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4）
（四十一）農民進城武鬥了！
因為反文革勢力為了將重新再起的造反派徹底打垮，他們煽動農民進城武鬥。進入五月以後，全國各地農民進城武鬥的事件越來越多，武鬥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為了製止武鬥，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立即製止武鬥》，說：近來，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組織之間，出現一股武鬥的歪風。它幹擾了鬥爭的大方向，妨礙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影響和破壞生產，破壞革命的秩序，破壞國家財產，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我們必須堅決煞住這股歪風。這篇社論沒有說明當前武鬥發生的原因和性質，而是僅僅描述了一些表象，采取掩飾和調和矛盾的做法，說武鬥是革命派和一些受蒙蔽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甚至要求造反派對一些受蒙蔽的同誌，不應該歧視，不能侮辱，不能打擊報複，不要動不動就把人家說成是逆流，反撲，老保翻天。仿佛現在的形勢已是造反派占絕對優勢，在欺壓保守派了。其對保守派的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其實，當時的造反派仍然處於劣勢。而且經過一月革命和二月鎮反這樣嚴酷的權力鬥爭，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已經不能再簡單地解釋為誰革命，誰保守之爭，而真正是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如果老保翻了天，造反派就會再次成為反革命。這絕對是嚴酷的事實。反之，造反派成了氣候，則那批舊當權派和保守派，大概率以後的日子也不會如從前那樣好過了。所以，這樣不痛不癢的社論對製止武鬥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
青浦最早的農民進城武鬥，如果不算二一七砸聯司那次，那要算五月二十七日這一次了。地點在縣境內最西邊的小鎮金澤。那天，金澤公社的紅色和農革司動員了大批農民衝進金澤鎮毆打造反派。但這次武鬥隻是打傷了一些人，沒有死人。所以這次武鬥還隻能算是紅色的牛刀小試而已。從六月二日起，一連串大規模的武鬥就開始在多地發生了。
六月二日那天上午，朱家角公社和朱家角鎮的紅色和農革司就在鎮上大放空氣，說要給上工司一方顏色看看。下午，他們通知朱家角公社各大隊由大隊黨支部書記負責召集農民進城武鬥。群眾組織而能指揮大隊黨支部書記，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武鬥真正的指揮者是公社黨委。也正因為召集農民進城武鬥是經公社黨委、大隊黨支部同意的，所以參加武鬥的農民可以記工分、發補貼。不然，這筆錢從哪裏開支？當天傍晚，準備武鬥的農民完成集結後，等到天剛一黑，就開始進攻鎮上造反派人數較多的黃酒釀造廠。他們衝進廠內打傷了三十來個造反派工人。為了防止縣城造反派支援，他們在青朱公路兩旁設下幾百人的埋伏，並封鎖了進鎮的公路口。武鬥發生後，當地駐軍出麵把武鬥暫時止住。但是到了五日，紅色和農革司又調集了二千多農民以臂上紮白毛巾或白布為標誌，分頭去砸了工青聯朱家角分站、朱家角醫院、朱家角糧管所等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打傷了不少人，還順手搶劫了不少物資。
同樣在六月二日，青滬公路旁趙巷公社的方家窯小鎮也發生了嚴重武鬥。二日傍晚，趙巷公社的紅色和農革司開始集結，到半夜十二點左右，分頭襲擊了工青聯趙巷分站及數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綁架了七個基層造反派負責人。當地有所東方紅中學，學生都是從市區來的，其中大部分參加了造反派。他們聽到消息後就把指使綁架人的兩個紅色負責人抓了扣押在學校中，準備用來交換被綁架的造反派戰友。三日下午，在支左部隊的調解下雙方都放了人。但是四日下午六時左右，農革司突然又集結了上千農民攻擊東方紅中學的學生。這所學校是一座新建不久的三層大樓，單獨建在田野中。學生們見農民突然從四處衝來將學校團團包圍住，眼見無路可逃，就紛紛退守三樓並阻斷樓梯以自保。圍攻的農民見攻不上去，就用火攻。前後放了三次火。所幸這所大樓是鋼筋水泥建造的，火沒有燒起來。於是他們又改用二十四磅的大鐵錘猛砸大樓的支柱，意圖將大樓支柱砸斷後大樓倒下摔死樓上的學生。這些學生在樓頂堅守了一天一夜，中間險情百出，大樓好幾根支柱被砸到裸露出鋼筋，到第二天下午才有支左部隊來解圍。參加武鬥的農民最後雖然沒有攻下大樓，但順手將這些數以百計的學生放在宿舍內的衣物全都洗劫一空。
六月三日，青東地區重固公社的紅色和農革司頭頭集中在公社辦公樓上開會，策劃武鬥。而一批公社和單位的當權派則在旁鼓氣。重固裝卸隊當權派周某某公開點名要擺平（當地土話，意為打死）十三個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晚上八點，他們電話通知各生產大隊緊急集合農民，帶上鐵鎝、鋤頭等工具準備武鬥。造反派得知消息為防被各個擊破，紛紛集中到重固農業中學躲避。九時左右，紅色和農革司已在重固鎮外圍集結了二千多人，然後在統一指揮下向農業中學衝擊。農業中學根本沒有防守設施，造反派在人數、武器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招架，許多人遭到農民肆意毆打。這次武鬥，造反派被打的有數百人，其中重傷送上海醫院救治的就有六十多個。內有一個在重固飯店工作的造反隊員沈永興，因頭顱被鋤頭敲破，腦漿流出，搶救無效，成為青浦文革武鬥第一個死亡的不幸者。
由於發生了一連串的農民進城武鬥打死打傷造反派的事件，反複辟火線指揮部在六月十日發表了一份《就青浦縣方家窯、朱家角、重固等地方反革命流血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書》，曆數近期發生的農民進城鎮壓造反派事件，以期引起全市人民的注意和支援。
六月二十四日，反複辟火線指揮部在縣城劇院還召開了一次死難烈士追悼會，悼念在農民進城武鬥中不幸死去的沈永興，控訴走資派和紅色、農革司的暴行。那天，全縣造反派都派人來參加了會議，一千二百個座位的劇院全部坐滿，很多人沒有座位隻能站在過道中和劇院門口的大堂裏。我們單位的造反派能出席的幾乎都去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沈永興我們雖然不認識，但同為造反派的一員，對沈永興遭到當權派和保守派如此殘忍對待都感到氣憤，也為造反派一路以來幾乎處處遭受打擊的命運悲哀。
會議氣氛莊嚴肅穆，由工青聯負責人陳為柏主持。這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是市區下放到青浦的市屬廠上海鐵床廠的工人。我一邊聽著他操著常州口音念發言稿，一邊望著主席台上白紙黑字寫的的橫額和兩旁的對聯沉思。橫額是沈永興烈士追悼會，對聯是：因堅持真理獻身永垂不朽，為革命事業而死重如泰山。陳為柏在發言中說沈永興烈士是為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死的，他的死重於泰山。為了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的勝利，我們要繼承烈士意誌，不怕犧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然而我心中卻在想，像這種在武鬥中而死的人能稱為烈士嗎？官方會承認嗎？我很懷疑。還有，這個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究竟值不值得我們去為它犧牲呢？這條路線究竟對我們有什麽實際的好處呢？雖然，我對劉少奇所代表的資反路線和舊的中共統治製度感到厭惡，但對於這次文化大革命，自它發動以來的許多作為，更讓我反感甚至感到可怕。我早就覺得這條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越來越極端，為了革資產階級的命，它幾乎不擇手段。我可以不計較抄家這些事，光從破四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許多文物、典藉的被破壞，大批有成就的作家、藝術家被侮辱，逼得自殺，就深感他們幹的是與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樣的勾當。紅八月紅衛兵殺人如殺雞，卻絲毫不受懲罰，反而大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稱是天生的紅色江山接班人，要把這種階級、家庭的特權優勢世世代代繼承下去。這樣的社會難道就是我們今天拚了生命危險也要去捍衛的社會嗎？我想，就我本人的立場來說我是決不願意的！
我又想：今天我們造反派之所以造反，並不是因為覺得毛澤東的路線正確，劉少奇的路線錯誤，歸根結底是中共多年統治累積的怨恨的一次大爆發。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發起批判資反路線，在他而言不過是要利用造反派群眾；在造反派群眾言，是毛澤東提供了他們一個合法宣泄對中共官僚不滿的機會。要是中共的統治是比較合理的、寬容的，造反派本不會造反。造反派造反實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實際上他們的訴求與這個所謂的革命路線格格不入。
此外，造反派雖然好像很有獨立造反的精神，但實際上他們不能越出毛澤東規定的雷池半步。越出了，就是反革命。而二月逆流的發生也證明了毛澤東對造反派並不真的信任，反而是抱有深深的懷疑的。現在我們又起來造反，其實也隻是希望通過造反來甩掉二月逆流強加在我們頭上的那頂反革命帽子，如此而已。所以，若真要說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不惜獻身的，恐怕除了頭腦簡單的學生，很少人這樣愚蠢。文革前，革命二字對我還有一點崇高感，但是文革初期紅衛兵學生們揭露出來的一大批所謂的老革命見不得人的肮髒事，不僅打破了裝飾在這些革命家頭上迷惑人的光環，也讓我認識到了以革命名義進行的許多罪惡。
陳為柏發言結束後，又有一個重固造反派的人上台介紹沈永興的平生。其實沈永興的平生平平無奇，他隻是一個飲食店的員工，普通的造反隊隊員。那天他正在店內工作，突然聽到大批農民衝到鎮上來了，就丟下工作到事先約定的農業中學躲避，不想就此喪命。因此，我一方麵對死者年紀輕輕就死了感到惋惜，同時也覺得他死的太不值了。無論如何，就是給他再大的榮譽，說他是烈士也好，死得重於泰山也好，他也不能起而複生了。生命就像一棵樹、一棵草，即使卑微無奇，但隻要有生命它就是鮮活的；現在無端被人攔腰一刀砍斷，它倒下了，然後枯萎了，不久就會化成泥塵。再過若幹時間，恐怕再也無人能記起這裏曾經有一棵樹，有一株草。
我還想，他死之後他的家人怎麽辦呢？死者長已矣，生者常戚戚。他這個年紀應該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家中的頂梁柱，現在突然沒有了，讓生者怎麽受得了？如果他父母還健在的話，白發人送黑發人，情何以堪？我想起以前讀過的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是啊，殺之何咎？難道就因為他參加了造反派就要殺他？做父母的要養大一個孩子是多麽的不易！現在卻一下就突然死了。在這些發動武鬥的人眼中，一個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輕賤？想到這裏，我告訴自己：無論是去打人家還是被人打，參加武鬥都是愚蠢的行為。一個人一定要保持理智，無論有多麽動聽崇高的理由，都不能衝動去冒險。以後若碰上武鬥的場麵，一定要設法避開。在這亂世，要見機行事，明哲保身，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那天追悼會結束後回到單位宿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在想，農民進城武鬥不僅越來越頻繁，而且是全國性的現象。這就表明這件事的發生與二月逆流一樣，是有人在統一指揮的。那麽為什麽要在軍委十條下達以後，全國才出現大規模挑動農民進城武鬥這樣的事呢？我以為這也是有原因的。
據我分析，一月革命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使絕大多數老當權派以及依附於他們的保守勢力，與毛澤東文革派以及造反派，在權力問題上產生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二月逆流時，反文革勢力原本是寄望趁解放軍支左的機會，一舉將造反派徹底消滅的。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造反派沒了，文革也就搞不下去了，可以迫使毛澤東改變文革路線。這個願望當時基本上也是實現了的。但是，四月初《軍委十條》一出，被捕的造反派頭頭紛紛出獄，造反派隊伍從新拉起來，情況又恢複到二月逆流前。此時軍隊不便再公開出麵鎮壓，而單靠保守派的力量卻已很難壓製造反派並將造反派打垮，於是他們想起了利用無知、貪圖小利的農民，利用農民力量的優勢，誘使農民進城武鬥，用武力將造反派消滅掉。由於造反派大多集中在城鎮中。於是反文革勢力就如當年共產黨打國民黨那樣，利用占據農村的優勢，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逐點逐點地用武力將造反派據守的城鎮吃掉。這就是四、五月以後才出現大規模農民進城武鬥的原因。我又感覺到，文化大革命經過幾個階段的鬥爭以後，進入武鬥階段也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因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反文革勢力既然靠政治鬥爭無法取勝，那麽用戰爭即武鬥來爭取勝利就是必然的手段了。
不過，動員農民進城武鬥這件事單靠當權派和保守派還是很難辦成的。因為如果支左軍隊不同意農民進城武鬥，軍隊可以派兵阻攔。所以歸根結底，這件事的背後仍然有軍隊暗中支持的因素。後來我看到廣西等地文革的資料，證實當地組織農民進城武鬥的策劃者果然就是軍隊，尤其是地方武裝部。當然，如果連農民也打不垮造反派，那就隻能由軍隊再度出場鎮壓了。到那個時侯，實際上就是軍隊與毛澤東公開決裂了。後來有許多地方，如武漢、廣西、廣東、湖南、四川、江西等地，就是由軍隊公開、半公開配合保守派，用武力鎮壓造反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