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5）
六，關於《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社造反派決定接管報社的經過。
造反派接管報社是一月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因而弄清楚接管報社的決定究竟是受人指使還是報社造反派自發的行動，和弄清工總司等造反派是怎樣發出《急告全市人民書》的原因和過程，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當《文匯報》發出接管通令時，我也曾有過懷疑。因為報社是黨的喉舌，報社人員與地方黨委關係密切，這種關係與徐景賢的市委寫作組與市委的關係是差不多的。徐景賢他們起來造反，大家都知道是張春橋、姚文元事先與他們通氣、鼓動的結果。那麽這次《文匯報》造反派接管報社業務是否也是有人煽動、指使的？對這一點，我相信當時如我一樣心有疑惑的人不在少數。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有一篇專門解釋《文匯報》造反派接管報社行政大權的報道。對這篇報道我並不全信，但分析了報社造反派的造反過程後，我基本上相信接管確是報社造反派自己做出的決定，與張春橋、姚文元無關。
據該文說：《文匯報》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一段時間，在展開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中是立了功的。但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起，即《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篇社論以後，《文匯報》就和《解放日報》一樣，忠實地執行了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此，當十月中央提出批判資反路線開始後不久，報社內的革命群眾就把編委會推翻了。當時缺乏經驗，推翻編委會後的革命群眾沒有自己掌權，而是靜待市委派新人來接收權力。不料新來的領導執行的依然是市委的資反路線。在他們控製下，報紙上依然大量發表貫徹市委意圖的保守文章；在報社內則圍剿革命派，把左派群眾打成危險分子、兩麵派等等。這引起了報社內革命群眾強烈的不滿。因為這樣，部分報社人員還幹脆成立了造反組織。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文匯報》報社內的造反派即表態支持紅革會學生的革命行動。而報社領導則挑動群眾鬥群眾，企圖把報社內的造反派鎮壓下去。在鬥爭最艱難的時刻，《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堅持鬥爭的八個造反派成員，在毛主席像前莊嚴地宣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們說：我們現在是少數，但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毛主席支持我們。
十二月十二日，《紅旗》第十五期發表了題為《奪取新的勝利》的社論。這篇社論對長期困擾群眾的一個問題，即什麽叫反黨，地方和單位黨委能否代表黨中央，在政策上作了澄清，從而大大增加了群眾造反的信心。社論清楚告訴群眾：什麽叫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堅決擁護毛主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堅決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是這樣的就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社論又說鬥爭的矛頭對準什麽，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鬥爭的矛頭不是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並且欺騙和蒙蔽一部分群眾來保自己，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表現。不管采取什麽形式，派工作組也好，不派工作組也好，撤了工作組也好，隻要是采取這樣的反動方針和反動政策，就是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社論還說：那種壓迫群眾的司令部，難道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嗎？難道不可以炮轟嗎？我們黨，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假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來整革命群眾，來壓製革命。《文匯報》社的群眾在《紅旗》社論精神鼓舞下，紛紛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在這樣的形勢下，踢開報社的舊領導就再次成為大家考慮的問題。經過一個多星期的醞釀，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晚上做出決定，接管了報社的行政權。四日，他們在接管後出版的第一張報紙的頭版頭條重刊了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表達了他們決心遵循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的方向繼續革命。在頭版下方刊登了他們宣布接管報社的公告《告讀者書》。
《人民日報》的這篇報道對《文匯報》造反派或許有過於溢美之詞。《人民日報》刊登這篇報道是否有號召其他省市報刊學習《文匯報》社造反派的意思，或者因為中央的兩次表彰上海造反派重點都在工人造反派，忽略了《文匯報》社造反派對一月革命的貢獻而以此略做補償，我不得而知。但是，從《文匯報》社造反派決定接管報社業務的整個過程看，他們有過推翻舊編委靜待上級派新領導來，期待報社有一番新氣象而終於失望的經曆，因而第二次造反後他們不再相信上級黨委，而是由自己來掌握報社方針，是有其思想基礎的。因而也是可以相信接管報社業務確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決定。如果要說他們聽了誰的指使，也隻能說是聽了黨中央的指使，聽了《紅旗》雜誌的指使。
一月五日，《解放日報》社內的造反派也接管了報社的行政大權。據有關資料：自批判資反路線開始，《解放日報》社內群眾與其他單位一樣也分成了革與保兩派。解放日報事件發生以後，十二月三十日淩晨紅革會學生進駐報社，上午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就發表公開聲明，認為紅衛兵批判市委和解放日報社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提出將《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一起發行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聲明還認為：赤衛隊包圍報社，圍攻紅衛兵的行為是錯誤的，是市委在挑動群眾鬥群眾。通過這個聲明，《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鮮明地向上海市民表達了他們與報社黨委絕然不同的立場。當時，這個《聲明》的傳單還發到青浦。那時在我印象中，《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比《文匯報》的還革命。
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上海市委從一開始就堅決不同意《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及至陳丕顯與陶鑄通話後接到陶鑄指示，說：群眾組織的報紙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住。《解放日報》就是停刊一個月，也不能同《紅衛戰報》一起發行。市委的態度就更加強硬了。當時陶鑄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大人物。陶鑄的這個指示，毫無疑問對報社的造反派也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造反派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屈服。十二月二日，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與《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 紅革會，以及上海其他新聞界的造反派，在文化廣場聯合召開了向《解放日報》、《文匯報》貫徹市委資反路線猛烈開火大會，揭發了市委和報社黨委執行資反路線的大量罪行，以實際行動回擊了走資派們對他們的打壓。這說明這兩個報社的造反派一直都是並肩作戰的。因此，當《文匯報》造反派對報社業務采取接管行動以後，《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也就急起直追，隻隔了一天，同樣接管了報社業務大權。
以上是《解放日報》社造反派接管報社業務的過程。與《文匯報》一樣，《解放日報》社造反派在接管的過程中也都沒有張春橋、姚文元的影子，甚至連徐景賢的影子也沒有。不然，以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中敢為人先的性格，是不會連提也不提一聲的。
眾所周知，中共靠兩杆子起家，筆杆子與槍杆子同樣重要。因此中共對報社的控製，對報社人員的甄選，嚴格程度並不比公安局差。據我所知，文革中公安局的人大多是保守的，其他省市報社人員的表現我不清楚，但《文匯報》《解放日報》報社人員的表現這麽激進，這究竟是偶然的、特殊的，還是其中有著一種必然性呢？我曾懷疑這兩個報社的造反派率先宣布接管報社業務會不會與徐景賢他們起來造反一樣，得了風氣之先的緣故？但當我仔細研究了他們的造反史以後突然悟到了原因。關鍵是在這兩個報社內都有一批意誌堅定、政治嗅覺敏銳、卻又容易行動偏激的知識分子。古人說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這兩個報社內也是因為都集中了這樣一批非常之人，再加上處於這個特殊的年代，此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湊合，因而出這樣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說這兩個報社內集中了一批非常之人，是因為中共曆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自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以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的要求後，中共所有報社的性質都已不再是一般人認為的新聞機構，而是政治宣傳機構了。報紙作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由於它直接、而且以文字形式麵對廣大群眾，在當時影視新聞還沒有出現和還沒有普及的年代，報紙的影響力要遠超其他宣傳形式。中共常說打天下、保天下，主要靠槍杆子、筆杆子這兩杆子。而報社在筆杆子隊伍中的地位就好比是整支筆杆子隊伍的先鋒。因此中共對報社的控製和要求也非一般文藝教育單位所能比擬。首先，對於進入報社工作的記者、編輯，中共從一開始就會在政治上嚴格把關，必須是忠於黨的、且具有一定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又因為任何階級鬥爭動向都會在報紙上首先反映出來。一篇報道角度的偏差，文章中某一句話說的不夠嚴謹，都可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因而報社內部的階級鬥爭也要遠比其他單位敏感和激烈。有一份統計資料，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大公報》、《新聞日報》、《健康報》、《教師報》，以及全國二十二個省市和省轄市的黨委機關報編輯部門，截止當年九月底被報紙公開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有二百一十二人。據內部規定，報紙公開批判的右派比例，是單位內全部右派的十分之一。這樣算起來，截至九月底這些報社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千多人。而到整個反右運動結束，右派數字至少又翻了一倍。所以，這些單位右派的總人數大約要在四千以上。我不清楚這些報社的工作人員總數有多少，若單以編輯、記者等知識分子來算，這麽龐大的右派分子數字，恐怕要遠遠超過毛澤東規定的單位總人數百分之五的比例。《文匯報》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被毛澤東親自撰文批判過。當時全報社劃了多少個右派分子我不清楚，就報社領導層言，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浦熙修都成了全國有名的大右派。報社黨委書記兼副總編欽本立據說本來也在右派名單內，是市委書記柯慶施手下留情沒有將欽本立劃成右派。但欽仍然受到調離《文匯報》、留黨察看兩年和行政降三級的處問。因此《文匯報》領導層基本是全軍覆沒的。由此可知中共對報社政治控製之嚴，和報社內階級鬥爭的激烈。又據網上一篇署名劉衡的文章《人民日報的右派們》，說當年《人民日報》社劃了三十二個右派，其中編輯部的就有二十四個。文章還提到《新湖南報》社，全社員工不到一百四十人，劃為右派的竟然有五十四人。
所以，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象到，在階級鬥爭這樣敏感、激烈的單位內工作的人，除了有人會更加小心謹慎，緊跟領導，緊跟市委、中央的指示，唯恐犯錯外；也必然會有一批人如經過老君爐鍛煉的孫猴子一樣，變得火眼金睛。他們消息靈通，善於猜測中央動向，且自以為目光正確，真理在手，因而膽量十足。當他們發現並認定地方黨委和報社黨委執行的路線方針與黨中央最高領袖的意圖不符甚至背道而馳，而他們又堅定地認為最高領袖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時侯，他們也會敢於首先發難。《文匯報》社的造反派在一九六六年十月黨中央提出批判資反路線後不久，他們就敢推翻報社的編委會；在受到報社黨委壓製、打擊時仍堅信真理在我們手中。《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敢於和陶鑄這樣的大人物對著幹。從這些舉動中，我認為就已透露出了這批報社孫猴子的特色。而這樣的特色，其他一般單位的知識分子是較難具備的。所以，接管單位業務大權這樣的大膽行動首先在報社發生，決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