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說
過客亭裏說歸塵，一壺茶，半生話。不討好，不送別。
第三篇 史量才：我有百萬讀者
1934年11月13日，午後。
滬杭公路翁家埠路段，一輛黑色防彈轎車正加速駛向上海。車內坐著《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他的妻子沈秋水、兒子史詠賡，以及兩名保鏢。他們剛從杭州別墅秋水山莊啟程不久。
後麵追上來一輛老式別克敞篷車。史量才的司機從後視鏡裏看見了，但沒太在意——這條路他跑過無數遍，從沒出過事。
他錯了。
別克車逼近的瞬間，車上數人同時拔出手槍，對著轎車後胎連開數槍。司機猛打方向盤，車衝出路麵，撞上一棵大樹。保鏢下車拔槍還擊，但三人皆被亂槍射殺。史量才推開車門，踉蹌著奔下公路，躲進路邊一間茅草屋。追殺者循跡而至，砸開後門，對著他的後腦勺連開三槍。
這位中國最有錢的報人，一生中擁有數不盡的財富、二百萬讀者、蔣介石也要忌憚三分的影響力，最終死在一條不知名的鄉間小路上，享年五十四歲。
消息傳回上海，輿論一片沉寂。《申報》失去了它的靈魂。
殺他的人，是軍統特務。下令的，是蔣介石。
史量才究竟做了什麽，讓一國之總統非要將他置於死地？
這得從他如何經營《申報》說起。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江蘇江寧人，年輕時考中過秀才。科舉廢除後，他果斷放棄功名舊路，轉入新式學堂學習理化，開始接觸現代科學。他是個天生的商人——早年在上海灘辦過女子蠶業學堂、當過買辦、搞過實業，樣樣都做得風生水起。
1908年，他第一次接觸《申報》，還隻是兼職編輯。那時的他，還隻是個在報館打工的年輕人。
1912年，他三十一歲，決定買下《申報》。
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人生，也改變了中國新聞史。當他從英商美查手中接過這份已出版四十年的老牌大報時，有人懷疑這個蠶絲商人能不能辦好報紙。史量才的回答是：用市場的方式說話。
他引入英國《泰晤士報》的先進管理模式，斥巨資更新印刷設備，高薪聘請一流記者和編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申報》的辦報方針：“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
不到十年，《申報》發行量從幾千份飆升到十五萬份，成為全中國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商業大報。史量才也從一個普通商人，變成了中國報業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報業大王”。
他有錢。巨大的財富讓他有了與權力對峙的資本。一般的報紙拿了政府津貼，就得為政府說好話。史量才不需要。他有廣告收入、有發行收入、有自己的產業——他在上海灘是真正站著掙錢的，不是跪著討飯的。他不靠當局發工資，當局就不能叫他閉嘴。
史量才做生意有一套，辦報也有自己的風格。他不想把《申報》搞成什麽革命刊物——他是個商人，不是革命家。他信奉的是“獨立之報，冷靜之論”，不衝動，不冒進，一句一句地講道理。但偏偏就是這種溫吞水式的堅持，最讓當局頭疼。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了東北。全國上下群情激憤，學生們湧上街頭請願。蔣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在輿論麵前節節敗退。《申報》做了什麽？它開始發表社論。這批社論不是振臂高呼上街革命，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停止訓政，實行憲政。”“黨不能代表國。”
這比罵娘還要命。軍閥殺人，是為了一句話；蔣介石殺史量才，是為了這幾個字——“黨不能代表國”。這句話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
蔣介石決定親自會會他。
關於這次會見，流傳最廣的版本是這樣的：蔣介石設宴款待上海報界頭麵人物，史量才列席。席間，蔣對他說：“史先生，我有一百萬軍隊，你說話可要小心。”史量才看著他，回了一句：“總統，我有一百五十萬讀者。”
百萬軍隊對百萬讀者——這一問一答，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場“文豪與軍閥”的對話。史量才沒有罵人，沒有暴怒，他隻是平靜地陳述了一個事實：你有槍，我有筆。你的槍可以殺我，但我的筆可以喚醒更多人。
蔣介石動了殺心。
1934年秋天，史量才似乎察覺到了危險。他把《申報》的辦報方針從抨擊當局，悄然轉向支持“抗日統一陣線”。他沒有屈服，隻是換了一種更迂回的戰略。但為時已晚。蔣介石已令戴笠製定暗殺計劃。軍統特務在滬杭公路沿線埋伏數日，終於等到了那輛從杭州開出的轎車。
史量才死後，他的妻子沈秋水站在秋水山莊頂樓彈了一曲《廣陵散》，曲終投琴入江，此後終身不再撫琴。他的兒子史詠賡負傷逃走，後赴香港，從此不問世事。《申報》被迫改組，從此不再是一家獨立的報紙。
一座報業大廈，轟然倒塌。
回頭看這一百年，史量才的“死因”究竟是什麽？
蔣介石的暗殺令固然是直接原因。但更深一層的死因，是那個時代最大的詛咒：誰講道理，誰就是最大的反賊。
邵飄萍罵了張作霖，死。林白水諷刺了潘複，死。史量才沒有罵人，他隻是講了幾句不該由他來講的道理。他以為自己有資本、有地位、有讀者，就可以當那個講道理的人。但他忘了——當一個政權把槍杆子當作唯一的道理時，任何人的嘴，都不該張開。
他的那句“我有百萬讀者”，後來成了中國新聞史上最豪邁的名言。但他自己也為此付出了最昂貴的代價。他死後，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報人”，意思是：在他之前，報人頂天立地；在他之後，報人銷聲匿跡。
從邵飄萍到林白水，再到史量才，一條線漸漸清晰。
邵飄萍的死，是一個人的悲劇。他孤身赴死，是自願的；可以選擇沉默，卻選擇了說話。
林白水的死，是一群人的悲劇。他和邵飄萍百日之內接連倒在同一片刑場上，讓報界明白了說真話的代價。
而史量才的死，是一個階層的悲劇。他有錢、有槍、有讀者，樣樣都有，本可以袖手旁觀，卻偏要去惹。最後連蔣介石都容不下他。
當最有錢的人說了真話也被殺，那麽真正被殺的，就不是一個史量才，而是所有想說真話的有錢人。從此往後，財富再不敢收買良心，權勢再不許筆杆代言。
一個階層的史量才死了，引來了一個另類的殉道者。
他不是報人，卻為說話的權利而死。他也不是商人，卻同樣要在槍口和政治間做出選擇。
（第三篇完。敬請期待終章：楊杏佛——《又為斯民哭健兒》）
此文為庚兄與歸塵共同作品。庚兄一語定魂，歸塵執筆。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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