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36) (麵臨死亡的1989年)

我的故事 (36) (麵臨死亡的1989年) 曆史的風雲讓中國的1989 年變得很凝重。長期的不民主和不自由讓中國的民眾對民主和自由有著無比強烈的渴求。 1989年的學生運動讓中國社會經曆了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大震動。學生和民眾用他們發自內心最深處的呐喊宣泄出他們對中國政府改革最真切的期望，這個期望就是讓政府變成一個能夠給予人民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他們要求政府的行為應該受到人民的有效監控，政府的腐敗也應該得到切實治理。 有著良好初衷的學生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從1989年的3月到6月，中國的天安門變成了中華民族的焦點，整個世界的關注。 由於我在1989年3月份已經找到了工作，我還是去那家從北大畢業後被我推掉的經貿部的大公司， 因為我在人大學習期間一直與那位人事處長保持聯係。雖然我還是再去麵試了一次，但他們就象歡迎老朋友回來一樣對待我。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是上帝為我保留了這個工作整整兩年，因為他在將來還要用這個公司實現他對我的美意。 就象當時在北京的每一個大學生一樣，我也參加了這場學生運動。首都的各個高校中，北大和人大的學生最積極。我們整天上街遊行，整天往天安門跑。我的自行車真的幫了我不少忙，有一天，我們聽說有學生要在天安門廣場放火自焚，我那天居然騎車從海澱區到天安門廣場來回跑了四趟（來回一躺至少要100分鍾），也不知道那時候哪來那麽大的幹勁。 遊行示威絕食，集會結社呐喊，學生和民眾那兩個多月把北京城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請願場，雖然從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天安門廣場每天都人山人海，但從來就沒有聽說有任何犯罪行為出現。當老百姓對政府異口同聲的時候，政府大概隻有兩種辦法來對付，一種是恭下身來側耳傾聽百姓的疾苦，另一種就是用國家機器對他們進行鎮壓。 當時，北京的學生和民眾耐心地盼望著政府用第一種方式來處理問題，我們都對人民的政府有著美好而善良的期待。 6月1日那天，我的自行車突然丟了，這難道是什麽跡象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那時也決定不上街去看熱鬧了，反正我已經被搞得筋疲力盡， 6月2日，我呆在學校，哪裏都沒有去。 6月3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邢質彬宣讀了中央的警告，叫大家那天晚上不要上街，否則後果自負。 人是非常有逆反心理的動物，往往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天晚上，我就象其他千千萬萬的首都大學生一樣，到天安門廣場去的願望反而更加強烈。我們真的想看看政府倒底會有什麽舉動，因為我們鬧了兩個多月，政府好象也沒有什麽辦法。 但是，我已經沒有自行車，“算了，不去了。”我這麽想。 晚上10點多鍾，一個同班同學讓我搭他的自行車去長安街，我沒有多想就跳上了他的車。 他帶我到了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附近，那裏的氣氛異常緊張，向西邊遠處望去，是黑壓壓的一片片軍隊。我與我的同學很快就被人群衝散了。 “人民的軍隊是不會打人民的，他們隻會用橡皮子彈嚇唬我們。”人群中不時有人大聲叫著說。人們開始向軍隊扔石頭，隻見部隊步步為營緩慢向東移動。 密密麻麻的人群被擠退到木樨地附近，有人開始把停在長安街上的公共汽車橫過來擋在路中央。 突然，我看見身邊有兩三個人倒下了，他們中彈了，旁邊的人把他們扶起來往外拉。 正當我決定轉身擠出人群逃走時，我的右小腿忽然流出許多鮮血，我也中了一槍，子彈從我的小腿擦過去，裂開一片肉。 奇怪的是，我沒有聽到子彈聲，也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 當時我穿的是短褲，鮮血流滿整個腳麵。拖著血淋淋的腳步，我趕到了100多米外的複興醫院。醫院那時已經是水泄不通了，嚎哭聲，叫喊聲匯成一片，讓我不知該怎麽辦。 醫院的過道上躺滿了人，傷的傷，死的死。我看見一個醫生在走道上用鉗子給一個人在他的腰間取子彈，麻藥都沒有打，由於傷口太深，鉗子根本夠不著子彈，醫生沒辦法，她就起身去處理別的傷員了，這個人隻能在那裏無助地呻吟。 我對一個護士說，“幫我包紮一下吧！” 她看看我，“你這種輕傷，自己回家吧，我們這裏死人比醫生還多，忙都忙不過來了。” 外麵那時正是槍聲大作，“我去哪兒啊？” 我可憐地問她。 “自個兒去我們醫院的自行車棚呆著吧。” 這時候，七，八個人呼天喊地來到醫院，他們是一家人，就住在複興門靠長安街的一棟高樓上，被抬下來的是他們的奶奶，這個老太太當時正在家裏的廚房燒開水，一顆子彈飛進來就把她給打死了。 我獨自一人走進了醫院那70平方米左右的黑暗的停車棚。我跟上百輛自行車呆在一起，我的腦子裏一片空白，鮮血還在流，但我完全沒有覺得痛。 不時聽見不遠處傳來醫生們的叫喊，“怎麽是炸子兒呢？我在自衛還擊戰打越南時見過！” “炸子兒”就是打進身體時是一個小洞，但它離開身體時會先爆炸的那種致命的子彈。 醫生一遍又一遍地警告所有在醫院的人，“除了死了不能動的人以外，其他人能逃的趕緊逃吧，一會兒解放軍來醫院搶屍體把你們都抓走的話我們可管不了啊！” 突然，醫院的人拖著一具屍體放進停車棚裏來，我靜靜地看著這個躺在我身邊的死人，我一點反應都沒有。 緊接著，他們又拉來一具又一具的屍體，因為死的人太多，醫院隻能把停車棚變成停屍房了。 我坐在地上，那些死人的屍體就把我包圍得嚴嚴實實。 當時，我的腦子裏什麽都沒有想，時間，空間，環境全部停止了，沒有人來幫我，也不可能有人來幫我，因為除了我一個人坐著，其他人全部躺著，他們都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而我還活著嗎？但為什麽我的腦子不能轉動呢？ 沒有恐懼，也沒有思考；沒有疼痛，也沒有救贖，我變得麻木，呆滯，隻有我的耳朵能聽見30米外長安街上傳來的陣陣緊密的槍聲和坦克的轟隆聲。 突然，一個英俊的年青人坐到了我的身邊，我頓時如夢初醒。 “你到這裏來幹什麽？你也受了傷？” 我問他。 “我沒有受傷。” 他說。 “那你趕緊走吧，醫生說了，一會兒解放軍要來搶屍體，還可能抓人。”我催促著他。 “我不會走的，我要在這裏陪你。” 他輕輕地說。 有人陪當然好，我當時什麽也沒有多想。 神奇的是，自從這個年青人坐到我身邊以後，我的腦子就開始了正常的運作，腳上的傷也出現痛感。 他告訴我他是北大的校工，“我原來也是北大畢業的。”我跟他說。 我們聊天時，醫生不斷地把更多的屍體抬進來。 我們倆也不斷地數著地上有多少屍體，30，40，50，直到 60多。 看著地上的死人，我的腦子起碼有十幾次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這些人死了以後去的地方跟我要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不知道那個念頭從哪裏來，但隻知道那個念頭讓我異常平靜。所以直到今天，我想起被那麽多死人包圍著，我都沒有任何驚恐，因為當時我就沒有覺得怕。 那個年青人和我在地上坐了大約三個小時，到了6月4日淩晨4點鍾，外麵的長安街已經沒有任何聲音了。 “讓我送你回去吧。我是騎車來的，不知道能否找到我的自行車。”他對我說。 幾個小時以前還是戰火紛飛的長安街象死一樣沉寂，隻有我們兩個人在路上走。他扶著我，一步一步邁向木樨地的小河邊。 一路上，我都在想，“他一定能找到他的自行車。” 街麵上，成百上千的自行車狼籍一片，就象被打敗的千軍萬馬。很多自行車也被扔到河裏麵。 “我的自行車在河裏！”他大聲說。 我看見他下了河，隨手撈上來一輛車，就帶我回到了學校。 他打撈自行車的情景，我至今仍然曆曆在目，但異常奇怪的是，我根本就沒有看見他拿出自行車鑰匙打開車鎖這個動作，他把車拿上來，直接騎上就帶我走了。 這個人是誰呢？我那天晚上也居然沒有問他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2004年，我信了耶穌以後，常常聽這樣一首唱給耶穌的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裏麵有一段是這樣唱的，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你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沒有滑向死亡線， 你愛何等的長闊高深，我心發出驚歎…..” 每當我聽到這首歌, 我就淚如雨下。我驚歎上帝, 我慈愛的天父, 他在我患難中派人來安慰我, 派他的天使來保護我, 雖然那時我根本還不認識他。 在我絕望無助的時候，他靠近我，擁抱我，就如同牧人懷抱他的羊羔。 想一想，那天晚上，上帝如果不派人幫助我，我是爬都爬不回學校的，因為那天晚上以後的北京就徹底戒嚴了，我受了傷，身上沒有錢，街上也完全沒有交通。 上帝保守了我，因為他完全了解我會在15年以後找到他。 我坐下，我起來，上帝都曉得，他為我成就的一切，遠遠超過我的所求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