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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106)

(2026-02-11 10:36:28) 下一個

我的文革(106

三,關於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就我個人說,我痛恨這條路線,因為這條路線專整普通老百姓。可這條路線是劉少奇炮製出來的嗎?我認為不是!中共建政後曆次政治運動都是這樣做的。所以這條路線並不是文革才有的。劉少奇從中共七大起就是最高領導之一,對製訂和推行這條路線當然也要負一定責任,但把所有責任都推在劉少奇頭上是不符合事實的。在這次文革中,劉少奇、鄧小平不過是按照老習慣、老辦法做而已。毛澤東突然提出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好像這條路線是劉少奇個人的罪惡,而執行這條路線的各級幹部也有錯誤,也要檢討,這就既不能讓劉少奇真心認罪,也不能讓各級幹部心悅誠服。

對此,我始終懷疑所謂劉、鄧在一九六六年六、七這兩個月推行了一條資反路線的事,是毛澤東精心安排的一個圈套。你看:運動初期,毛澤東自己躲在外麵,說是委托劉、鄧在中央相機處理文革事務。與此同時,他一麵派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社,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號召無差別的橫掃。當時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的橫掃,鬥爭矛頭更多地是指向了普通群眾,而非黨內走資派;一麵又通過全國廣播聶元梓大字報,煽動學生起來鬥爭校黨委,擾亂劉、鄧對文革的部署,誘使劉少奇派工作組去維持秩序,並對反工作組的學生開展反幹擾和抓遊魚運動。等鎮壓學生成了事實,他就突然回京,指責劉少奇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成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北洋軍閥。

在這裏,我使用了誘使兩個字,是因為早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的二十三條中毛澤東就明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也強調了要揭發、批判和清除黨政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文革初期批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其實也都是黨內當權派,而非普通文化人。對於這些,當時我們普通老百姓也能分清這些被批判人的身份,相信運動老手的劉少奇心中是有數的。但是,整黨內走資派這個目標並不始終清楚、明確的。因為按照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要複辟資本主義的除了有黨內走資派,還有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和各式各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當時報刊上對鄧拓他們就是用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這樣的名詞來稱呼他們的,並沒有強調他們黨內當權派的身份。接著各地上聯下掛紛紛揭發批判本地區、本單位的小三家村,其中被批判的對象既有黨內當權派,也有普通文化工作者的,卻也都稱這些人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沒有區分他們的不同身份。這就漸漸模糊了這次運動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重點。尤其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後,無論黨內走資派還是群眾中的牛鬼蛇神,都是橫掃的對象,這個區別就更加模糊了。《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是代表了毛澤東的聲音,它不是陳伯達的聲音,這一點劉少奇他們應是清楚的。在這樣的形勢下,學生反工作組,不論以過去的傳統觀點看還是以現在的觀點看,都是屬於反黨行為,都應鎮壓。反之,若不鎮壓,反而是嚴重失職,是喪失階級立場。而這,就是我說的誘使的意思。或許,使用誘使兩字也並不完全正確。因為處在劉少奇位置,無論他派不派工作組、也無論工作組有沒有鎮壓反工作組學生,劉少奇都是要犯錯誤的。不過,劉少奇必定會派工作組,工作組必定會鎮壓反工作組學生,這是毛澤東大概率算定了的。在共產黨的詞匯裏,方向、路線錯誤,那是嚴重的錯誤;而北洋軍閥就相等於反動的同義詞。於是毛澤東以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迫使劉少奇認錯作檢討。並抓住時機改組黨中央最高領導層,成功地將劉少奇黨內地位從第二貶到第八。並由此一步步展開他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計劃。所以,這不是一個圈套又是什麽?過去毛澤東自己鎮壓學生的時候,不是北洋軍閥而是革命行動,別人這樣做了就是北洋軍閥,就是資反路線,這說明了即使在中共中央最高層也不是個說理的地方。什麽叫獨裁?這就是獨裁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從外地回到北京後,嚴厲指責劉鄧派工作組鎮壓學生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他沒有說各地黨委整了一大批群眾也錯了。這個問題是在十月初提出的。而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名稱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經過反複討論後才定下來的。所以,這條所謂的資反路線是毛澤東中央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才炮製出來的。那麽毛澤東中央在這個時候,炮製這麽一條反動路線號召群眾起來批判它,又是出於什麽目的呢?我認為:當時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了學生運動,是為了給劉少奇製造一個犯了路線錯誤的罪名;而現在突然提出資反路線問題,是為了動員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入批判走資派的隊伍。因為運動初期當權派們整了大批群眾,這些被整群眾必然對當權派心生怨恨。因此號召他們批判資反路線,也必然會批判到他們的走資行為。於是,批判資反路線必然會成為揭批走資派的群眾運動。而一旦這個運動成功地發動起來了,實際也就完成了毛的防修反修文革目標。

所以由此分析毛澤東號召大家批判資反路線的目的,我覺得毛自己並不真的認為運動初期整群眾也整錯了。這是毛澤東在七月那個時候隻提整學生錯了,而隻字不提被整群眾問題的原因。這也是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出《緊急指示》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後,要隔四十天之久,到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檔案材料的補充規定,勉強也替運動初期被整群眾平反的緣故。否則,對上述這兩種現象無從解釋。所以我又認為:毛澤東中央提出資反路線問題,又不過是一個鬥爭策略,是隻想利用群眾對資反路線的痛恨,煽動和利用他們去揭批走資派而已。要不是毛澤東發現提出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後群眾性揭批走資派的高潮遲遲沒有出現,我估計他是不會替運動初期被整群眾平反的。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縱容紅衛兵打人殺人?我以為這是毛澤東故意要鍛煉紅衛兵的膽量,為利用紅衛兵去衝擊、批鬥當權派而特為安排的練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掀起後,一股由紅衛兵充任主角的破四舊和抄家狂風,從北京城迅速刮到到全國城鄉每一個角落。紅衛兵在這兩個運動中除了任意毀壞名勝古跡、文物國寶,還肆無忌憚地打人、殺人。這就是當時令人聞之色變的紅八月。在這個紅八月中,聽說北京城內被紅衛兵打死的就有上萬人,打傷打殘的就更多了。對於紅衛兵這樣明目張膽、犯罪性質清楚的行為,中共非但不予製止、依法治罪,反而連聲叫好,除了《人民日報》發社論呼籲廣大群眾不要幹涉紅衛兵的行動,還嚴禁公安局等有關部門依法處理紅衛兵的犯罪行為。這樣的大規模的血腥暴行就發生在毛澤東眼皮底下,而毛不予製止,究竟他的目的是什麽?

從曆史淵源看,這樣的暴行在中共發動武裝暴亂時期,土地改革時期都大規模發生過,因此可說是有曆史傳統的。到了文革中,因為十六條提出了破四舊的號召,又因為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發現了許多資產階級藏有黃金、珠寶現鈔,引起中共眼紅而支持紅衛兵的抄家運動。但一則十六條已經明確提出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要求; 二則嚴禁紅衛兵打人殺人,並不影響破四舊和抄家運動進行;三則從土改運動結束以後,暴力的群眾運動中共已不再提倡而開始提倡所謂的法治;所以文革中又出現紅衛兵亂打亂殺人現象而中共非但不製止反而大加讚揚,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但說不通而成為了事實,而且殺的人也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上萬條性命。如果加上差不多同時期發生的河北大興縣、昌平縣大規模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慘案,那殺的人就更多了。據說當時有不少人和政府部門呼籲立即製止這種亂打人和屠殺行為,但毛澤東的態度卻相反。八月二十二日,據說經毛澤東同意,中共發了一個內部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上又發表他對紅衛兵打人殺人的看法,說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 這就明顯反映出了毛澤東的態度:他不反對紅衛兵打人,殺人。因為最高統帥對紅衛兵打人殺人是這樣的態度,《人民日報》就連發了幾篇社論,一麵呼籲群眾不要幹涉紅衛兵行動,一麵大力讚揚紅衛兵破四舊立了大功。又聽說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在八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市公安局長會議上,麵對眾多區縣公安負責人的質疑這樣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讚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係,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謝作為堂堂一國的公安部長,多少是懂一點法律的吧?要不是上麵另有指示,我想他無論如何也是不會說出這樣嚴重失職的話的。所以,紅衛兵打人、殺人根本就是毛澤東支持的、讚賞的。而在當時這種崇毛熱達到白熱化程度的情況下,也隻有毛澤東說的才能一錘定音。不然,隻要《人民日報》明確反對任何人打人殺人行為,公安部門抓幾個打死人的紅衛兵罪犯依法懲辦,並迅速布告天下,我不信有哪個紅衛兵再敢隨意打人殺人。

那麽毛澤東何以要讚揚紅衛兵打人殺人呢?我想除了毛澤東是一個狂熱的共產黨人,或許他本就希望早日徹底消滅剝削階級,包括肉體上消滅,因而紅衛兵殺掉一些地富反壞右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在戰爭年代,在執政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哪一年,哪一次運動他不要殺掉幾千幾萬的人?聯係到他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揭發、打倒一批走資派。而要去與這批曾是共產黨官員、手握生殺大權的走資派進行麵對麵鬥爭,那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從紅衛兵出現後毛澤東親自接見,接受紅衛兵袖章,允許紅衛兵自稱毛主席的衛兵,再到縱容紅衛兵打人殺人,前後連貫起來看,我十分懷疑毛澤東這樣做的目的:先是為了培養紅衛兵們的驕氣、傲氣,然後是為了培養紅衛兵的膽量,最後則是利用他們去當開路急先鋒,衝擊黨內當權派們。而縱容紅衛兵虐殺四類分子就是以實戰形式鍛煉他們的膽量。以前我看一些戰爭小說,常有新兵上戰場嚇得尿褲,而打了幾仗,特別是殺過人以後,膽量就練出來了的描寫。我以為毛澤東的用意八九不離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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