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8、公社見聞
我和姐姐到團山子後，沒有再參加過公社召開的知青會議，甚至都不知道還開不開這樣的會議，我們真正成了跟社員們一樣勞動、生活的農民。
1971年7月1日傍晚，我們聽著廣播喇叭裏播出的紀念文章和社論，激動起來，想寫一篇文章抒發情懷。姐姐放下飯碗，就趴在寫字台上草書了一篇大發感慨的文章，從南湖航船到井崗烽火，從雪山草地到遵義會議，從延安禮堂到天安門廣場，洋洋灑灑，寫了七、八頁，連抄寫一遍都沒有，就落上了我倆的名字，投到了縣廣播站。這篇稿件被縣廣播站連播了兩三天，念了若幹遍。不久，公社的宣傳幹事高國禮到團山子大隊了解姐姐和我的情況。
一個月後，高國禮來到團山子通知我：公社領導經過研究，調我去公社任專職報導員，吃、住在公社大院，每月領取30元補助。我不想離開家，更不想生活在一個周圍全是領導和上級的環境裏。可是媽媽說，這裏隻是一個生產小隊，接觸的人和事很有限，公社的天地總會大一些，會見識更多的人和事，了解更大範圍的社會狀況。我覺得媽媽的話有道理，接受了這個陌生而一無所知的工作。
公社大院的南北兩邊各有一排平房，住在這裏的有革命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們。領導們工作的辦公室、會議室都在南排房裏。住宿的女性隻有四個人，其中廣播員、話務員都住在自己的工作間裏，也在南排房，我和副主任老孟住在北排房的同一房間。
我入住到公社不久，就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天夜裏，大院裏的人都熄燈入睡了，突然從南排房的方向傳來呐喊：“快把燈打開，快起來看流氓的醜惡表演！”一瞬間，兩排房間的燈都亮了起來，人們紛紛湧到了南排房窄小的走廊裏，擠著向其中關閉的一個房間張望。公社委員老徐帶著幾個人衝進去，把被堵在屋裏的副主任老杜和老孟押了出來，他們兩個衣裳還沒有穿好，是從床上抓起來的。這時我才反應過來，這一夜是我一個人住在房間裏的。老徐指揮人們把抓到的兩個人帶到會議室裏，開起了批判會，一些人連喊帶叫，煞是厲害，兩個人低著頭不吱一聲。
我嚇得偷偷溜出房間，回到住處關好門繼續睡覺,可是外麵的嘈雜聲很大，根本睡不著。那一夜，整個大院一直燈火通明。第二天，全院的人都在議論著這個“大事件”,我才明白，這裏的人們早就形成兩個對立的派係，一直在鬥，這次帶頭抓人的老徐和被抓的杜書記分別是兩個派別的頭頭。至於他倆的矛盾起源和利益焦點，我已不記得了，但那一夜發生的鬧劇卻讓我大開眼界，見識了“內部鬥爭”的醜態。那個事件發生後，我逐漸分清了不同派係的成員，知道了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我想不明白，他們在如此認真地較量爭奪，把精力心血都用在這種明爭暗鬥中，究竟有什麽意義？
到公社兩個多月後的一天傍晚，我和廣播員一起從食堂出來時，看見管後勤的老閆和幾個幹部圍坐在南排房的大門口聊天，似乎在討論什麽問題，每個人都在幫他出主意，他抬頭招呼我們過去聽聽。原來是縣革委會主任、武裝部政委幾天之後要來公社檢查工作，他們正在研究接待縣領導的宴請規格。一個人說，最起碼要十二個菜以上，另外幾個人說“十四個”，“十六個”，“十八個”。我不明白，縣領導不是貧下中農的代表嗎？下來檢查工作，為什麽要這麽大動幹戈？我們公社是興城縣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這裏的農民每日三餐能吃上高粱米飯、白菜蘿卜，已算是很好的生活了，很多時候僅僅是鹹菜加生菜蘸醬而已，要做十幾個菜得需要多少材料啊！聽他們興致勃勃地談接待宴請，我感到很壓抑。
兩天後的晚上，又聽見老閆講他已專程到縣領導剛剛去過的紅崖子公社取經，了解到人家做了二十四個菜招待縣領導。他參照紅崖子公社的詳細菜單，已訂好了我們公社的招待食譜，共二十六個菜。他的原則是招待規格一定要超過縣領導前麵經過的所有公社。第二天我回到公社時，縣領導已經來過了，老閆還坐在大門口，陶醉在招待縣領導盛宴後的興奮中：不僅數量超過紅崖子，質量也更勝一籌。幾天後傳來堿廠公社招待縣領導的消息：二十八個菜。老閆說：“他們在我們之後，怎麽都是要超過我們的。”這一場三個公社的比拚，除了招待領導的菜從24個到26個又到28個，不知道還有什麽別的內容。我不理解：縣領導們為什麽不製止這樣無聊的競爭呢？
我不願在公社大院裏多作停留，每天吃過早飯就走，晚飯時才回來。我打著公社報導員的旗號，去找每一個大隊的報導員聊天，了解新聞，分析大隊生產形勢，擬出報導題目，鼓勵他們寫出自己有興趣的稿件。我和幾個誌趣相同的人逐漸成了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談時事，暢所欲言，各抒已見。我回城後，還和他們之中的兩三個人通信聯係，其中通信時間最長的是三台子大隊報導員任玉霞，但最終我們還是失聯了，想起來令人遺憾。
當報導員的一年裏，我參加了兩次由縣革委會宣傳報導組組織的培訓班，每次兩周。縣裏的主辦者很負責任，不僅給我們講報導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還講具體的技巧運用，並指派典型現身說法。這樣的培訓很有實效，使多數人在短時間內掌握了審時度勢的套路和領會領導意圖的捷徑，成為了各級媒體中的活躍人物。我也搞清了自己不是適合做這個工作的人，因為我對培訓不僅沒有興趣，還對套路和捷徑很反感。
那個年月正是農村學大寨的高潮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領導不斷有別出心裁的新指示、新要求，忽而要修梯田，忽而要挖方塘，而且上麵的指標越來越具體，越來越詳細，甚至明確到哪一個農作物可以種，不可以種，哪一個生產隊隻能種什麽，不許種什麽的地步。某個階段，隻要提出一個新口號，便必須一律照辦，毫不例外。一個“以糧為綱”，所有的農田便不可以種瓜種豆；一個“不許種三辣”，蔥薑蒜便會在莊稼地消失；一個“割資本主義尾巴”，便不能養雞養鴨養鵝或把自留地裏種的菜拿到集市上去賣。農民們不許做的事情越來越多，甚至喊出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莫名其妙的口號。
一次我在廣播喇叭裏聽到三道溝公社一個大隊報導員寫的稿件，是講一個大媽養的雞踩壞了生產隊莊稼苗的“事件”。大媽被斥為“劉少奇反黨集團的殘渣餘孽”、“破壞集體經濟的跳梁小醜”、“反對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反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黑手”等等，令人不可理喻。這樣的稿件我無論如何都寫不出。
一段時間裏，各個大隊無一例外地掀起了修方塘的熱潮，不僅白天大幹，晚上還要挑燈夜戰。我每天奔波在各個大隊的工地上，采訪社員勞動中的典型事例。一次我采訪揀金大隊勞動現場的報導稿在縣廣播站播出後，在縣廣播站任職的我校高三年級學長劉乙非大哥特意到揀金公社找我，給我講了半天課：如何寫好報導，提高“層次”，哪些能寫，哪些不能寫，如何跟上領導的宣傳口徑。我知道，他是來幫助我的，可我很難接受他的寶貴經驗。雖然我沒有專業係統的學習過新聞學，卻知道一個淺顯而簡單的道理：真實，是報導的基礎和靈魂。在我擔任報導員的一年裏，隻投給市報社兩篇稿件，雖然寫的不痛不癢，也被采用了。送到縣廣播站的稿件很多，雖全被播出，但我知道有些是不符合劉乙非大哥要求的。
1972年10月，我被招工回城了。向公社大院裏的人們告別後，我坐上開往縣城的公共汽車。公社主任老徐追了上來，在車窗口大聲對我說：“你就這樣走了嗎？你還沒有加入組織，你就甘心這樣走了嗎？”我告訴他：“我什麽都不要，我要回家。”老徐臉上滿是遺憾惋惜，甚至失望。我卻沒有留戀，沒有不舍，也沒有高興，沒有快樂地離開了揀金，離開了興城，離開了農村,離開了我曾立誌“紮根”的廣闊天地,離開了我曾決心“繡紅”的地球一隅。
四年的農村生活，轟轟烈烈開始，悄無生息結束。我22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