，平均大約為2200小時。其它國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時，巴西人工作1841小時，日本人1758小時，美國人1610小時，英國人1489小時，而荷蘭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時；但是，跟這些國家比，中國的人均收入卻最低。或許拉美人的確不如中國人勤勞，但是，由於他們的製度成本較中國低，雖然每天工作的時間比中國短，他們的人均收入照樣比中國高。
隻要中國人比任何其它國家更願意勤勞、更願意幹苦力活，那當然是有沒有民主、法治，中國經濟照樣能利用經濟全球化獲得增長。但，如果我們想生活質量高一些並有更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那麽就必須降低製度成本。所以，勤勞決定碗裏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
民主為何跟隨技術進步而來
《南》：一種觀點認為，民主法治或許不錯，但那是西方的東西，未必適合中國。
陳：民主製度的核心是對權力的監督製約，是每個人的利益的問題，這一點無東西差別，所以，民主製度雖然首先在西方出現，但它是適合全人類的東西，當然也適合中國。
當然，關於人權和民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回到古希臘、古羅馬，但在較大範圍內將權力製約機製製度化、通過公民全體投票來解決“誰來監管監管者”這一終極難題的發展，還是現代的事情。學者通常將公元1100年英國國王頒布的《自由憲章》看成是開端性的文獻，或者把後來1215年頒布的《自由大憲章》稱為民主的開端，但那些文獻更多的是國王單方麵的許願，代表一種理想狀態，還並沒有獨立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架構，換言之，即使國王自己變臉或根本不顧自定的規矩，英國當時除了革命以外，還真拿他沒辦法。這就好像中國過去百餘年的經曆，民主自由理念於19世紀進入中國，但真要將其轉變成一種操作層麵的均衡狀態，沒那麽容易，晚清、民國時期都試過，可結果就如我們所知。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民主製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傳統，也不是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老傳統，對全世界都是相對新鮮的事。所以，不管是中國還是其它國家，都沒有很久的真正民主製度的傳統。也就是說，不能拿中國過去幾千年沒有民主來說明民主對中國不重要。
自1215年後，英國摸索了近500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權力部門相互製衡的憲政民主製度架構。但是，直到1832年前，隻有擁有足夠財產的英國男人才有投票權。在美國，投票權以足夠財產為條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結束。德國直到20世紀初，有錢人每人3票，中產者2票，普通人隻1票。婦女的投票權更是20世紀的事情。所以，現代民主製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非洲、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則多是二戰之後才推出民主製度的。
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是：為什麽民主製度作為一種普遍人類製度隻是過去100多年才有？我覺得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能幫助我們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種抽象的價值理念，而是涉及每個人的利益的問題。事實上，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製約權力、保護個人利益的需要。
出於兩方麵的原因，傳統專製製度所能對民間利益構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對有限。以中國為例，晚清之前中國既沒有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運輸係統，又沒有全國性的現代銀行體係，中國的第一個現代銀行——戶部銀行成立於1898年。在那種情況下，即使皇帝想要調配全國各地的資源來重點發展一個地區(例如，首都)，其運輸、調動資源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麵他沒有遍及全國的銀行幫他收集民間儲蓄，另一方麵要把華南、華東的資源調到北京談何容易。
換句話說，除了征稅和製定某些商業規則外，在當時缺乏規模交通運輸網以及銀行體係的情況下，盡管皇帝和大臣並非民選的官員，但天高皇帝遠，他們對社會能造成的破壞相對有限，貪汙腐敗風險也遠遠不如現在。今天一個小小的處長、銀行支行經理就能動輒挪用、貪汙幾億元，這是連原來的皇帝都很難辦到的。技術落後無形中幫了老百姓的忙，從效果上製約了專製的破壞力。
但工業革命後情況變了，鐵路、輪船、飛機、電話的出現，在方便了人們生活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當權者調動民間利益的能力。與之相伴隨的社會財富的貨幣化、金融票據化，使得權力者可以進行比過去大許多數量級的掠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權力進行製約，如果人民沒有選擇當政者的權利，那老百姓的權利和財產就無法安穩。所以，民主製度在全球範圍普及的過程跟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強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製並製衡國家權力的民主架構。
顯然，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選擇民主製度，不僅僅是對一種抽象的崇高價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現實的需要。大多數國家都意識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統治者的善意和保證上，而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的製約和監督。
民主意味著提高收入的機會
《南》：在很多時候，人們似乎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難以為繼，並沒有足夠的動力進行變革。
陳: 從實際利益看，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於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的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那時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那時候的朝廷的確糟蹋不了什麽東西，充其量幾千萬兩銀子。
可是，雖然現在一年的財政開支4萬億，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足，行政開支、形象工程占大頭，花在國民福利上的錢隻占小頭。為什麽會是這樣呢？歸根結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對政府預算的問責機製。在財政預算不透明又沒有公開聽證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當然不會注重人民福利。人大機構應該充分發揮作用，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問責。
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府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行政增加審批權和征收稅費的隨意性，以及監督問責的不力，已經在社會中形成了相當的不滿，隻有民主機製才能緩和。
《南》：也有人認為，民主隻是中國一部分精英和知識分子的訴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對反腐敗和社會公正有更強烈的訴求，而要達到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麽對老百姓來說，民主有什麽用？
陳：腐敗盛行，社會不公，地區間、城鄉間以及不同群體間收入機會不平等，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民主監督製約，二是通過國有製與行政管製讓政府控製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有利於腐敗、有利於不平等的溫床。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製約，而我們同時又通過國有製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全國老百姓的錢和前途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
這些集中控製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分配給誰呢？以2002年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為15905元，各省會城市人均9223元，地級市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5137元，縣級最低，人均才590元。這種投資差別當然給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機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會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區級市是13660元，最後到縣一級才5674元。難道這種收入金字塔結構跟權力金字塔結構的吻合僅僅是巧合嗎？所以才有北京、上海這些第一世界，貴州、廣西、安徽、湖南、江西等這些第二世界，而縣一級掌握的資源更少，鄉鎮農民獲得的資源最少，所以隻能分別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
老百姓的金融儲蓄都掌控在國有銀行的手裏，土地也在國有製的名義下由官員支配，結果是誰有權力、誰有關係，誰就能融到資金發財，誰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產開發商。另一方麵，權力關係也決定了誰能、誰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於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隻能走官商勾兌的道路。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而行政權力又不受製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民主問責機製)，而隻會符合權力原則。
前年我在一篇論文中的研究表明，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民主國家的各地區間收入差距基本在逐年縮小，其中，國有經濟成分越低的民主國家，其地區間收入差距減少的速度則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民主機製又以國有製為基礎的中國，過去50多年裏，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加大。也就是說，一方麵中國過去沒有實質性監督製約機製保證行政資源配置的公正、公平，另一方麵又有現代交通運輸技術、現代銀行體係所提供的超強資源調配能力，結果是把人為配置資源的偏差、扭曲效果放到最大，結局跟搞國有經濟的初衷正好相反。政府介入經濟的程度越高，地區間越不容易平衡發展，這個結論當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
所以，民主不是什麽形而上的價值訴求，而是涉及普通大眾切身利益的務實選擇，涉及收入機會是否能平等的問題，一點不抽象。
民主關鍵在於踐行
《南》：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民的素質還沒有達到民主需要的水平。民主和素質到底是什麽關係？
陳：事實上，民主不僅是一種價值觀，更是一種實踐。讓公民具備民主素質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公民去實踐民主，在這個過程中去了解、掌握民主，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提高民主水平。如果不去實踐，那就永遠不會有相應的素質。所以，素質是民主的結果，而不是前提。
很多人可能會以某些基層選舉中出現的賄選等現象來否定民主的可行性，這是一種偏見。賄選等現象的出現，一方麵反映出人們對民主還不是很有信心，認為上級已經定好了人，選誰都一樣，既然這樣還不如用選票去換兩桶油；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人們實踐經驗的不足。中國有漫長的專製和威權傳統，所以民主發展會需要許多年。而要克服這些障礙，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人民有民主實踐的機會。
實際上，即使在美國，選舉過程中也時常出現問題，共和黨人會想辦法給有民主黨傾向的選民以難處，讓他們投票不成；而民主黨人也會想阻擋對方的人。這不奇怪，因為選舉結果涉及太多人的實際利益，這本身恰恰說明民主法治的重要性。真實的人永遠沒有完美的民主素質，但永遠會有真實的利益。
《南》：那麽在現有體製下，民主可能的路徑是什麽？經濟的不斷發展是否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政治上的民主？
陳：首先，我們看到民主是非常實際的利益分配問題，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呼喚政治上的民主，因為經濟發展到越高處，利益的衝突問題會越突出，就像家境貧窮時，家裏有無民主當然無關緊要，但有了錢後，怎麽處理各方利益的問題就日益重要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大家以為韓國、泰國、印尼、中國的台灣等給世界推出了新的模式，經濟可以發展但政治不必民主。可是，最後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
中國在目前的情況下，首先要做的是強化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這是成本小、見效快的最好辦法。民主製度的核心目的有兩個，第一是監督問責，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匯總起來。如果媒體言論足夠自由，不僅通過追蹤報道能發揮監督作用，而且不同的聲音都有機會表達出來，雖然這不是對各利益人的偏好的科學匯集，但也能起到相當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麽香港雖然沒有現代民主，但卻能通過新聞自由實現政府廉潔和相對的社會公正、法治也相當可靠的原因。
不過，香港的確特殊，其人口才幾百萬，社會很小。越小的社會，人民的意見差別也越小，各類利益偏好就越容易反映到決策者那裏，實行正式民主的必要性也就相對越小。所以，香港有了開放的新聞媒體，決策對民意的反應就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當然，最理想的還是正式、公正的投票機製，更何況，社會越小，其民主投票的運行成本也低。
但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裏，情況完全不同。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各地人們的利益偏好甚至價值觀差別很大；同一地方的不同社會團體，利益差距也很大。因此，在中國僅僅通過開放的互聯網和媒體，顯然無法判斷那是少數人的意誌還是多數人的。最終就需要通過正式的民主投票來準確收集和表達民意。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樣的大地方，不民主的損失會更大。
那麽，中國如何過渡到一人一票的現代民主製度呢？前麵講過，西方的民主發展史上，並不是一開始就不分男女、不分群體一人一票。而在印度，民主之所以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有利於私人產權保護的製度和政策，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一下子就推出一人一票的現代民主，投票權擴大到全民，沒有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而印度的窮人居多，很多窮人憎恨富人，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自然會傾向於殺富濟貧，他們製訂出的法律和政策往往不利於保護私人財產，所以印度的私有產權保護水平曆來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可能的路徑是兩方麵同時進行，其一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黨內一人一票選舉，一步步積累經驗，再逐漸擴大到全民；其二是繼續基層選舉，並逐步往上升。
即便從中國經濟的產業轉型角度講，民主也是必要。過去中國經濟的增長是粗放性、低利潤的，靠的是製造業等，這些工業對製度的要求低。今後的發展要靠經濟增加值高的服務業，而服務業對製度的依賴度很高，所以，民主進程將決定中國人今後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