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傳統文化

悟空網友最近發了不少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帖子，動機是想從中找出一些中國弊端（如腐敗等）的根源。閱讀以後，覺得有些想法可以和他談論一下。說明一下，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甚淺，以前在以文化為主題的文學城文化走廊論壇，都沒有敢動“中國傳統文化”話題的念頭，不是沒有興趣，實在是覺得此題太大，老飄無力而為之也。

我們很喜歡找老祖宗算賬。歌頌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和批評中國文化的人都在走這個路子。先看看歌頌的人是怎樣做的，他們通常是將“五千年文明”，“孔孟之道”，“四大發明”放在嘴裏，“悠久”“流長”擱在心中，演繹出許多的民族優越感。似乎，有了老祖宗這些東西，中華民族即使以後不思進取，不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也絕對是地球上最優等的民族。這種思潮，加上目前中國經濟上一些騰飛事實，各種美麗的預測就出來了，“和諧盛世”，“世界第一”等等等等，似乎這個世界除了中國人以外，別的都是沒進化的野蠻人。如果中國社會有什麽弊端，那就歸結於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和咱們正統的文化沒有關係。

批評中國文化的人雖然得出和以上完全相反的結論，但思維模式是相似的。他們覺得如果不全盤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人就不能融入現代文明社會。這種思潮在中國國家命運處於低潮時尤其盛行。“五四”時代的“砸爛孔家店”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那時候的知識分子認為，隻要將中國傳統的東西打碎，西方文明就會照亮中國。實際上，很多人為打碎這個中國文化做了不少努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就是其中代表。他們勝利了，科舉製度沒了，孔家店沒生意了，清王朝也垮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也進入了中國。

那個時候，孫中山的憲政民主，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都是西方來的嶄新的東西，而且剛開始時還沒有“中國特色”的汙染。奇怪的是，沒過多久，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和“文言文”，科舉製度一樣被消滅得幹幹淨淨，但西方來的東西還是被中國傳統文化精靈染了顏色。從袁世凱到孫中山，再到蔣介石，有哪個真正脫離了中國文化的骨架。袁世凱終身總統幹了沒多久，還是覺得皇帝一言九鼎舒服，居然搞起了複辟。

孫中山發現用正常民主手段對付政敵太麻煩，而且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幹脆將國民黨改成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入黨要向黨的領袖宣誓和效忠。蔣介石更進一步，除了要求手下向自己效忠外，對於黨內外政敵，直接暗殺除掉完事。民主成了“武主”，還是中國那個“勝者王侯敗者寇”的邏輯。 搞到後來，誰也不在乎那個“民”，關鍵老子必須是那個“主”。為了從文化上樹立這種思潮的正統性，看看他們是怎麽做的。孫中山，蔣介石何時鼓勵過別人有和他們不同的自由思想？做到較好的孫中山連和他有不同看法的黃興都放不過，別說其他持不同意見者了。另外，他們都是用“仁義道德”這老一套來鼓勵手下隊自己的服從。具體各位可看當時“黃埔軍校”的文獻。

共產黨就不用說了，因為有了國民黨以武力統治政治的例子，他們通過武力掌握政權後，根本就不會有將政權交給人民的念頭。正如老一輩共產黨人說的“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你想要，拿腦袋來換。”

將近 100 年來，我們批評了，放棄了中國傳統文化，學習了西方文明，但實際上，傳統的東西一直留在中國人身上，搞到現在有個現象是，我們學了不少，但總是學不像。褒義說法叫“中國特色”，貶義說叫“傳統思想作怪”。隻有自然科學好一些，估計那是由於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麵幾乎是空白的緣故。在非自然科學的文化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如同以前我們常形容的資本主義經濟一樣，一直都是垂而不死 腐而不朽的。

如何正確理解文化的這種現象呢？是繼續地像有些人那樣繼續無條件的頌揚，還是像悟空網友一樣將 100 前的“砸爛孔家店”的旗子重新舉起來？

回答這個問題前，老飄認為有必要將傳統中國文化的發展曆史作一個簡短的回顧。

世界上每個民族，或者說某個區域的居民，都會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一般由史詩，宗教，哲學為其主要代表。中國文化的史詩部分非常精妙，除了三皇五帝的正統政權傳說外，“盤古開天”，“女媧補天”，“伏羲造人”，“精衛填海”等等都可以反映了這個民族奇妙的詩意和想象。如果在文字上略加處理，一點都不比“創世紀”遜色。隻是這樣的史詩沒有進化成某種宗教教義，以致在傳揚，繼承和發展上顯得有些萎縮。

中國的宗教部分在古時候似乎有些殘缺，但古時候祭奠天地的隆重儀式說明那時中國人的宗教活動還是非常發達的。可以想象，那時候也一定有一種相對完善的宗教教義，對人的生前來源和死後歸宿有明確的說明，不然何以能激起大眾的虔誠。中國的哲學部分由諸子百家整理成書，一直流傳下來。若將其和同時期發達的希臘哲學比較，也是有很多可圈可點的東西。

一個社會或一個名族，如果有了固定的史詩，穩定的宗教，和基本的哲學，接下來的就是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製度，藉此君王們就可以統治和教育他們的子民了。

看看西方社會，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下的歐洲基本就是君權第一的製度。那時候宗教和神權的力量還很小。君王之下，有很多貴族統治著自己的莊園，他們在自己的領地裏擁有絕對的權力。這種製度和中國周朝以前的分封製度有點類似。在土地很多，人口較少，以及交通不便的情況下，貴族間的爭鬥並不是主要矛盾，即使有些戰爭，但頻率很小，不足以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來平衡矛盾。

中國東周以前的社會也是一樣，那時候，中國雖然有很多的諸侯國，也有零星的衝突，但屬於基本穩定的時期。但是，等人口越來越多時，爭奪土地乃至爭奪王權的戰爭就越來越多了。東周乃至以後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一個例子。各個諸侯國為了自己的生存都必須要去思考如何去吞並別人，否則自己就會被別人吞滅掉。從一百多個諸侯國演變到最後的戰國七雄，你可以想象其中的慘烈。

在這樣的戰爭年代，一個國家要想取得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優勢，必然要接受新的思想。正因為如此，那個時期中國的思想家十分活躍，形成了所謂”諸子百家“的繁榮現象。大家也可以看到，那時的學說很多都是集中在如何強國和安民方麵，也都是由當時的市場所驅使的。當然，也有一些純哲學體係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經》。但當莊子將其發展的時候，也落入了治國安民的俗套。

如此演變到秦漢時期，國家通過進一步兼並，形成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一些不適合當時製度的思想和理論就被拋棄了。比如，鬼穀子的縱橫學說。 究其原因，我估計是這種學說對穩固當時的社會製度沒有任何好處。想象一下戰國時代的蘇秦和張儀，有著那麽多的成就，難道不留點 隻言片語下來 ? 估計留是留了，隻是讓後來的統治者給和諧了而已。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是這種文化轉變的縮影。秦始皇想，我們現在都已經是中央集權了，你還在那裏鼓吹分封貴族製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我不焚你坑你才怪呢。

秦漢初期，中國文化經過進一步整合，形成了黃老和孔孟兩大學派。漢朝初期，雖然君王以黃老學說為主，但還是能寬容別的思想。到了漢武帝，黃老的無為而治似乎對匈奴的攻擊有點過於軟弱。漢武帝為了改變漢高祖建立的許多固定製度，就動起了“砸爛黃老店”的念頭。而孔孟學說中的很多積極進取的想法和漢武帝的治國策略不謀而合。於是，漢武帝搞起了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製 “ 大一統 ” 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 識。從此以後，絕對的中央集權製度形成了，諸侯王從此在中國曆史上被拋進了垃圾推。另外，還由此形成的“犯強漢者 ，雖遠必誅”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從此以後，中國人似乎就很難接受“天有二日”的共和思想了。

在“大一統”的政治製度下，中國思想家的活動空間也被限製了。儒家的“安分守己”和“中庸之道”成了思想家和哲學家最安全的自留地，大家都在那裏研究如何完善更穩定的社會製度，以給統治者參考。但是，每到改朝換代的戰爭年代，老莊的那些自由思想又被造反者挖掘出來，成為儒家的補充。所以，演繹到後來，黃老思想並沒有被徹底拋棄。

到了漢朝後期，中國宗教思想的缺乏讓外來宗教思想的侵入提供了機會。哲學思想和治國思想的繁榮並不能滿足人們對生前來源和死後去所的宗教思考需求。於是，印度的佛教就如同現代的科學一樣沒有阻礙地進入了中國。佛教思想對“大一統”的政治製度沒有任何挑釁的地方，所以一進來就得到了君王和老百姓的推崇。其實，後來基督教思想也曾到過中國，之所以沒有那麽順利地被接受，是否和其中的“神權”至上，乃至君權受到威脅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至此，中國的文化思想就比較完善了。雖然佛教發展下來也有了不少“中國特色”的裝飾，但中國人有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文化思想體係。

後來的發展還是在哲學方麵，也就是對整合後的“儒家”學說的發展。其中影響最深的是南宋時期朱熹對“儒家”學說的貢獻。南宋時期，王朝實際上是偏安一隅的小政權。 靖康之恥和傳統上三分之二的國土被別人占領對持有“大一統”思想的中國人來說是個非常痛苦的事情。對此，人們思想上隻有兩種出路，一是重新建立“大一統”，以武力收複失地，但這似乎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另一個就是隨遇而安，不管冬夏與春秋，過咱舒服的日子。

當時的臨安政權地域雖小，但經濟非常發達。如果你放棄了收複失地的雄心，靜下心來過日子還是很舒服的。但這個和我們傳統的“大一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自然，思想家們不會滿足於這種醉生夢死的矛盾思想狀況，他們要給中國人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找出路。於是，朱熹他們就在儒家的天人關係上對前輩的學說作了修正。

孔子的《春秋》大義認為 “ 天命 ” 是一種不可違抗的必然勝 。 董仲舒認為皇帝是天之驕子，受命於天，大宗世襲，天是神化了的皇帝，皇帝是人化了的天。這些傳統儒家思想無論如何不能解釋當時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的合理性。於是，朱熹花了不少功夫，提出了用 “ 天理 ” 取代了 “ 天命 ” 。認為天理無所不包，無始無終 。並認為 天理雖是抽象之理，但一與人事相結合，就成了實理實學 。

這樣，儒家的思想第一次和政權君權分了家。也就是說， 不論在何種製度下，你都可以用儒家思想指導你的思維。朱熹的“天”和孔子的“天”相比，空間上大了很多。從哲學方麵看，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朱熹還繼續思考，提出了 “ 存天理，滅人欲 ” 的口號。具體有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 如何處理“理”與“欲”的矛盾。他說， “ 隻要一人之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 ” 。革盡人欲，排除過份的私欲便是去惡；複盡天理，循道而行的便是存善。

二． “ 人心 ” 必須服從 “ 道心 ” 。人心隻考慮到自己的需要，而不考慮到合理不合理；道心則在考慮到自己需要之外，還要考慮是否合理。凡事如果不摻雜私心貪念，堅守道心，則辦起事來可以執中不偏、恰到好處，這自然合乎天理了。

三． 強調道德，德教使人自覺遵守各種道德規範。

不想繼續展開了，老飄此處之所以特地提到朱熹，原因是流傳到現在的中國儒家思想實際上就是朱熹的思想。朱熹的思想雖然對特定環境下南宋時期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對以後中國人來說又添加了不少枷鎖。如果說接受孔孟思想的人是處於牢籠裏的老虎，那麽接受朱熹思想的人們就是處於牢籠裏的綿羊了。想象一下，當初曾國藩鏟平太平天國後，已有半壁江山，可以說他已經是出了籠子的老虎了，按照中國曆史上其他大權在握的人慣例，一定會以為天運已經降臨於他，接下來就是改朝換代了。可是，曾國藩中朱熹思想的毒太深，沒法在“天理”和“人欲”的糾纏上擺脫出來，居然自己把自己給自宮了。

後來的明清時代，基本上就是朱熹思想發展的時代。不僅如此，統治者還將其按照自己的意誌作了修正。中國人的反抗精神受到進一步的壓製，無條件地“滅人欲”得到無限製的擴充。進而形成了現代人人人想批地局麵。

不過，雖然中國文化有許多需要批評和摒棄的東西，但仍然有不少可取得部分。比如現在人們常提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換句話說就是反對極端。不論從養生還是治國，都是非常合理的思維方式。看看中國的６４事件，當初改革派曾經提出過緩和處理的方略，那時的學生如果有點“中庸之道”的方式，放棄那種“死磕”的態度，也不至於出現那樣悲劇的場麵。

還有，現代中國人在民主製度下的操作也是和傳統儒家思想背道而馳的。孔孟時代乃至董仲舒時代的儒家思想家何時排斥其他思想，和其他思想不共戴天？孔子求教過老子，董仲舒學說中吸取了不少黃老以及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看看，民國初期的中國國會，還有現代的台灣立法局，人們心裏想的都是你死我活。我說的都是對的，你說的都是錯的。互相討論和辯論的結果不是互相妥協，而是越來越極端地離開對方。你能找出一點中庸之道的影子嗎？如此的行為，你能歸結為傳統的“中庸之道”給你造成的毒害嗎？

另外，文化的衝突和融合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是一個人力的過程。想當年老毛搞破四舊立四新，結果也隻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轟轟烈烈，還造成了不少啼笑皆非的副作用。五四以後，中國人不學孔孟之道了，像老飄這樣的人，也隻是在批林批孔時才第一次知道孔老二的話。結果呢，等老飄後來讀了些四書五經後，還是要低頭折服的。

所以老飄以為，批評或頌揚某種東西，一個重要的作業是要了解這個東西。好多時候我們在批評和頌揚中國傳統文化時，都處於一種對其理解的模糊狀態上。如此批判，是不是和我們當初念小學時批人家孔老二一個意思了。因而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老飄覺得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也有一些該批判的東西。一味無條件地頌揚和一味無條件地批評都不該是可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