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9）
第六件事：是國內爆發了反蘇新高潮。
事情的起因是一月下旬我國有一批留學歐洲的學生奉命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在途經莫斯科時舉行集會遊行，高呼反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口號，到紅場向列寧和斯大林墓獻花，暗示現在的蘇共領導人已經背叛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革命原則，向莫斯科市民派發《毛澤東語錄》宣傳毛澤東思想，並散發介紹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意在鼓動蘇聯人民也學中國人民的樣，起來批判蘇共領導集團。此舉遭到莫斯科警察的暴力驅趕。於是中共下令全國各地城鄉都要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向蘇共的暴行表示強烈抗議。我們青浦縣城也組織了數千人的集會抗議，會後在環縣城的馬路上遊行了一圈。我們單位全體員工，除了地、富、反、壞、右分子，也都參加了，
對這件事，在我看了報上比較詳細的報道後內心是深不以為然的。我覺得：你中共不是一直說在國際關係上要堅持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嗎？那麽人家國內修不修，關你什麽事呢？你在國際上發動反修鬥爭，還支持留學生在人家的地盤上搞這些事，難道不算幹涉內政？留學生回國路過人家國家，卻去搞反人家政府的活動，上門挑釁，人家怎能容你在他們的國家撒野？遭人家暴力驅趕正是自取其辱，罪有應得！我不能肯定這些留學生是奉命行事還是自發的行動。因兩者都有可能。當年能被國家選中去外國留學的都不是尋常人，是作為新中國建設的棟梁之材來培養的。挑選這些人首要一條是政治可靠，且要有特殊背景，大多是烈族、高級幹部子弟。因此這批人大多思想偏左，而且個個自命不凡，做出這樣出格的舉動也就毫不奇怪。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中國的紅衛兵跑到蘇聯莫斯科去鬧事了。但不排除還有另一種可能。五十年代從蘇聯、東歐留學回來的人個個吃香，在領導和群眾眼裏他們是又紅又專的完美結合，得到單位的重用。但是六十年代初反修運動開始後，留蘇留東歐的人就漸漸不那麽吃香了。到文革，他們有很多被人視為修正主義苗子或裏通外國的嫌疑犯受到批判審查。這批留歐學生很可能也有這樣的心理陰影，所以趁著經過莫斯科這個蘇修老窩的機會，趕緊用實際行動來表示一下他們敢於和蘇修鬥爭的決心，回國後好過文革這一關。據我個人猜測，這後一種的可能性更大。不過無論是留學生莫斯科鬧事，還是國內的抗議示威遊行，我認為統統是無理取鬧的鬧劇。
第七件事：上海發生了第一次炮打張春橋事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還有第二次炮打）。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炮打張春橋事件。張春橋原是上海市委書記處主管文教的書記，此時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一月初，他和姚文元奉毛澤東之命回到上海，就一直扮演中央特派指導上海文革的角色。因為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先斬後奏的做法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也獲得上海造反派的信任，接著上海的一月革命得到中共中央接連的、破天荒的褒揚，雖然一月革命的發生與張春橋無關，但隨著上海造反派的政治地位不斷高漲，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人民眼裏也是聲譽日隆。當時張春橋在我的心目中，覺得他是真正能領會毛澤東文革意圖的人，有膽有識，比陳伯達要高明一籌；不然，他就不敢在安亭自作主張簽字承認工總司提出的五條要求。但就在這樣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日子裏，傳來炮打張春橋的消息，不免令人驚訝。炮打的主角是紅革會（上海市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和紅三司（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這些都是上海最大、最響當當的左派紅衛兵學生組織。紅革會自從《解放日報》事件以後，它在上海造反派中的地位僅次於工總司。紅革會、炮司也都是《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的簽名組織。他們出來炮打張春橋，就引起了全上海的震動。其實，早在一月中旬，他們就貼出過《一問張春橋》、《二十問張春橋》的大字報。他們提出的疑問很多，主要是懷疑張春橋是 叛徒，並說他的老婆也是叛徒。其次一個理由是上海市委爛掉了，從陳丕顯、曹荻秋以下一大批市委、市政府領導幹部統統都被打倒了，唯獨張春橋還在台上指手劃腳以革命左派麵目出現，難道市委的錯誤他就沒份？就他一個是好人？張春橋長期擔任《解放日報》的總編、社長，以後又是市委書記處的文教書記，《解放日報》長期放毒他沒有責任？第三個理由是他們查到了張春橋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為筆名發表的一篇文章，該文有對魯迅不恭敬的言辭。文革中，正是魯迅地位被捧得最高的年代，大有文化界聖人的架勢。凡被魯迅批評過的或攻擊過魯迅的都是壞人。中央文化部門領導人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曾被魯迅在一篇雜文中稱為四條漢子，文革初期就成了證明他們從來就不是好人應該打倒的證據。張春橋的這篇文章現在也被紅衛兵們認為是攻擊魯迅的證據。還有一些理由是說他在上海拉幫結派，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當炮打發生時，風聲鶴唳，仿佛天都要坍下來似的。聽說工總司內也有人動搖，吃不準張春橋叛徒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迅速派人到北京打探中央的態度。炮打的消息傳到青浦，我們很多人感到吃驚，但也有些相信。文革以來，多少老幹部被揭發是叛徒、假黨員、階級異己分子，多一個叛徒張春橋也不是不可能。隻是說人家是叛徒，必要人家被捕過，但炮打的人提不出張春橋被捕過的證據。至於說張春橋拉幫結派，我們覺得是事實。社會上早有許多傳聞，如說他對工總司的司令潘國平看不順眼，比較喜歡王洪文，因此常常故意壓低潘國平在工總司內的地位。又說他對徐景賢最信任，對市委機關造反派也重視，因此故意壓低工總司的地位。按理說工總司對上海文革的貢獻最大，但工總司任何一個頭頭的政治地位都沒有徐景賢高，張春橋、姚文元之後就是他最大，人稱徐老三。（按：王洪文在市革會內排名超過徐景賢是後來的事。）因此工總司與徐景賢不和的消息也早就在社會上流傳。這次炮打也牽連到徐景賢。紅革會為了找到更多張春橋在上海搞陰謀的證據，將最知情的徐景賢扣押在複旦大學。張春橋出動了上海警備區軍隊包圍複旦大學，勒令學生交出徐景賢。那時的學生天不怕，地不怕，當然也不怕警備區的軍人。他們抗議張春橋派兵鎮壓學生。在此之前紅革會學生對張春橋還隻是私下懷疑，這一來他們就公開炮打了。
當時，我對張春橋個人並無多大好感，但也無多少惡感，隻覺得這個人比較陰，城府深而已。他是不是叛徒我們無從得知真假。我隻是擔心以張春橋現在的地位和他對上海造反派不遺餘力的支持，一旦真的被揪出來打倒，對上海造反派勢必要造成衝擊。這就不是好事了。就在這個時候，一月二十九日傳來了中央文革小組發來特急電報的消息。電報是打給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並轉紅革會的。內容共有五條，其中第一條就直截了當地說：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炮打張春橋就是把鬥爭矛頭指向了中央文革。在當時，中央文革的威信還是很高的，這一頂政治大帽子壓下來，炮打立刻啞了火。從此，紅革會在社會上被壓得抬不起頭來。聽說工總司的一些頭頭如王秀珍等人，私下對紅革會頭頭還是很同情的。他們在《解放日報》事件中有過共同戰鬥的友誼。
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為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召開了上海各界一百萬人參加的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出席大會並講了話。大會依貴州、黑龍江省奪權的慣例，向毛澤東、黨中央發了致敬電。會後，大家靜待中央的好消息，預期《人民日報》第二天就會將消息刊登出來，並像刊登貴州、黑龍江奪權消息一樣，發表社論以示祝賀。但是，過了幾天竟然沒有動靜。於是種種猜測、謠言又出來了。很多人立刻聯想到是不是張春橋真的有曆史問題，所以中央遲遲不予承認。直到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再召開慶祝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張春橋在會上解釋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中央所以遲遲不表態的原因，是因為原來取的名字公社不妥，許多疑慮才煙消雲散。
第八件事：中共中央定性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對劉少奇重錘出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毛澤東批示下發了《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關於此案，根據當時各種紅衛兵、造反派的小報透露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在一九三一年前後，中共北方局有大批幹部被國民政府逮捕，其中大部分重要幹部被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內。一九三六年三月，劉少奇到華北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因感幹部嚴重不足，從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那裏了解到這些人大多刑期已滿，但因為不肯履行發一個認罪改悔聲明的手續而不能出獄。劉考慮到日軍可能很快會進攻華北，如果這批人落入日軍之手很可能有生命危險，而且這批人不出來也不利華北的工作。為此，劉少奇請示黨中央，要求中央同意這批幹部履行一個手續以求獲得釋放。當時黨中央負責人是張聞天，他同其他幾個領導人商量後批準了劉少奇的要求。於是劉少奇以黨的名義指示獄中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共六十一人，辦了一個悔改聲明，申明從此脫離共產黨不再參與反政府活動，然後出獄。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共籌備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中有七大正式代表二人，候補代表二人。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在審查代表資格時，對薄一波等人的情況經過討論認為，不能將他們的出獄以自首論處，因而薄一波等四人都符合代表資格。所以這件事在中共七大時實際已作了結論。但是現在到了文革中，毛澤東不認舊賬重新將此事提出來，而且將此事定性為叛黨。
對這件事我個人認為，七大之後還有八大，這麽多年對六十一人案都沒有提出異議，現在突然推翻舊議，顯然毛澤東的目的是為了清除劉少奇的勢力。因為這些人後來都成了黨和政府的高級官員。將這些人定為叛徒，劉少奇在黨內經營了幾十年的勢力基本上就土崩瓦解了。同時，因為劉少奇是這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主要責任者，也為進一步羅織劉少奇的罪名，特別是指控劉少奇本人也是叛徒，作了輿論鋪墊和組織準備。當時，有一些紅衛兵小報已經在影射劉少奇也是叛徒了。
接著在四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寫的大塊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提出了八大問，矛頭直指劉少奇。聯係到不久前中央下發的抓叛徒文件，我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發起的新一輪進攻。看這樣的架勢，劉少奇決不是降級就可了事的了，而是要徹底打倒了。也許毛澤東也明白，要打倒劉少奇單單靠文革初期推行資反路線的罪名是不能服人的。戚本禹將劉少奇好多年前看電影時說的一句話也挖出來批判，無非是在證明劉少奇從來也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是我認為，且不說劉少奇當年是否真說過這樣的話，即使真說過也不代表他就犯了大錯了。看一個電影，各人觀點不同，你認為這部電影好，難道別人就不能說不好？你認為這個電影是宣揚了賣國主義就一定是賣國主義，不能是愛國主義的麽？現在這種做法豈不是太霸道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劉少奇的觀點真是錯了，那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看一部電影看走了眼難道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了？但轉頭一想，共產黨不都是這樣嗎！過去的反右派運動，還有文革前階段的批三家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也都是這樣做的嗎？就是劉少奇本人，以前對人也不都是這樣的嗎？由此我不禁心中暗歎，這也是報應啊。他劉少奇在延安整風中積極配合毛澤東，整肅了王明派，將毛澤東推到了黨內獨尊的地位，以後又幫著毛澤東整了不少人，現在終於整到自己頭上了。實在說，我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一直對劉少奇沒有好感，甚至對他在文革中被整致死也並不同情，就是這個原因。直到後來我了解到他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作出的努力，才稍稍對他有了一些敬意。
但從此以後，大眾就失去了劉少奇的消息。偶爾有劉少奇在中南海被批鬥的消息傳來，但也不明劉少奇當時的處境究竟如何。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缺席被指責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黨籍。當時聽單位領導傳達中央文件精神，說劉少奇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前就已病重，經常神誌不清，不能走路，但中央有關部門下令不能讓劉少奇死在大會前，一定要劉少奇挨到親耳聽到全會永遠開除他黨籍，聽到他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罪名的消息才行。這樣的做法令我心驚，覺得毛澤東也太過陰損狠毒了。他不僅要整死劉少奇，還要在劉少奇死前折磨他、羞辱他，讓他生不如死。這是哪裏來的深仇大恨？他們不曾經是最親密的戰友嗎？劉少奇與毛澤東除了工作上曾經有過不同意見，不就是四清時頂撞過他毛澤東幾句話，值得這樣下毒手嗎？看來奪權之恨，真的甚於一切，是你死我活的。
劉少奇的死訊，我們是幾年後才知道的。也是傳達毛澤東的一個指示。林彪事件後，一九七二年劉少奇的子女向中央打探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消息。毛澤東作了批示，說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我們老百姓這才知道劉少奇已經死了。但劉少奇怎樣死的，何時死的，死在何處，還都不知道。直到文革後，我們才知道劉少奇死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死在河南開封一個秘密監禁的小院中。遺體火化時被改名為劉衛黃，填報的職業是無業。劉少奇的死，讓我活生生、血淋淋地感受到了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和毫無理性可言。這哪裏是什麽革命黨？簡直比黑社會還黑嘛！
第九件事：關於賀龍二月兵變事實的公布。
大約在六七年的三、四月間，我在青浦公安局外麵的圍牆上看到一份關於賀龍一九六六年二月兵變的大字報，揭發中共元帥賀龍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策劃軍事政變的一些事實。大字報很長，寫了二十多張紙，幾乎把公安局的半圈圍牆貼滿。大字報說賀龍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策劃了一個政變計劃。為了發動政變賀龍親自到四川視察地形，與四川省黨委書記、成都軍區第二政委廖誌高密謀，準備一旦發動政變就將四川作為政變的後方基地。文革開始後，賀龍又策劃將軍隊秘密運進京城，落實政變措施。他派人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處以民兵訓練為名借房子，作為政變部隊駐紮的地方。
文革初期，因為軍隊不開展四大，所以有關幾個解放軍元帥的大字報都不多。僅有的幾張主要是批評朱德的，說他種花養蘭草，有小資產階級情調。六六年九月和十月初，陳毅、賀龍、葉劍英、聶榮臻等幾個軍委副主席曾風光一時，有不少公開講話。特別是陳毅和葉劍英吹捧林彪是毛澤東最好的接班人，說他身體也好能活一百多歲；又教訓紅衛兵和學生思想不要極左，行動不要太狂，一副倚老賣老的架勢。這些講話被紅衛兵廣泛抄傳，一時風頭之健不亞於中央文革。但不久陳毅、葉劍英、聶榮臻等元帥的消息沒有了，卻傳出了賀龍策劃二月兵變的消息，隻是不知詳情。不久，中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政變的事也無人再提，我將此事幾乎已完全忘了。可現在這件事又突然被人提起，我不知道重提此事的背景是什麽。對於這張大字報內容的真假，我也無從判斷。但我想不論賀龍有沒有真的發動政變，出現這樣的傳聞至少說明他處境不妙。隻是我當時實在想不到，這個以兩把菜刀起家的土匪元帥竟然會在文革中被人迫害至死。而他最敬重的周恩來竟然就是迫害他的第一幫凶。
總括這段時間中發生的這許多大事，我覺得有四個動向值得關注。其中關於中共中央的動向有三個：一是大力抓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二是開始清理各種趁文革造反之機也起來蠢蠢欲動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敵對勢力；三是準備進一步批判、打倒劉少奇。第四個是有關社會的動向，炮打張春橋顯示了造反派之間的分化、分裂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