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感受到王會升大嬸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我和姐姐決定學點醫術。我們找出從家裏帶來的全部醫學書籍，每天夜裏走訪調查回來，就在煤油燈下翻閱。
我們沒有藥，沒有處方權，更沒有任何醫療器械，隻有一盒針灸針。我們決定從針灸學起。我們按照《新醫療法》手冊的穴位說明和圖示在自己身上尋找穴位，很快記住了全身的常用穴位和效用。我們的針灸知識來源於書本，從沒見過針灸治療的實際操作，也沒有治療的親身體驗。怎麽辦呢？我倆決定以治療近視為名請大隊的赤腳醫生給我倆針灸。
赤腳醫生看我倆信任他，很高興。他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解，一邊給我倆每人紮了三針:睛明、四白和攢竹穴。我們仔細看他每一個動作，記住他進針、撚針、退針的手法，覺得挺有收獲。可剛離開赤腳醫生，我倆互相望著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我們的眼珠全變成了紅色，樣子好可怕。我們的自我診斷是結膜充血，是針刺離內眼角很近的睛明穴時碰破了毛細血管造成的。我們猜想睛明穴可能是他從沒有針過的穴位。
我們不再請赤腳醫生"針治"了，可怎麽實踐呢？沒想到機會來了。一天早上，姐姐的腿突然疼痛難忍,每抬一下都很困難。我倆沿著經絡摸來摸去，覺得可能是坐骨神經痛或風濕痛，是睡在冰一樣的石板炕上著涼了。姐姐艱難地拖著病腿出工，幾天過去了，一點兒都沒有好轉的跡象。
一次去公社參加知青大會，我陪著姐姐足足走了幾個小時，才一步步艱難地挪了回來。當晚，姐姐讓我在她腿上試試“針刺療法”。我試探性地紮了環跳，承扶，她覺得針感很好，和書上描繪的差不多。姐姐爬起來，要試一試“自療”，她給自己紮了陰陵泉和陽陵泉。為了強化效果,我們又是撚針,又是留針，折騰了好久。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針刺實踐。一連半個月，我們每晚都在姐姐的腿上練針法，邊針刺邊討論。我們的手法越來越熟練，針感也越來越好。沒過多久，姐姐的腿竟然好起來了。
首戰告捷，我們信心大增。我們開始給大嬸針療，也大膽地給來找我們的鄉親用針刺治頭痛，牙痛、風濕痛、關節炎，甚至婦科病痛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與牛青燕一家的邂逅。那天公社召開全體知青大會，散會已近傍晚，我和姐姐匆匆趕路。經過一戶人家的院子時，我們聽到裏麵傳出持續的呻吟聲，不由得停下腳步。從聲音中我們知道這裏有病人。我們快步走進院子，推開房門，一眼看到正在炕上翻滾的一位大嬸。她雙手緊緊捂住肚子，表情痛苦，炕沿邊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正不知所措地扶著她。
我們的突然闖入，使她們很詫異。大嬸艱難地抬頭看了看我們，示意我們坐下。姐姐說明了來意，扶大嬸平躺下來，讓她指出疼痛部位，詢問她發病的時間和感覺。調動我們掌握的極其有限的醫療知識，我們初步斷定是膽道蛔蟲。這是農村常見病，我們已經治過幾例，是有一點把握的。
我取出了隨身帶著的針盒和酒精棉球，和姐姐同時動手，在上脘、中脘和足三裏等穴位紮了幾針。我們留針輕撚，大嬸的絞痛迅速緩解，露出了笑容。她的女兒也笑了，告訴我們她叫牛春燕，也是回鄉不久的中學生。知道了我們住在十幾裏外的條石溝，她不讓我們走了，要和我們住在一起聊一聊。大嬸也下了地挽留我們。我們看窗外已漆黑一片，家裏又隻有這母女二人，就和牛春燕一起住到了和大嬸對麵的屋裏。
那一夜，因為怕大嬸病情複發，我們睡得很晚，第二天醒來時，天已大亮了。來到大嬸房間時，我們發現屋裏多了一個陌生的男人。大嬸說:“這是你大叔。”我和姐姐覺得他有些眼熟，認出了他就是昨天在大會上給我們講話的牛書記。原來我們無意中住到了公社書記家。牛書記詢問了我們插隊的情況,感謝我們治好了大嬸的病，讓我們以後遇到困難來這裏找他。
在牛春燕家吃過早飯，我和姐姐匆匆上路，趕回生產隊出下午的工。牛春燕和大嬸依依不舍地把我倆送到大路邊，一再囑咐我倆常來串門。盡管我們很喜歡牛春燕，也喜歡大嬸，可我們卻再沒有去過她家，因為那也是牛書記的家，我們覺得兩個知青和公社書記家來往不怎麽對勁。雖然每次去公社開會經過大嬸家院子都會想起在那裏度過的那個夜晚，可我們再沒有進去過。後來聽大隊書記說，牛書記打聽過我倆的情況。
直到1969年年底，我們要離開綏中去興城落戶了，我和姐姐才又一次走進那個院子，向牛春燕告別。當晚，又住在了她家。巧的是，我們又遇到了病號。聽大嬸說一位鄰居大嬸喘得厲害，上不來氣，我和姐姐習慣地拿出針盒要給她治療，可大嬸說，她的病到醫院看了幾次，花了不少錢都沒治好。我有些猶豫，想起媽媽幾天前的來信中提到她們那裏有一個大學生下鄉給社員針灸，在背部進針過深，造成人工肺氣腫。我們選定的止喘穴等也是在背部。針，有一定風險，可不針，大嬸的哮喘不會止住。我們決定還是要針。
我們向喘息不止的大嬸講清我們的“治療方案”，她同意讓我們試一試。這幾個穴位我們以前紮過多次，效果都不錯，還是有些把握的。隻要進針時“手下留情”，就不會刺到肺。幾針下去，嬸子不喘了。第二天早上，又給她紮了幾針。告別時，嬸子一再對我們說，嬸子該怎樣感謝你們，大夫都沒治好的病，你們給紮好了。
我和姐姐告別了牛春燕母女，正要去汽車站時，又一陣呻吟聲傳過來，一聲高過一聲，大嬸說是五保戶杜大娘的心口疼又犯了。我們跟著大嬸跑到杜大娘家，杜大娘話都說不出來了，隻是呻吟。一連四針紮下去，呻吟聲停止了,又過了一會兒，大娘不疼了。我們這才想起要趕汽車，急忙向汽車站奔去,牛春燕和大嬸使勁地向我們揮手，讓我們回來時再去她家。
這一別，就再沒有見麵，因為兩個月後我們離開了綏中，回到了爸爸媽媽身邊。每當想起這段往事，總不免有些遺憾。在我們成長的路上，在匆匆的行走中，許多應該珍惜的東西被我們忽視了，值得留住的情意也輕易地流失了，遺憾的事情確實太多了。
在興城縣揀金公社團山子大隊的新家裏，媽媽設立了“合作醫療站”，和大隊的專職赤腳醫生一起出診、坐診。我和姐姐每天和社員一樣在生產隊出工，停止針療了。
半年後的一天中午，一對農民夫婦從八裏地外的文家公社帶著他們六歲的女兒來看病。這個叫雲兒的女孩被縣醫院診斷為小兒麻痹後遺症，右腿肌肉已經萎縮,不能站立走路，常規的西醫沒法治療,媽媽很無奈。我和姐姐午休回家,看到了那個可愛的女孩。姐姐對我說：“咱倆試試吧，新醫療法上有這種病例的。”我們請求媽媽讓我們試一試，媽媽仔細詢問了我們針刺涉及的部位。當我們摸著雲兒的腿上下比劃時,她爸爸說話了：“就請兩個姐姐紮針試試吧，反正醫院也不能治了，萬一紮好了，孩子就得救了。”聽了他的話，媽媽同意了,告誡我們不能草率，一旦開始了就要負責到底。媽媽告訴兩個家長，針刺是一個長期過程，而且可能有預想不到的結果。媽媽給我們的時間是三個月。
認真討論後，我們決定選用從環跳到湧泉之間所有的重要穴位，用深進針，強刺激，長留針的手法連續治療。為了不影響我和姐姐出工，雲兒的爸爸每天都帶著雲兒在中午時分趕到我家，往返十幾裏路，風雨不誤。我和姐姐每天輪流給雲兒紮針，一天都沒有間斷。一個多月過去了，沒有明顯起色。我倆每天都互相切磋，互相鼓勵:隻要三個月還沒到，我們的針療就有希望。
一天中午，沒見雲兒，直到下午，她爸爸一個人騎車來了，說雲兒的腿加重了，喊疼，所以沒帶她來。我和姐姐興奮了：腿疼？有針感了！我們請他一定要帶雲兒再來。我們的治療又繼續了，雲兒的感應越來越明顯了。兩個月後，超出我們的預料，雲兒站到了地上，雙腿可以向前移動了。又過了一段兒時間，雲兒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樣走路了。雲兒的爸爸媽媽和雲兒一起來到我家,送給我們一麵寫著“妙手回春”字樣的鏡子。我和姐姐高興極了,這是我們治過的年紀最小的病者,也是最成功的病例！想著一個不會走路的孩子被“呂氏針療”治好了，我們興奮得無法入睡。
沒過多久，雲兒鄰村的又一位農民帶著同樣患小兒麻痹的四歲男孩來我家了,點名要我和姐姐給兒子針刺。我們像有經驗的醫生一樣，采用同樣的方法充滿信心地為男孩治療，把上一次的經驗用於實踐，不到兩個月，男孩就康複了，可以跑跳著玩了。我們家裏又多了一麵畫著“紅色娘子軍”圖案的鏡子。
這實實在在的病例讓全家人慶祝了一番，凡事不喜歡張揚的媽媽把兩麵鏡子掛在我和姐姐的臥室，回城後，又相繼掛在反修樓、48戶樓，搬來石橋子後，還掛了好多年。是我在處理舊物的時候淘汰了它們，想起來有些後悔。後來姐姐去了公社中學教書，再後來，我去了公社當報導員。我們短暫而漫長,充滿艱辛而又其樂無窮的“非法行醫”生涯終於劃上了句號。
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疾病是公認的不治之症，包括小兒麻痹。可當年，兩個對醫學一無所知的無知青年救人心切，不計後果，握著一盒針灸針闖入了禁區，真是“無知無畏”。這是我們在那個“無法無天”年代裏，做過的最出格的事兒了。如果我們稍懂醫學和法律常識，那一切就不可能發生了。我們慶幸它發生了。幸運也好，奇跡也好，幫助兩個雙腿癱瘓的孩子站了起來是我和姐姐至今都深感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