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無中生有是為大
有人考證,中國曆史上化國為私的皇帝多出身豪族地主,但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漢高祖劉邦,再一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盡管都是用暴力——槍杆子前身的刀把子——奪得的天下,但豪族卻更顯得理直氣壯,很有一點‘天下本來就是老子的’ 氣概。故700年沒有秦始皇時的玉璽,並不影響他們爭奪政權和執掌政權的信心。而生於農家的朱元璋,沒有秦玉璽就感到底氣不足,懼被譏為‘白版皇帝’,故有上文所說的‘首憾’(朱皇帝的另二件憾事,據說是沒能遷都家鄉鳳陽和未能剿滅蒙人)。而獲得‘ 康乾盛世’冠名權之一的乾隆皇帝,敢於宣布前幾任先皇帝所用玉璽是假的,則是曆史上一個中土外來政權 ,執政信心爆棚的展現。但他和他之前之後的皇帝們,卻無一人敢於不用玉璽而號令天下的。即使沒有 秦主留下的玉璽,也要自刻一枚,以為鎮國之寶。
有人研究東方權力文化,指出其特點是暴力+陰謀。但這一概括,看來還有待補充。曆史上那些不同姓氏的皇帝們,盡管他們家族掌控的政權,都是靠暴力搶奪來的,但他們都不敢把暴力奉為理當掌權的依據,不敢明言誰的拳頭大誰就該當皇帝。他們無一不宣稱他們坐上皇位是天意,他們是替天行道,是奉天神之命來統治人世的。早在夏末,湯討伐夏桀時就 誓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到漢朝時,董仲舒將其理論化,提出天人感應說,認天為‘百神之大君’,是能夠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皇權是由上天所賜。皇帝受命於天,是天子,是天的代表。天神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昭告世人,他們奪得的皇位不是當強盜搶來的,而是天意,是奉天承運,祭天就成為皇帝即位後的一項大典(也才因此為後人留下了天壇這一文化遺產)。被奉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則將一塊石頭刻上:‘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使其成為皇權神授、正統合法的信物。
簡而言之,幾千年來,靠暴力取得政權的皇帝,既不敢將暴力奪權合法化,也不敢白話自己就是神,還得用祭天之禮和一塊石頭來表明自己該坐天下。但這種東方文化 ,從上個世紀開始改變了。爭奪權力的人們不再在暴力問題上遮遮掩掩,‘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成為至理名言。最高領導人也不必扮演天的代言人角色,他自己就是真理化身的‘救星’ ,是‘一句頂一萬句’的戰無不勝的天神。
董仲舒講天人感應,幫了皇帝坐穩天下的大忙,卻也給皇帝套上了一個緊箍咒。既然君主為上天所選擇,君主有過失,上天當然也會降罪。天現祥瑞是在表彰帝王,而災異的出現則是因為施政者的過失所致,是一種天遣。出現自然災害或社會異動,皇帝就必須下‘罪己詔’,自稱無才無德,還要‘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或赦免罪犯,‘ 詔求直言無隱,以補過失’。僅董仲舒所在的漢朝,就有15位皇帝下過罪己詔。北宋末年 ,在金兵兵臨城下之際,宋徽宗也發過一個罪己詔, 言曰 :‘言路蔽塞,饞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誌 。賦稅竭生民之財,戌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
隨著人變‘救星’、人神合一,開啟了施政者不須向天謝罪、向民謝罪的新時代;開啟了曆史不須秉筆直書,到處鶯歌燕舞,形勢天天大好、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光輝時代,社會從此沒有了黑暗、沒有了弊病。隨著人神宣布陰謀變陽謀,再沒有了反對之聲,社會管治變得簡單起來。倘有社會缺失,例如餓死人、冤獄、動亂等等,那一定是自然災害或境外帝修反所為,或者是國內的地富反壞右走資派搗亂,或者‘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全國從上到下隻有了一個聲音,東西南北中實現了高度統一。偉大的人神在城樓上一揮手,百萬千萬青少年就會像著魔似地在各地動手打砸搶抄抓。
人與神合一了,神授權人坐江山的信物也不需要了,英明的人神終結了持續3000年的玉璽情結。他的一張大字報,一張僅有他個人署名一張紙,就將經他提名,並經過漫長時間、複雜運作才登上國家主席位的那個人,拉下了權力寶座,且將其送上了黃泉路。(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