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的龍安睡了六十多年。從高祖崩逝到文景之治,長安城裏的未央宮一天比一天安靜
,田裏的莊稼一年比一年稠密,邊境的烽燧一座接一座地熄滅。百姓休養生息,國家積
蓄日豐,倉庫裏的糧食多到發黴,銅錢堆滿了府庫的每一個角落。
但在這片太平盛世的
表象之下,潛藏著三道裂痕:北方的匈奴年年南下劫掠,雖與匈奴和親,但邊患始終未
平;國內的諸侯王國尾大不掉,雖然高祖剪除異姓王、文帝平定濟北王劉興居之亂,同
姓封國仍占據天下大半;而最根本的問題在廟堂之上——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已經不夠
用了。
帝國需要一個方向。
而能給出這個方向的人,在公元前141年登基。
他叫劉徹,後來人們
叫他漢武帝。
他登基的時候十六歲。十六歲的少年天子,麵對的是一群曆經三朝的老臣
和外戚。
他的祖母竇太後掌握著最終決定權,她信奉黃老,厭惡儒學。劉徹的第一次新
政嚐試,因為觸怒了竇太後而失敗。
他推舉的儒生趙綰觸怒太後,下獄死;他提拔的丞
相竇嬰和太尉田蚡被免職,新政全部被廢除。
他回到宮裏,沉默了很久。
他學會了等待
。等到竇太後去世,他才真正掌握權力。
劉徹掌權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打匈奴,而是下了一道詔書。
這道詔書在中國曆史上
,和秦始皇的“可之”一樣重要。
他命令各地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從全國各地
湧來的數百名讀書人,在長安的未央宮裏,對著皇帝策問。
他們的答卷堆滿了案幾。其
中一份簡牘,讓劉徹反複讀了很多遍。
這份簡牘的作者,是廣川人董仲舒。董仲舒不是
一個單純的儒生,他把陰陽五行、天人感應、法家權術、道家宇宙論全部糅進了孔子的
框架裏,創造出了一套空前宏大的理論體係。
他向武帝提出了三策,史稱“天人三策”。
他說,天不是沉默的,天會用災異來警示君主。君主如果失德,天就會
降下災禍。反之,君主如果修德,天就會賜福。
這套“災異論”後來在漢代盛行,它
讓皇權第一次有了外部約束——你可以不信大臣,但你不能不信天。第二策:教化。
他說
,人性是可以被教化的。君主不能隻用刑罰來威懾百姓,還要用禮樂來教化他們。
而教
化必須從建立太學開始,用儒家經典培養人才、統一思想。第三策:一統。
他說,“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現在人們各有各的師承,各有各的主張,百家
說法各不相同,思想混亂,朝廷無法統一政令。
他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的學說,全部斷絕其進仕的途徑。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由來。
劉徹采納了其中的核心主張。
他在長安設立太學,以“五經”為教材,從地方選拔孝廉和
秀才進入太學,學成後直接入仕。劃時代的製度——以前做官靠出身、靠軍功、
靠推薦,現在加上了一條靠考試。雖然察舉製在早期仍以推薦為主,但學問成為入仕的
標配,這為後來的科舉製奠定了基礎。從那以後,中國的官僚不再隻是功臣集團或外戚
勳貴,而逐漸被一個新興階層取代:士大夫。
他們是讀書人,他們的權力來源不是血統
、不是戰功,而是對儒家經典的掌握。
這套製度在此後的兩千年中不斷被改良、強化,
最終成了中國政治體係中最穩定的部分。
而“獨尊儒術”並非消滅百家,而是讓儒學成為
官方的正統意識形態。漢代的儒生其實兼通陰陽、名、法,但在廟堂之上、在太學之中
、在郡國的官學裏,儒經是唯一合法的教材。
這件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政治製度的範疇。秦始皇用郡縣製統一了國家的行政體係,
漢武帝用儒學統一了國家的思想體係。行政體係是骨架,思想體係是靈魂。從那以後,
不管帝國分裂還是統一,改朝還是換代,所有在這片土地上建立的政權都共享著同一套
核心價值觀:忠、孝、仁、義、禮、智、信。你可以不信皇帝,但你必須信孔子。你可
以推翻一個朝代,但你推翻不了這套價值觀。龍的傳人,至此才有了確定的共同精神內
核。
此後,劉徹將目光投向了北方。匈奴的威脅,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漢初六十年
實行和親政策,但依然沒有換來和平。匈奴騎兵年年南下劫掠,邊境百姓不得安
寧。劉徹決心主動出擊,他要用騎兵對騎兵,用長途奔襲對長途劫掠。
他找到了那個能
替他實現這個想法的人——衛青。
衛青的出身低微。
他是平陽侯府的女奴衛媼與人私通所生的兒子,童年時替人牧羊,受
盡欺淩。
他的姐姐衛子夫入了宮,他也因此被召入宮中做侍衛。
但衛青不是靠裙帶關係
上位的——他確實會打仗。公元前129年,劉徹派出四路大軍北伐,三路失利或無功,隻有
衛青攻入龍城,斬首七百餘級,一戰成名。此後數年間,衛青七次出擊匈奴,收複河套
,漢朝在此設置朔方、五原二郡,從內地招募十萬移民墾邊。從此長安不再直接暴露在
匈奴的刀鋒之下。
與衛青同時代,有一位更年輕的將領脫穎而出——霍去病。
他是衛青的外甥,十七歲隨衛
青出征,率八百騎兵脫離大部隊,孤軍深入,斬首兩千餘級,俘虜匈奴單於的叔父和相
國,一戰封侯,賜號“冠軍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萬騎出隴西,轉戰河西走廊數千
裏,連破匈奴五王國,斬首三萬餘級,繳獲匈奴祭天的金人。匈奴失去了祁連山和焉支
山之間的遼闊牧場,悲歌在草原上傳唱:“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漢朝在此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從此納入版圖
,中原與西域的通道就此打開。公元前119年,漠北決戰。衛青和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
分兩路深入漠北。衛青遭遇匈奴單於主力,以武剛車環營布陣,在狂風大作、飛沙走石
中與單於鏖戰,最終單於遁逃。霍去病則一路北上,封狼居胥——在狼居胥山上築壇祭天
,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高規格的慶功儀式。
這一年,霍去病二十二歲。兩年後,他病逝
了,年僅二十四歲。漢武帝把他的墳墓修成祁連山的形狀,墓前的石雕——馬踏匈奴——至
今還矗立在陝西興平的茂陵陪葬墓前。那匹馬沒有嘶鳴,沒有騰躍,隻是安靜地踩在一
個匈奴士兵的身上。它等了兩千年,等來了一個不再需要它的時代。
在衛霍二人開疆拓土的同時,另一個人正在長安城裏寫著中國曆史上最遼闊的一部史書
。
他叫司馬遷。
他的父親司馬談是太史令,臨終前拉著他的手說:我死之後,你必為太
史。你一定要把這部史書寫完。司馬遷含淚答應了。父親死後,他繼任太史令,開始整
理史料。公元前99年,李陵之禍發生。李陵率步卒五千出擊匈奴,與單於主力遭遇,兵
敗投降。武帝大怒,滿朝文武噤若寒蟬。司馬遷在朝堂上說了一句公道話:李陵以孤軍
與數倍於己的敵人血戰多日,殺敵過萬,彈盡糧絕,降匈奴隻是暫時的。武帝認為他在
為李陵開脫,將其下獄,定為死罪。司馬遷沒有選擇死。
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接受宮刑
,以殘軀活下來,繼續寫《史記》。
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他不能輕於鴻毛地死,因為他還沒有寫完那部史書。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餘字。它從黃帝寫到漢武帝,
從盤古開天辟地寫到大宛列傳。它是史書,也是史詩。司馬遷寫的不隻是帝王將相,他
也寫刺客、遊俠、滑稽、貨殖。
他寫古人的喜怒哀樂,就像在寫他同時代的人。
他用一
部史書,把之前所有零散的記憶整合進同一個敘事框架裏。從那以後,炎帝、黃帝、堯
、舜、禹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傳說——它們變成了同一個族群的祖先。中國有了第一個完整
的“通史”。正因為司馬遷,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是龍的傳人。
在衛青的龍城、霍去病的祁連山、司馬遷的竹簡之後,另一個人將把龍帶到更遠的地方
。
他叫張騫。公元前139年,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去聯絡匈奴的宿敵大月氏。使團剛過
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騎兵包圍了,張騫被俘後在匈奴滯留了十幾年。
但他沒有忘記使命,
終於找到機會逃脫,橫穿大漠,翻越蔥嶺,到達大宛、大月氏、大夏。大月氏已無意東
還,張騫的出使沒能達成結盟的目標。
但他帶回了河西走廊的輿圖,帶回了烏孫、康居
、安息、身毒的信息。在他的身後,漢朝的戰馬踏過河西走廊,漢朝的絲綢運往羅馬,
漢朝的使節走向波斯。那條路,後來被一個叫李希霍芬的人,命名為絲綢之路。
儒家思想、軍事功業、通史敘事、絲綢之路——劉徹用他五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把這幾根
纜繩擰成了一條鐵索。鐵索的一頭拴著帝國的船錨,另一頭通向遠方。
而龍,作為這個
民族的精神圖騰,在這個時代完成了它最本質的身份確認:它不再隻是刻在玉上的胚胎
、鑄在鼎上的紋飾、畫在陶盤裏的禾穗。它變成了一個族群的姓名。
龍的傳人,至此正式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