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9）
（四十三）我在上海外語學院生活的點滴
我這一生喜歡讀書，卻與學校無緣。小學畢業就升不上初中。勉強在非正規的農業中學讀了三年，此後就失學了。因此我一直羨慕那些升學順利的人。到大學去看看，以前是做夢也做不到的。但是因為文革武鬥，我竟然有機會在一所大學裏生活了半個多月。因此我想順便也談談我在上海外語學院半個多月生活的點滴。對於我這樣一個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低、中層次文化圈的人，進入這個高層次文化圈的大學，畢竟是有一些感觸的。
我首先接觸、認識的人是三姐的同學楊宗時。聽我三姐說，楊宗時是一個很和善的人，因為家庭出身小業主，沒考上正規大學，才與我三姐一樣讀了夜校部。他有一項喜好，就是記錄全國各項運動的得獎記錄。基本上中國人喜歡的體育運動，無論哪一項哪一年全國紀錄前幾名的保持者，隻要有人問他他立即就能報出姓名和成績來。因為這項特殊的喜好有人說他幼稚，說記錄這些毫無意義，他也不以為忤，仍樂此不疲。我卻由此感覺到了他為人的單純和善良，雖已大學畢業，卻仍如一個大孩子。我喜歡這種保有赤子之心的人，很快就與他成了好朋友。隻是他的命運很慘。一九六八年日校學生分配工作時，市革會和學校因為夜校是舊市委走資派楊西光辦的，竟然都不承認他們是該校的學生，不予分配工作。當初市委辦這所學校時承諾學生畢業後由市委在市內分配，主要是去中學教書。現在這些承諾統統不算數了。須知當初辦這學校不是楊西光個人要辦的，他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辦的。舊市委垮台了，新市委還在，共產黨還在，市革會怎可不認賬呢？楊西光不僅是外語學院夜校部的創辦人，他同時也是複旦大學的黨委書記。而複旦的學生後來也都是分配工作的。所以這件事除了反映了中共做事毫無誠信外，還凸顯了上海市革會和外語學院黨委都是一批無賴，他們不過是因這批學生的家庭出身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而故意歧視、欺負他們。楊宗時在家呆了兩年多，最後作為社會青年被街道分配到浦東東昌路上一家賣日用品的小商店內做售貨員。那時候中共正提倡從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有些人小學程度不到也被推薦進了大學；而像楊宗時那樣接受了完整大學教育的畢業生卻分配去做小學生也可應付的售貨員。這就是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楊宗時做售貨員時，我已調到青浦縣革會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有時我到上海市革會除害滅病辦公室開會，隻要有空我就會坐渡輪過黃浦江去看我三姐。那時三姐已結婚住在浦東東昌路口，離楊宗時的小店不遠，我也會順便去看他。我看他接待顧客時笑盈盈地態度十分和氣，並不以這份工作卑微而有情緒，真心佩服他是個一等一的好人。可惜一九七四年夏季上海乙型腦炎大流行，他因為去醫院陪伴得了流腦的母親，竟不幸在醫院中也染上乙腦，搶救無效去世。
此事說來令人唏噓。乙型腦炎由蚊子傳布，醫院應該是衛生、滅蚊的先進單位。可是文革開始以後很多醫院搞鬥、批、改，風行醫務一條龍，即不分醫生、護士，甚至勤雜人員，護士可像醫生一樣看病開處方，醫生也要輪流做護士的甚至勤雜人員的工作，說是打破工作貴賤之分，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分，是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重大改革。實質是大家都偷懶不負責任。結果是病人的病也看不好，病房的衛生工作也搞不好。醫院的管理十分紊亂，做衛生的人除了每天掃地應付應付，醫院裏綠化區和病房周圍除草滅蚊等工作根本不做。結果醫院內蚊子成群，成了傳播乙型腦炎的重點場所。作為醫療衛生單位，這是嚴重的失責。但那時醫院當權派都靠邊站了，造反派頭頭隻管造反，追責也找不到人。
除了楊宗時，我還認識了好幾個三姐的同學。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以幾乎個個都有一段難以言說的苦難史。如一個姓張的男同學，父親本是上海一所中學的校長。解放前有一段時間社會治安非常不好，常有綁架勒索等事發生。有人提醒他父親也要提防，替他不知從哪兒買了一支小手槍防身。後來解放了，中共要各界人士上交槍支彈藥等武器。他父親想他有手槍一事很少人知道，若上交勢必要登記名字，留下把柄恐生後患，於是偷偷將槍丟進了黃浦江。這件事本來也就過去了，不想後來他父親的弟弟向政府揭發了。中共要他父親交出手槍，因交不出來，就定了他父親一個反革命分子罪名。校長自然是做不成了，還被長期監督勞動，十多年來受盡迫害，他們子女的前途也都受影響。
還有一個女同學，父親是資本家，文革中被抄家、批鬥，整得很苦。而街道還逼著他們子女要站穩立場，揭發反動父母的罪行。她受不了這種壓力，又擔心自己的前途受影響，於是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裏弄牆壁上。在大字報中，她痛罵了父親一場，把一些小事上綱上線，宣布與父親劃清界線。後來抄家、批鬥的風頭過去了，她後悔不已，但對父親的傷害已經造成。三姐告訴我，從此以後，同學之間閑聊時，隻要提到自己的家和父母等情況，她就神色黯然，躲到一邊，默不作聲。比照我自己家庭的遭遇，我與這批學生同病相憐，因此我對三姐所有的同學都有一份同情心。
那時我三姐他們名曰留校造反，其實也無反可造。夜校部的創辦人楊西光因為還長期擔任複旦大學的黨委書記，文革一開始就被複旦的學生扣住批鬥，那時不知去了哪裏。留校主要是為爭取將來分配工作的權利。因為頂著一個留校造反的名，對文革不能一點動作也沒有。那時上海市區各單位流行辦大批判專欄，他們幾個同學也辦了一個。一次看到他們在宿舍外攤開場子，紛紛用毛筆抄寫大批判資料，我也幫他們抄了幾張。其餘時間閑著無事做，大家就在宿舍看書聊天，或者外出各處走走，看看外麵的大字報。
這些人中有好幾個人正在談戀愛。我三姐原來有一個男朋友，是初中的同學，上海外貿學院畢業後在一個涉外文化單位工作。一九六六年我家被抄家後，他說我家有海外關係會影響到他的工作，與我三姐分了手。現在經同學介紹，三姐認識了一個在複旦大學讀書的。他後來成了我三姐夫。有一個姓周的男同學正在追一個姓吳的女同學。楊宗時對這個女同學也有好感。但楊宗時老實，根本不是姓周的對手。姓周的故作大方對楊宗時說：我讓你二年，你隻管大膽放馬去追；追不到，我再去。怎麽樣，夠朋友了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楊宗時則漲紅了臉尷尬不已。後來姓吳的到底成了周夫人，而楊宗時卻作了古。不過他們這幾個同學始終很要好，幾十年了仍然時相往來。一年中總要幾次結伴去外地旅遊或農家樂。
在我三姐住的那幢宿舍大樓同一樓層的盡頭，住了一個年輕老師和他的夫人、孩子。聽說那個老師的夫人在外地教書，因為武鬥和學校不上課，她帶了孩子逃到上海來。那個男老師也因為文革停課無書可教，常常在家裏幫他的夫人洗衣服、做菜，有時一邊幹活一邊自得其樂地哼歌。三姐他們說他歌唱得很好，常要求他唱歌給大家聽，他也不會推辭。一次三姐他們幾個女同學坐在宿舍樓中間走廊乘涼，那老師在走廊另一頭洗衣服。她們就起哄要他唱歌。他很爽快地說：好！我唱一首《烏蘇裏船歌》。說完張口就唱了起來。果然，他唱得很好，嗓音宏亮，高低轉音自如，很適合唱這樣的歌。我沒有上過高中、大學。記憶中小學、初中的師生關係很多有如貓鼠關係，當老師的總是一本正經嚴肅得令人害怕。以前在一些書中看到解放前大學學生常常到老師家中請教功課，老師除熱心解釋，有時還會留學生吃飯，心中很感動。現在我見到這樣融洽的師生關係也很羨慕，隻是暗歎自己沒有福氣進更高等的學校讀書，無緣享受到這種亦師亦友的情誼。文革中師生關係最惡劣的是中學，學生打老師發生最多的也在中學，因為中學生還處在愣頭青不懂事階段。毛澤東利用紅衛兵抄家破四舊，最賣力的也是中學紅衛兵而非大學生。
我在三姐學校，除了去複興中路那邊幾天與幾個同事會合一起逛逛馬路，留在學校的日子整天無事可做也甚覺無聊。一天上午三姐拿來一本《老殘遊記》給我看。此書我以前看過一次，但當時看的很粗糙，有些情節已經忘記。本以為這種書今後再也看不到了，不意今日又得見，遂覺這個機會十分難得。因此這天我就坐在三姐宿舍的一張書桌旁，心無旁騖，埋頭靜心細看，除了中午去吃飯，一整天都沒有起身活動過，到晚飯前我就把全書都看完了。自覺我看小說看得這樣認真，這樣專心，除了當時在家自學《古文觀止》，還從未有過。後來宿舍裏又有幾冊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的戲劇，也不知是誰帶來的。朱生豪是翻譯莎士比亞的天才。文革前我已看過好幾齣他譯的喜劇和悲劇，還有十四行詩。這些書以前社會上很多，但經過文革的洗禮也已經難得見到了，因此我又都拿來重溫了一遍。
有一天，三姐要我跟她的一個女同學一起去楊樹浦一家電影院看內部批判影片《赫魯曉夫訪問美國》。這是一部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訪問美國的紀錄片。當三姐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感到很興奮：以前隻看過劉少奇訪問印尼、緬甸的紀錄片，從來沒有看過有關美國的紀錄片；以前隻知道美國是個腐朽、沒落的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卻一直不知這個國家到底怎麽個樣子，今天終於有機會要看一看了。楊樹浦我沒去過，因此中飯後我就在三姐那裏等候。三姐說這位同學原來也是夜校部的，讀了一年，第二年政策放鬆她再去考日校，結果錄取了，現在在對麵日校讀德語係。我隨那位女同學乘車到四川路口，轉了一部車才到楊樹浦。進了電影院找座位，才知我們的位子在最前的幾排。因為太靠近銀幕了，我隻能半躺在座椅上看。影片是英語的，我聽不懂，但看得懂大概意思。我以前就聽說國內的電影分好幾個等級，有些不對大眾開放的影片，就在內部根據不同對象放映一些不同等級、內容的電影。我想今天這電影因為是英語原版的，所以讓外語學院的學生來看。我應該是屬於非法觀看者，是借了外語學院學生的光才看到的。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通過電影鏡頭看到美國社會的一些真實狀況。當銀幕上出現美國城市中一座座高聳入雲、閃耀著玻璃反光的高樓大廈，和時不時從鏡頭中閃過的、一座座坐落在廣袤田野中漂亮的農舍，以及代表現代工商業巨大活力的、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廣告，和滿街各式各樣的小汽車，我有點驚呆了。原來這就是美國？美國原來是這樣的！腐朽？沒落？散發著資本主義臭氣？多年來中共向我灌輸的概念，仿佛遮眼的氣球噗的一聲粉碎了，仰慕之情油然而生。而當鏡頭中出現的路上行人，以及接受記者訪問的，雖然他們說的話聽不懂，但他們每個人臉上的神情和笑容，彷佛都在告訴人們：他們很快樂，很滿足，也歡迎赫魯曉夫來美國訪問，讓人直覺他們是一群文明、友善的人。接待赫魯曉夫的官員，不是彬彬有禮就是顯得很熱情，根本不是漫畫上見慣的戴高帽、鷹鉤鼻、凶狠陰險的樣子。我反倒是對赫魯曉夫沒有什麽特別的印象，隻記得他又大又圓的腦袋和被他抓在粗壯短臂手裏的大禮帽。影片中最刺激的一個場麵是一群穿著暴露的好萊塢女星打著橫額歡迎赫魯曉夫到訪的畫麵，一下子弄得我頭也暈起來。看著銀幕上那群光著大腿，胸部高聳的女人我感到很害羞，也很害怕有人知道我看過這樣黃色的電影，於是下意識地偷偷地斜睨了一下坐在我旁邊的那位女同學，卻發現她也偷偷地在看我。我估計她也感到了害羞。好在電影院內光線很暗，彼此都看不清有沒有臉紅。
影片結束回到外語學院，我的心情還久久不能平靜：這個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竟然這樣繁華、富裕，與我們身處的社會差距實在太大了！我雖然還無法肯定美國這個社會究竟是天堂還是如中共說的地獄，但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這影片，是寧可入這個地獄也不要上中共的天堂的了。 我又想，中共正在進行的文革將所有的文學藝術，扣上封、資、修的帽子要統統鏟除，要全體人民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過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生活；另一方麵，他們又準許在某幾個特定的場所放映這樣的電影，供特定的小範圍內的人觀看，美其名曰批判電影。批判什麽？是要觀眾批判那種大腿文化，還是批判高樓大廈、汽車洋房？一九四九年以後，帝國主義、反動派不是走了就是被打倒了，他們留下的漂亮洋房，現在都是誰在住著？他們留下的小汽車，現在都是誰在坐？真是虛偽得可笑！
我從青浦回家躲避武鬥時，原以為僅是二、三天的事，因此除了每天要替換的內衣內褲，外麵的長褲沒有多帶，隻有身上一條。到上海後外褲已穿了幾天，天又熱，必須要洗了。但洗了長褲就隻剩下內褲，不成樣子。三姐替我向一位男同學借了一條長褲，解除了我的難題。又我住在外語學院時，一日三餐都是跟三姐在學校的食堂吃的，飯菜票當然也都是她買的。當時三姐的生活費是父親從香港寄來給她的，數量有限。我到上海後三姐在信中告訴了父親此事，父親立即多寄了五十元港幣來給我做生活費。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都是父母的討債鬼。其實我去上海身邊是帶了一些錢的，但她沒有問我要，而我也沒有主動給她。這是我的疏忽造成的。那時港幣兌人民幣的匯率是一百港元換人民幣四十二元七角。這個匯率從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結束，好像二十多年沒有變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