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王權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中國政治

最近看了一些關於政治合法性的文章，有一些感受。加上走廊突然開了政治話題活動，勾起了侃興。所以就著這個話題說說本人對中國政治的看法。

我們學幾何的時候都知道有一個公理，那就是兩條平行線永遠不能相交。這是一切定理和推論的基礎，你承認或不承認它，就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幾何理論: 歐幾裏德幾何和非歐幾何。 更重要的是，你如果將這兩種體係中的定理混在一起解決問題，肯定會出亂子。

以上的情形不限於科學領域，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遇到這個問題。例如中國人天生就有一個贍養父母的義務。作為中國人，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個無依無靠的老人，你第一反映就是這老人沒有子女，或者他的子女不夠孝順，沒有盡好義務。可是，西方國家就不同，他們對子女沒有設定這項義務，父母的生活由自己或者國家來負責。所以，如果哪天你兒子找個洋媳婦，你按照中國人的習慣，理所當然地住在你兒子家。並拿著中國老人的派頭給兒子媳婦發號施令，結果洋媳婦哪天不高興把你轟到大街上，你可千萬不能找律師同她打官司，不然你不但贏不了官司，還得白白賠上律師費。

生活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或者說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就有一套這樣類似的公理。對於這些公理的合法性，人們一生下來就將它們刻到腦子裏。並沒有多少人去思考它們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也很少有人沒事找事去想著推翻它們。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文化曆史，自然也就有很多公理的東西。政治也不例外，封建社會中國政治的理論和製度都是建立在這些公理之上。當然我們隻是不用“公理”這個幾何術語來描述它，在政治上我們叫它“政治合理性 ”或“政治合法性”。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的“政治合理性 ”，我們不妨先從曆史各階段看看西方世界和中華民族關於“政治合法性 ”的變遷。

在宗教沒有進入國家政治之前，西方和中國可能都有一種類似的政治製度，那就是現在常說的“王權”政治。部族首領或國家君王享有至高無上的政治統治權和決策權。盡管有一些王族成員的約束，但君王的個人意識是一切政治的主宰。作為臣民，你如果想要參與政權管理，你必須要忠於君王，唯他的意誌是從。如果你實在受不了王權對你的欺壓，你隻能出走到別的國家，或者你揭竿而起，挑動老百姓起來和你一起把舊王權打倒，自己成為新的君王。

但是當宗教強大起來以後，人們思想中就出現了一個高於君王的另一個權威，那就是神。這時候，雖然君王權利依舊強大，但人們對其忠貞程度就有了水分了。如果一個君王胡作非為，人們就會意識到到這個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偏離了神的意誌。如果有宗教界首領的加入，反抗勢力就很容易糾結起來。這時，即使是君王，他在心裏也受到了神權的威懾。還有，不論是君王還是臣民，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君權神授。君王隻是神的使者，同大臣和老百姓一樣，都是為神服務。在中國古代，雖然一直沒有強大的宗教勢力，但人們心裏還有有個模糊的神，那就是天。如果用君權天授來描述，也是說得過去的。

以後的推演就把中國的政治與西方的政治引到了不同的道路。主要區別就是君王與神關係的位置上。中國人把皇帝稱為天子，也就是說皇帝就是天神的化身。對於這個真龍天子來說，你反對他也就是從某種程度上反對天，反對神。所以，中國人對皇帝的忠誠就超越了人對人崇拜的範疇。這樣一來，如果有兩個皇帝同時存在，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證明誰是真正的天子。這種證明過程往往是用戰爭為手段的，直到最後隻剩下一個天子和一個皇帝以後，人們才在心裏找到了安寧。 這點也從某種意義上說明了中華民族追求大一統的心理根源。

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源於農民起義。起義首領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是由於生活勢態所逼，並沒有稱霸天下的雄心。可是一旦你揭竿而起，你就把自己放到了爭奪天子大位的拳擊台上。要不你把現有的皇帝和其他競爭者擊倒，要不你就被他們擊倒，絕對沒有緩和的結局。陳勝也好，劉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陳有諒也好，都是沿著這個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規則在曆史上劃軌跡的。其實想象一下，他們哪裏有那種不共戴天之仇。隻不過他們不能退縮，因為他們清楚，老百姓心裏隻能接受一個天子！

西方人就不同了。由於君王在老百姓心裏的定位沒有神化，都是神的使者。如果你哪天在某個地方打出來個王權，後來不想再打了，或者打不動了。你和周圍的其他君王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下來，可以互相稱兄道弟，發展外交，互相訪問。老百姓生活在多個君王的世界中也沒有心理負擔，隻要心中的神是唯一的，作為神的使者的君王多幾個又有啥關係。

後來西方的政治更進一步，人們對君王的崇拜愈加淡化了。人們覺得在神的麵前要人人平等，你君王為啥就該享受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權利。國家大事我們老百姓也該插插手。既然“天授君權”，“神授君權”，為啥就不能“天授人權”，“神授人權”？ 為此，一些人權主義積極分子從理論上為這種政治合法性進行了一係列探索。合理性上倒還好辦，在神的麵前人人平等早就由宗教人士告訴了人民。但具體運作製度就要做文章了。以前一切有君王做主，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現在大家都有權利，你說一，我說二，他說三，最後到底聽誰的？後來，有人提出來少數服從多數，大家都覺得還不錯。這就形成了另外一種別於“王權政治”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規則，隻要是多數人說的，那就是合理的。盡管那些少數人在心裏還不服，還認為多數人說的不對， 但也隻好妥協了，接受了。為的是以後當自己是多數時，別人也要妥協。由此，西方新的政治製度就誕生了，也就是現在所稱的“民主製度”。

在西方人為新的製度歡呼雀躍的時候，中國人仍然生活在“王權政治”的平靜生活裏。如果沒有近代曆史上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估計我們自己不會自動拋棄這種政治製度。鴉片戰爭以後我們所受的屈辱不僅讓清朝政府衰敗了，還迫使中國人反思自己的製度來。除了在科學領域的落後外，我們還發現我們的“王權政治”是造成這種落後的主要原因。另外，日本人明治維新的成功更刺激了仁人誌士們要推翻“王權政治”的決心。我們費了不少努力，最後打倒了清政府。後來孫中山把西方的民主製度引進來，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國家。我們有了國會，有了議員，有了總統，總理， 可是大家慢慢發現這套東西行不通。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按少數服從多數搞出來的決議，那些少數人根本不賣帳。本來政治人物在議會裏麵投票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表明自己的立場上，可我們確把精力放在證明我們看法的真理性上，希望別的人都跟著我們走。顯然這種努力是徒勞的，神聖的國會成了大家互相攻擊謾罵的場所。碰到實在妥協不了情況，罵不足以泄憤，就拳腳相向，在國會裏打起來。最後，做了大總統的老袁也受不了這種說話不一定算數的破規矩， 想念起以前“王權政治”的好處來。老兄幹脆解散了國會，自己做上了皇帝。

當然老袁還要成天子已經是不得人心了。後來孫中山也用了古代農民起義的手法在南方造起反來。這時侯中國政治製度已經和“民主製度”分道揚鑣了。孫中山雖然沒有貴為天子的意圖，但在國民黨內他已經是一言九鼎了。到了老蔣時期這種“王權政治”色彩就更加明顯了。雖然大家不再在心裏麵把他這個獨裁領導人看成天子，但他說話行事應和皇帝無異了。

你說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怎麽會容忍與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人在國家政府內玩“少數服從多數”。 他們很自然地把西方政治製度地好處忘掉了，重新回到勝者王侯敗者賊的老船上和共產黨賽龍舟。等到共產黨人用武力打敗了國民黨，老毛他們自然也不會搞那個很難受的“少數服從多數”。江山是老子打的，老子能把這東西和你們分享？搞西方民主，搞多黨製，開什麽玩笑，要江山也行，要靠實力說話，用幾千萬人頭來換！

老百姓呢？老百姓其實也對那“少數服從多數”沒多大感情，相反還更容易接受誰厲害誰說了算的老規據。有人說這是中國人民缺乏民主教育的結果，我認為未必。其主要原因是我們在文化上一直都沒離開“王權政治”的框架。唯有不同的是，我們把以前那個呆板的皇帝換成了現在麵帶微笑平易近人的領導人。

也有人說中國要想民主需要一個大公無私的偉人，通過他擁有的“王權政治”製度下的特殊權利，強行將西方的民主製度實行起來。我不想將其想法歸於天方夜譚，但是即使是這樣，我仍然對實行的順利程度抱懷疑的態度。看看台灣議會中的亂向，你能感到它和老袁時期的議會有何種分別嗎？ 大家真能做好“少數服從多數”製度下的少數嗎？我們經常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其實這話就是民主製度的攔路虎。如果我們真的無條件地接受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合理與合法性，我們可能就不會這樣執著地追究真理了。

小時候我喜歡提問題，其中就跟老師提到為啥兩條平行線不能相交的問題，我還舉了不少它們可能相交的例子。最後老師不耐煩了，說：“你要老是在公理的合法性上徘徊，就幹脆就不用學幾何了。”

現在，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如果老是在政治合法性上打圈子，一會兒要民主，少數服從多數，一方麵又搞領導人權威，要民主集中製，我們是不是就幹脆不用談政治了。

[飄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