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之死 - 2 鏡子裏的影子

鏡子裏的影子

文彬彬看著校長跪倒在地，心中湧起一種奇異的滿足感。這種感覺她很熟悉——當她完美地執行孫行的意圖時，當她成為孫行意誌的延伸時，她總會感到這樣的滿足。

她想起昨晚在宿舍鏡子前的練習。她對著鏡子厲聲喝道：“你是人民的敵人！”然後凝視自己的表情，調整語調，直到那憤怒聽起來像從孫行喉嚨裏直接撕裂出來的一樣——不帶一絲顫抖，不漏一分猶豫。

這些練習，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大概是從她六歲那年，父親第一次帶她參加高幹子弟聚會。那些比她大的孩子圍成一圈，爭著攀比誰的父親官職更高、軍銜更重。她怯生生地站在外圍，不敢插話，直到一個男孩瞥見了她。

“你是誰家的？”

“我爸爸是……”她剛開口，男孩便不耐煩地揮手打斷：

“算了，肯定不重要，不然我們早就認識你了。”

孩子們哄堂大笑，笑聲像刀子一樣，一片片削去她的存在感。

從那天起，她學會了一件事：在這個世界裏，要麽是中心，要麽是影子。她選擇了後者。

而孫行，就是她找到的中心。

初入女附中時，文彬彬就注意到了孫行走路的姿態——昂首挺胸，步伐堅定，像極了新聞裏那些領袖人物的模樣。其他女孩見到她，會自然讓開道路，如同海水為戰艦讓出航道。那一刻，文彬彬就知道：她此生唯一的使命，就是成為孫行最忠實的追隨者。

孫行不是那種嬌生慣養的幹部子弟。她反對“驕嬌二氣”，拒絕任何特權；早鍛煉時她第一個衝出去，跑完五公裏還加做六十個俯臥撐；勞動時別人兩人抬一筐土，她一個人挑兩筐。文彬彬也挑兩筐——盡管她瘦小纖弱，肩膀壓得發紫，脊椎仿佛要折斷，但她從不喊一聲苦。她知道，痛苦是忠誠的證明。

她觀察孫行的一切：喜歡哪種顏色的鋼筆，就讀哪本《毛選》的哪一頁，對哪個老師皺眉，對哪句口號語氣加重。孫行說某個老師“思想有問題”，她第二天就在班上公開質疑；孫行輕歎一聲“現在的教育太軟弱”，她立刻在黨支部會上提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意見。

她不是孫行的朋友。朋友需要平等，而她早已放棄平等的權利。
她是孫行的刀。
她是孫行的聲。
她是孫行意誌的肉身化。

每天清晨六點，孫行準時出現在操場。文彬彬總在她身後一步之遙，像影子貼著光。她們一起跑步，一起挑土，一起在寒風中背誦《為人民服務》。雷鋒的話成了她們的信仰：“黨的需要就是我的誌願”“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王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刻在筆記本扉頁，也刻進了骨血。

1966年春季開學後，報刊上的批判文章愈演愈烈，空氣中彌漫著山雨欲來的氣息。高三早已學完全部課程，進入複習階段，可沒人再關心高考。在文彬彬和同學們看來，“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遠比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重要千倍萬倍。

當聽說1965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曾爆發學潮時，她們羨慕得發狂——他們提前經受了階級鬥爭的淬煉，而她們，還在等待屬於自己的“革命時刻”。

在黨支部會上，她們激烈討論什麽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為什麽學校不組織我們批鬥資產階級教師？為什麽還逼我們做習題、背公式？為什麽政治課總是溫吞吞的？她們甚至與負責指導支部的老師展開辯論，言辭尖銳，寸步不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次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那天清晨，孫行匆匆來到宿舍找文彬彬。

“現在黨號了，”孫行直視她的眼睛，“咱們原來提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

文彬彬沒有猶豫。“當然。”她說。

她們連草稿都沒打。站在走廊盡頭，借著晨光，由孫行執筆，在一張舊報紙上奮筆疾書。字句滾燙，句句如刀。她簽名後，文彬彬緊隨其後，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 “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隻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

現在，站在烈日灼燒的操場上，文彬彬看著校長跪在泥地上，額頭抵著塵土，雙手顫抖。她的心裏，沒有憐憫，沒有快意，隻有一種近乎神聖的平靜。

作為孫行意誌的延伸，作為革命機器的一個零件，她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她不會感到內疚——因為內疚是獨立思考的結果，而她早已親手埋葬了它。
她也不會感到快樂——因為快樂需要個人的情感，而她早已把靈魂交給了孫行。

她隻會感到服從的純粹。

昨晚，當孫行望著遠處的紅旗，低聲問了一句：“我們……是不是做得太過了？”
文彬彬立刻跪在她麵前，緊緊握住她的手，聲音如鐵：

“孫行，你忘了毛主席說的話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我們在為人民除害，在為毛主席掃清道路！”

看到孫行重新挺直脊背，眼神複燃的那一刻，文彬彬感到前所未有的完整。

這就是她的價值——當孫行動搖時，她提供信仰；當孫行猶豫時，她注入力量；當孫行沉默時，她替她呐喊。

她不需要名字，不需要未來，不需要自我。

她隻需要——
一個眼神，
一個手勢，
一聲輕歎。

然後，毫不猶豫地，
成為那柄最鋒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