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嚴父慈父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的班主任老師是軍屬。一天早上我剛進教室，老師就走過來對我說，她的兒子昨夜發燒，可能感冒了，請我爸爸在醫院開些消炎藥來。吃中午飯時，我和爸爸說了這件事。本以為是很簡單的小事，沒想到爸爸嚴肅地對我說，發燒是可以有很多原因的,要去醫院看，怎麽能隨便自己開藥吃呢？爸爸告訴我，如果老師帶孩子看病，可以找他。
我把爸爸的話轉告給老師。老師什麽話也沒說，就掉過頭去求了另一個同學，我家的鄰居，爸爸是某醫院的院長。第二天，我的鄰居同學就興衝衝地拿了一包藥交給老師。老師當著很多同學的麵高聲說：“謝謝你爸爸。”
這件事過後，老師接二連三地讓他幫忙辦了很多開藥、體檢、治病之類的事情。不久，鄰居同學成了第一批入隊的隊員，二年級時，又當上了大隊委員。在班裏，我感到了老師的冷漠和不屑。我抱怨爸爸：“就請你開點兒藥，有那麽嚴重嗎？別人爸爸能辦，你為什麽不能辦？”爸爸不為所動：“別人做什麽是他的事，我做不到。醫院就是看病的地方，有病就得去醫院看，如果買藥應該去醫藥公司。”
小時候，我常常生病，每次都是爸爸用自行車帶我去他工作的醫院看病。爸爸總是把我放在候診椅子上，和普通就診的患者一道排隊掛號，排隊就診。不管遇到什麽大夫，爸爸都一樣的帶我就診，從沒特意找過知名的醫生和專家，盡管那些人都是他的同事。童年的我記住了爸爸遵守的就醫規則，知道那是任何一個患者都應該遵守的規矩。
從那時起到今天，每一次看病，我都像爸爸當年一樣，沒有利用關係找過人，沒有送過錢，即使患了癌症做手術時也是如此。有的朋友不理解：“人家想找關係求人都找不到呢，你有這麽好的關係卻不會利用。”是的，求助於我從小就認識的叔叔阿姨並不難，可我做不到。在這個爸爸工作了幾十年的地方做有違於爸爸意願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做不到。
小時候，家裏有一個裝藥品的大鐵盒。後來,媽媽把藥移入一個專用的抽屜裏。抽屜裏的藥，都是爸媽以前開辦崇慈醫院時遺留下來的，全都是進口藥。我記得有一袋袋的消炎粉，一瓶瓶的阿斯匹林，冰片……。媽媽還帶我們去老馬路的醫藥公司買回一瓶瓶紅藥水，紫藥水，碘酒，酒精和消毒棉球，以便治療我們的小傷小病。
七十年代，我在工廠的職工醫院當護士時，也像別人一樣，從醫院拿回一些酒精棉球以備急需。爸爸知道後,認真地告訴我，隻要是公家的東西，一個棉球和一根金條，都是一樣。不屬於你的東西你拿了，就是公私不分。公私不分不是小事，是品質問題。我知道爸爸說的對，可我還是偶爾免不了隨俗犯過類似的毛病，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我用單位的信封、信紙寫過信，這都是爸爸媽媽所不允許的。爸爸媽媽一生都沒有挪用過公家的任何辦公用品。媽媽常常用的稿紙和信封都是在醫學院的商店裏買的。一次，我在媽媽的單位看到他們用的文摘卡特別精致，那時候我正在寫讀書筆記，如果有文摘卡該有多好。我對媽媽隨口一說就忘了，可是媽媽很快就在去北京購書時專門給我買回了一大盒文摘卡片。從小到大，爸爸媽媽一直用他們的所作所為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公私分明。
文革期間，我們的集郵中斷了，實在無聊，我和弟弟開始收集領袖像章。一天晚上，我倆又在擺弄像章，爸爸湊過來，看著我們的“藏品”說，今天他看到一枚比我們所有的像章都大都精致的像章。我們頓時來了興致，趕緊問爸爸在哪兒看到的？怎麽才能得到？原來那一天醫院裏來了一個特殊病人，是正在被造反派揪鬥的全市頭號走資派、原市長劉慕文。當時派性正濃的醫生們躲的躲，推的推。有人找到了爸爸，爸爸發現他的病情較重，需要住院，就親自安排了特護病房和主治醫生。下班前，爸爸又專門去病房看望了他。為了表示感謝，他拿出了那枚得之不易的像章要送給爸爸，爸爸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弟弟掃興地說:“為什麽不要？那是領袖像章，又是高質量的，到哪裏去弄？”又問：“那是人家給的，又不是你要的，為什麽不收下？”我們遺憾，惋惜，埋怨。爸爸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我是醫生，他是病人。醫生的職責是治病,我為他做的一切都是職責之內。醫生不能收病人的禮。” 我和弟弟無話可說。
1971年秋天，經過知青選拔，生產隊社員評議，我以全票通過並被大隊革委會批準，即將被招工回城。偏偏在這時，爸爸參加了大隊黨支部的整風會議，給主持會議的革委會劉副主任提了一條意見：把國家撥給青年點建房的木料搬到自家院裏，準備翻蓋房子。應該把木料交回大隊，專材專用。
爸爸的意見很快得到了“回應”，劉副主任惱羞成怒。在木料被搬回大隊的同時，我的招工指標被轉移到了另一個知青身上，而且不等去大寨參觀的大隊主任回來，一切都辦理妥當,那個知青去市衛校醫士班讀書，而我還要繼續“接受再教育”，當農民。我想起來就會嘮叨爸爸：“不幫忙也罷，還幫倒忙。我靠自己一關關選拔上來，你一個意見把我的名額給提沒了。你提意見也不看看人，那個心胸狹窄，小肚雞腸的主任除了打擊報複，還會幹什麽？”
不管我怎麽說，爸爸有一定之規：“他拿公家的東西就是不行，我為什麽不能提？他不是交回來了嗎？”這就是我的爸爸，這就是有些“聰明人”眼裏“僵化”、“迂腐”、“跟不上潮流”的爸爸。
很多年過去了,我以為所有的人都不會記得這件事了,可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翻到了爸爸留下的一本筆記，看到了這樣一段話：“插隊落戶期間（興城揀金公社團山子大隊），一位大隊幹部企圖讓我高抬貴手,把大隊的僅有木材攫為己有，被我製止，遭到了他的不滿，也推遲了孩子的回城時間。”這是爸爸在1980年代整黨時寫的，看來爸爸沒有忘記。
小時候，親切和藹、正直正派的爸爸是我最敬佩的人，初中時，我寫過一篇記敘爸爸的作文，題目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還把一張登載爸爸救助貧困農村病人的題目叫《祖國處處有親人》的《遼寧日報》放在自己的枕邊，讀了無數次，想著自己長大了也要成為爸爸那樣的人。
可是，當我離開爸爸媽媽身邊，走上“社會”的時候，我有了改變，目睹了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的充分表演，看到了不公平的現實，我曾埋怨過爸爸，怪他不關心自己的子女。
當我為了解決抱著兒子跑通勤的困難，從鐵合金醫院調回市裏的時候，需要找一個接收單位。當時我持有的是正規的部隊護校畢業證書。即使在文革動亂時期，這個學校的教學、實習都保持正常的狀態,爸爸也完全了解我的能力，我的要求也隻是到任何科室當一名普通護士。可是爸爸給我的回答是：“現在醫院不缺護士。”一句話堵死了我進入他所在醫院的大門。
然而，就是在那個年代，醫學院、附屬醫院的職工子女，不論是下過鄉的，回城的，落實政策的，學校畢業的，紛紛進入了他們父母的單位，甚至是一個、二個、三個……。
我一次次地問晚年每天翻著聖經的爸爸，那個充斥了專家、學者、博士、碩士的醫院，那個高樓林立、豪華病房和簡陋病房並存的醫院，那個有著像行政機關一樣的辦公場所和像菜市場一樣擁擠的門診掛號處的醫院,這些是爸爸的理想嗎？對那些穿著聖潔白大衣的高貴“天使”和他們口袋裏源源不絕的紅包，那些麵色憔悴，神情焦慮，不知所措的來自貧困家庭，來自農村的數不勝數的求醫者們，爸爸又作何想法？爸爸回答我的是沉默。
1985年，爸爸在石橋子分得了一處住房。以前我家的住房都是媽媽單位分的，這是幾十年來，唯一一次以爸爸名義分到的住房。分到新房後，原來的住房要交給醫學院重新分配。當時我和兒子住在一個很雜亂的大樓裏，常常受到幹擾。我想改變一下環境。反正爸媽的房子也要交出去，和我調換一下，交我的住房不是一樣嗎？我知道自己不是理直氣壯，不敢和爸爸直接說，就請媽媽問爸爸。爸爸的回答簡單明了：“不一樣。你不是醫學院的職工，怎麽能住學院的房子？”一句話說得我無語。
可那時，住房“下蛋”已經成了所有單位的“規則”，不管是領導，還是工友、教授、廚師、無一例外。給我調一下住房，原本是多麽簡單的事情啊，何況，我隻是換一下住房。可是爸爸不肯做。
我曾經為此忿忿不平，生爸爸的氣。在陪伴爸爸的日子裏，在失去爸爸的時候，在我長久而深刻的反思中，我為自己曾經的作為感到羞愧和自責。我理解了爸爸，走近了爸爸，像小時候一樣，為有這樣的爸爸，內心充滿驕傲。
很多人能做的事，爸爸永遠不肯做。有些事,別人覺得天經地義，爸爸卻認為天理難容。有些東西，官場上唾手可得，爸爸卻拱手相讓。這是爸爸的信仰決定的。作為爸爸的女兒,我和爸爸的信仰是一致的：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天地翻覆，無論朝代更換，永遠真實、清白，做心安理得的事，做問心無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