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2）
（三十五）關於一月革命的幾點辯說（上）
一月革命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當時毛澤東對一月革命高度讚揚，評價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澤東死後文革被否定，一月革命自然也逃不過同樣命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文革後再次組建的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呈交了一個《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所謂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是一場反革命風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們搞亂全國，進行全麵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它的矛頭是針對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是向無產階級奪權，向黨中央、毛主席奪權。
依照這個《報告》的說法，一月革命有三大罪狀：一，一月革命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策劃的陰謀；二，一月革命奪了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權。在上海，這些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指的當然就是陳丕顯和曹荻秋等被上海造反派認定為 走資派的地方當權派了。三，一月革命不僅奪各級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領導幹部的權，而且是向無產階級奪權，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奪權。這就顯得這個《報告》不倫不類，邏輯不通，連最基本的事實也不顧了。作為堂堂省市級黨委拿出的報告竟然是這樣的水平，以為靠這樣一份顛倒黑白的報告就可顛覆廣大上海人民對一月革命的認知，實在也是對全體上海市民智慧和記憶力的侮辱。
這裏要問幾個問題：首先，上海的一月革命與林彪、陳伯達何幹，而要說這是林彪、陳伯達策劃的陰謀？《報告》起草者可拿得出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證據？其次，凡尊重事實的人隻要去翻翻當年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都不能不承認上海的一月革命是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大力讚揚和大力支持的。如果上海的一月革命是反革命逆流，那麽上海市委置當年支持上海造反派的毛澤東和黨中央於何地？支持反革命的豈不也是反革命！再次，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是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承認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社論說上海工人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顯然在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也承認原上海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等人是走資派。所以，如果當時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上海市委陳、曹的定性錯了，那麽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也應由毛澤東和黨中央來負。理由就如我在前麵指出過的那樣：上海的造反派開始隻是秉著抓革命，促生產的宗旨，暫時接管被當權派故意放棄、故意破壞的生產管理權，並沒有真想奪共產黨的權，奪權是毛澤東、黨中央提出的。所有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上海市委的《報告》怎可對此統統視而不見、在此胡言亂語呢？我一向認為，由於觀點、立場不同，文革後的中共對於毛澤東和當時的黨中央對一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但是，毛澤東和當時黨中央的立場卻是不容歪曲的！《報告》將造反派向陳、曹奪權說成是向黨中央、毛主席奪權，這不是在信口雌黃、公然造謠嗎！難道毛澤東和當時的黨中央會愚蠢到號召造反派群眾向自己奪權？
《報告》的起草者寫出這樣邏輯不通，不符事實的《報告》，中共上海市委竟然將它報送中央，而中共中央竟然也將這樣的《報告》批發全國。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一件事：中共從上到下，都是一批不學無術而又狂妄自大的唯心主義者。他們以為大權在手，曆史就可任由他們歪曲。其實在這件事上，我認為中共中央要的僅是一個過程。因為它要否定文革，包括否定一月革命，它需要由一月革命的發源地上海市委來提交一個文件，作為它否定一月革命的依據。至於上海市委提交的文件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能讓人信服，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它將這個文件批轉全國縣團級以上黨委也不過是走個過程，通知這些黨委一月革命也被否定了，從而完成了一個程序。難怪中央在批語中要特別規定，這個《報告》不登報、不廣播，僅口頭傳達到群眾就可以了。至於下級黨委是否真將文件傳達到了群眾，其實也是無所謂的；俗話偷來的鑼鼓打不得，以這樣的理由來否定一月革命，知道的人越多，自己出的醜就越大。隻是不管怎樣，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合演的這場戲，也讓人看清了誰才是真正的陰謀家。他們的陰謀目的，無非是想在保全毛澤東的名聲、從而保全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的前提下，讓他們既否定了文革，又能繼續保持中共的一黨專政。
因此之故，我認為對於一月革命的某些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澄清和說明。
- 何為一月革命？
關於一月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過程我在前麵已經說過。我說的原因和過程雖不能說十分詳細，但大概的情況差不多都說了。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這場被毛澤東稱讚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發生後，因為黨中央明確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裏奪權，有人就將一月革命簡單地理解為就是奪權。文革以後更有人引用工總司成立宣言中有關奪權的話，說造反派一開始就是想向黨奪權，以此證明一月革命就是為了奪權而發生的，並以此證明這些人從一開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但是，我認為這樣理解一月革命是不對的。那些極力鼓吹一月革命就是奪權的人，如果不是糊塗，就是故意在歪曲和汙蔑一月革命。誰都知道，工總司宣言中說：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不過是在重複毛澤東一貫的觀點：世界上一切革命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以及五一六通知中說的：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其實，在當時很多人包括造反派的意識中，奪走資派的權，群眾充其量隻是起一個參與揭發和批判的作用，至於確定要奪哪些人的權，又由什麽人來替代，這些都是中共上級黨組織考慮的事，是屬於中共的權力。如文革初期改組北京市委一樣，群眾是無權過問的。即使到了一月革命初期，造反派開始接管某些生產指揮權，心中也沒有奪權的念頭。這一點，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些。我們單位當年奪權的經過也證明了這一點。這裏再舉當年工總司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黃金海的回憶錄為證。
據黃金海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為了應對當時大量工廠停工，交通運輸停滯，廣大市民受到停電、停水、停交通三停威脅，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上海紅三司等造反派組織在長樂路工總司屬下的一個聯絡站開會，決定成立以工總司為主，以鐵路局、港務局、海運局、航運局、郵電局和交運局等六個局造反派成立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為基礎，在一月八日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目的是動員全市力量，統一行動，統一指揮，盡快製止因搞經濟主義而造成的生產麵臨癱瘓局麵。火線指揮部實際上接管了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市政府）部分生產指揮權，當時我們還無清晰的奪權意識，沒有去占領市人委各部門和下屬各局機構，這些機構仍完整地保留著，隻是已指揮不動或不作為了。（以上見黃金海《十年非夢》一書）所以事情很清楚，當時這些一月革命的發起者們，他們自動起來接管市政府的某部分業務指揮權，隻是為了應付目前交通運輸嚴重癱瘓的困難局麵，並不是想奪共產黨的權。
那麽什麽才是一月革命真正的內涵或精神呢？我以為比較正確概括一月革命內涵或精神的，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中說的那幾句話：你們把無產階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裏。
而我個人認為更精確、更直接的一句話，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甘由人擺布。因為在當時這種情況下，造反派隻有奮起一搏，擊破當權派破壞生產的陰謀，才能使文革繼續進行下去；而也隻有文革能繼續進行下去，他們才有可能逃脫被當權派鎮壓的命運。此外，他們主動站出來抓革命，促生產，除了因為他們是工人階級，自認為是社會的主人，有責任維護社會的正常生產和秩序，同時也是以實際行動在向中共中央表明，他們不是反革命，而是擁護中共、擁護文革的革命派。
二，一月革命是一場被毛澤東故意捧高、又被利用了的群眾革命運動。
一月革命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極大地改變了文革的進程和格局。一月革命的直接後果就是讓毛澤東作出決定：取消原來的黨政領導機構，重新建立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而這，在毛澤東原來的文革計劃中是沒有的。當時毛澤東把一月革命評價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仿佛這是一場改朝換代的大變革。但是，從後來毛澤東對革委會不斷做出的限製和完善措施如強調這是臨時的權力機構；要老中青和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老幹部三結合，弱化造反派代表在革委會的作用；然後在完成整建黨恢複黨委後，他又強調一元化領導，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革委會的主要權力全部被黨委抓去，革委會則回複到文革前的人民委員會的地位。在此同時，毛澤東又通過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逐步清洗掉當初因照顧派性而進入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最後曆史兜了一個圈子，一切又仿佛回到了原來的位置。這個過程雖然比較緩慢，前後經曆了二三年，但它瞞不了人。從最後結果看，我發覺毛澤東在一月革命時號召造反派奪權隻是權宜之計，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當時各級當權派因抵製文革而形成的瓶頸。毛澤東並不真的信任造反派，放心讓造反派掌權。在各級黨委重建後，大多數革委會中的群眾組織代表，與中共建政初期的民主黨派代表一樣，很快就淪為配角，隻起了一些政治花瓶的作用。即使在上海，市革會成立後王洪文名義上是副主任，但在初期也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地位還不及徐景賢（當時人稱徐老三，意為張、姚之下他權力最大。徐是張春橋在上海的代理人。），主要權力都抓在張春橋手中。後來是因為毛澤東看中王洪文想培養他把他調到中央，又因為工作需要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回到中央工作，上海市革會的權力主要由老幹部馬天水和原市委一般幹部徐景賢、工總司代表王秀珍三人分享，造反派這才算是真正掌了權。但是就全國來說，上海是特例。所以就這一點看，當初毛澤東把上海一月革命說成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樣高的評價如果不是一時衝動下的失言，就是故意對全國造反派的欺騙。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一月革命，我們不能不承認所謂的一月革命，並沒有當時造反派們想象的那麽偉大。它隻是一場被人故意捧高了、而又被人利用了的群眾革命運動。
當然，毛澤東通過一月革命是頗有斬獲的。他把那批張屠夫晾在一邊，讓造反派去殺豬，成功地突破了瓶頸得以將文革繼續進行下去。除了這個主要收獲，還因為推倒原來的黨政機構重新建革委會，使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甚至工作人員，都因一下子失去工作而處於待審查地位。這就使毛澤東有時間從容地甄別這些幹部，把政敵劉少奇係統的幹部，及其他政治曆史不合格、或認為對己不夠忠誠的幹部，統統排斥在各級權力機構之外或調動他們的工作，從而達到他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文革目的。不然的話，要大規模地清洗這些人也非易事，這個過程要更加漫長和艱難。當時為了安置這些人，中共想出了辦五七幹校的辦法。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林彪事件，大量幹部可能到毛澤東死也不得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