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11、血色黃昏 (2)
那時候，還有一個吸引我去的地方，那是武鬥中死去的安傑家。我常常去那裏，看望安媽媽。她的兒子和我們一起守樓，被打死了。我們還活著，我們是幸存者，我希望我們的探望會讓她感到一絲溫暖，希望撫慰她心中永遠不會愈合的創傷,能替安傑盡一份再也不能盡的子女的義務。去她家的路，我走了20多年，從一開始時的一群“戰友”，到幾個朋友，再到兩、三個知己，最後是我自己用童車、自行車推著兒子。安媽媽離開後，我結束了探望。
2月10日，是我看望安媽媽的日子，午飯後，我和住在我家的張慧芳一起去了安傑家,燒鍋大坑的一片平房區。剛在他家裏呆了一會兒功夫，便聽到外麵一片喧囂，站在她家的院子裏，可以聽見二高中的大喇叭傳出的驚恐喊叫：“最最緊急呼籲！最最緊急呼籲！”我們立刻想到，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便匆匆告別安媽媽，向二高中趕去，剛剛走到解放路上，便看到大隊的解放軍已經圍住了二高中的校園，圍觀的人群頓時堵住了馬路，聽聚集在路邊的人群議論說，剛剛有一個騎自行車的軍官被人用槍擊中了腿，於是衛戍區出動了部隊來二高中抓捕嫌犯。
我倆惦記住在二高中的“紅闖將”同學，趕緊走進二高中院裏,可是已經晚了，二高中的大樓已被解放軍封鎖，水泄不通了,樓裏的同學將樓梯口防衛的鐵門鎖住，士兵們正在砸著鐵門要衝上樓去。樓道裏擠滿了看熱鬧的行人和其它學校趕來救援的人，但人們無法移動，都被堵在這狹窄的空間。我和張慧芳擠到後門走出樓，想到後院去看能不能從窗外看見同學們，卻發現樓後麵也布滿了士兵, 也在想方設法的衝上樓。
突然我們看到了驚悚的一幕，樓後麵一家住戶的平房頂上,十幾個軍人在毆打一個同學。我看清了那是我們學校初一·一班的同學薩丕達，他被打倒在地上,十幾雙大頭鞋踩在他身上，狠狠地又踢又跺，薩丕達掙紮著,翻滾著，已是遍體血汙了。我不敢看下去，用手蒙住眼睛。我想薩丕達一定活不成了，他才多大呀，怎麽禁得住這種暴打？怒火一下衝上心頭，我忘記害怕了，我和張慧芳一起大聲喊叫：“解放軍不許打人，不許打人！”走廊裏的人們也看到了這個場麵，立刻應著我倆的喊聲齊聲怒吼：“打人有罪，打人犯法！”十幾雙踩著大頭鞋的腳終於停了下來，但我們擠過人群，來到平房下的時候，薩丕達已經不見了，我們怎麽找，都沒有看到他，他被帶到了哪裏，在那一天究竟經曆了什麽，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雖然1972年招工回城時，我們被分到同一個工廠，後來他還和我的朋友王穎成了一家人，但是幾十年的時間裏，我從沒有和他談過那一天發生的事，那個年代的往事我不敢談。
二高中樓梯上的鐵門終於被士兵們攻破了,所有樓內的同學都被像犯人一樣押著走下樓，我看見了柳力利、李素潔、李凱林,我撲過去想抓住他們，可是被守在兩旁的士兵推開了，眼睜睜的看著他們被押上汽車，後來知道他們被送到錦新電影院緊鄰的“軍區招待所”看押起來。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後悔沒和他們一起堅持守樓，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沒有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和張慧芳一起回家的時候，天已黃昏，西邊天空上血紅落日伴著血紅晚霞，映得天空血一樣紅。望著天空、晚霞和落日，我想起安傑、周謙、喬振江，也想起王春庚、張小英，還有許許多多在武鬥中失去生命的人們，一定是他們的鮮血染紅了這天，這日，這霞。
5月26日錦州市革委會成立了。在錦州市革委會成立的慶祝大會和遊行隊伍中，響著響一個不容置疑的口號：“沈陽部隊、錦州駐軍三支兩軍工作做的就是好，就是好，好，好，好！”帶領呼口號的聲音聲嘶力竭,我的耳邊響著一片好、好、好！真的好嗎？高舉著支左的大旗，卻把不同觀點的兩派群眾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引起了一場接一場的武鬥，而且愈演愈烈，最後成為你死我活的兩個對立的“階級”。
走在我旁邊的白娟問我：“你怎麽不喊口號？”我說：“我嗓子疼，喊不出來。”我喊不出這個我不認可的口號。在主席台上，革命委員會成員隊伍裏站著那個炸毀電業局大樓的罪犯金德純，所有“好字派”的主要頭頭和兩三個“糟字派”的“反戈者”，還有堅決支持“好字派”，壓製“糟字派”的駐軍代表。在盛大的遊行隊伍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些街道的大媽們，她們臉上塗著大塊的紅色顏料，身上穿著或深，或淺、或長或短或寬或窄的紅色毛衣，手執寶書，邊走邊唱，邊唱邊舞，很滑稽。文化大革命就這樣勝利了。
我又開始了長時間的逍遙，我不去學校。也不呆在家裏，整天和國麗文、劉臨等幾個同學在慧潔家刻剪紙，刻了一套又一套，刻得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仿佛除了剪紙，我們什麽都不關心。有時，我也去街上閑逛，或者去安傑家呆上一整天。
一天，進駐學校的軍宣隊成員張滿在一個同學的帶領下來到我家，臉上堆滿笑容地動員我去學校參加軍訓。我回到學校不久，學校革委會發到各班一批供批判用的油印材料，我現在隻記得其中一份是“反動學生”張繼仁的，是他日記內容的摘抄，有對江青張春橋鼓吹“文攻武衛”的駁斥，還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麵保爾的一句原話“在這個如冰如鐵的社會裏，遇到這樣一位善良而美麗的姑娘”，這竟成了他的反動言論。張繼仁是紅闖將的成員，批判他是因為他的家庭出身和“糟字派”身份，更因為他是一個有思想的學生。
作為“糟字派”的一員，我也不能幸免的被打上了一個在“路線鬥爭中站錯隊” 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