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對照：紐約新市長曼達尼與北歐模式的差異——從社會契約到財政結構

《文明係列製度福利篇（第二章）》

製度對照：紐約新市長曼達尼與北歐模式的差異從社會契約到財政結構

導言

2025年11月，紐約市迎來了其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這位年僅三十四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凍結租金、免費公交、政府開辦雜貨店、提高最低工資等一係列政策綱領，試圖在美國最大城市建立一個可負擔的製度新秩序。然而，這樣的施政方略，在北歐屬於日常治理，而在美國卻被視為極端。這種差異的根源，不僅在經濟結構，而在製度哲學與財政契約的不同起點。

一、製度哲學的兩極：自由與公共性

美國政治製度自建國以來即以個人自由與市場自治為根基。政府被視為必要之惡，其職能在於守夜與防濫權，而非參與資源分配。稅收在美國的文化語境中是侵占個人財產的象征。因此，即使是羅斯福新政、約翰遜大社會計劃、奧巴馬醫保改革，也都在強調市場機製中的補充修正，而非對市場的根本替代。

北歐的製度哲學卻從反向出發。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等國，自十九世紀末即形成集體保障的共識。政府是公共善的執行者，不是強權的象征。稅收被視為社會契約的履行方式，是集體安全與信任的體現。這種文化信任，使得大政府不再是一種威脅，而成為社會秩序的自然延伸。

二、財政製度的分野：稅收結構與支出邏輯

北歐的大政府有賴於財政製度的堅實支撐。以瑞典為例，稅收占GDP比重約為4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超過55%，社會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美國整體稅負僅約27%，地方政府（如紐約市）的財政更受州與聯邦撥款約束，缺乏獨立增稅權。

在這樣的框架下，北歐能以高稅換高服務醫療、教育、托育、養老、交通均由國家統一承擔；而美國的社會支出則多由市場和雇主完成，公共預算偏重國防與債務利息。曼達尼若試圖在紐約以地方稅製支撐北歐式福利體係，其財政容量與製度權限注定不足。這也是其政策被視為激進的現實根源。

三、社會契約的形成：勞資協商與製度信任

北歐福利國家的社會契約是內生的。從二十世紀初起，勞工組織與企業通過協商確立工資標準與福利框架，政府充當仲裁者與執行者。工會覆蓋率普遍在六成以上，社會信任度高，製度執行成本低。福利政策因此具備長期穩定性。

美國的社會契約則外化為市場機製。醫療保險、退休金、教育貸款皆由私人機構運營，政府僅在危機時刻提供最低限度救濟。工會力量早已衰退，社會信任度低，公共支出常被視為浪費。曼達尼在紐約提出免費公交政府雜貨店，在北歐是常態，而在美國則挑戰了個人責任與市場信仰的核心價值。

四、政策對比：常規與激進的製度錯位

若將曼達尼的主張放入北歐框架，可發現鮮明的對照：

在紐約，凍結租金被視為幹預市場；在瑞典，全國租金管製製度自上世紀即已確立。

在紐約，免費公交被認為財政難以承受；在丹麥與芬蘭，城市公共交通多為低價或免費。

在紐約，政府開辦雜貨店被批評為社會主義回潮；在挪威與冰島，合作社超市體係延續百年。

在紐約，將最低工資提高至30美元被視為威脅就業；而北歐無需立法最低工資，由勞資協商自然形成高薪低差距結構。

由此可見，曼達尼的施政若置於北歐，僅屬溫和社會民主；置於美國，則成製度激進主義。其極端性不在政策本身，而在製度土壤未能承載這種公共導向的政治文化。

五、製度餘響：理想與現實的張力

北歐的大政府是製度成熟的產物，源自社會信任、財政自治與長期契約。而曼達尼的大政府，是製度焦慮的回應，源自生活成本危機、社會撕裂與城市治理的失衡。前者建立在共識，後者建立在抗議。

從文明結構看，北歐代表的是製度的穩定化；美國此刻的曼達尼實驗，則代表製度的反應性。他不是在複製北歐，而是在危機中以製度理想修補市場失效。當社會不平等達到曆史臨界點，政治係統便產生自我校正的衝動，而曼達尼正是這種衝動的象征。

主權注腳

在未來的數年裏，紐約或許會成為美國製度自省的鏡子。曼達尼的施政若成功，將說明美國城市層級仍具公共重建的能力；若失敗，則再一次證明北歐模式無法被移植。製度的邊界，不僅是財政的極限，更是信任的極限。

北歐的大政府來自信任，美國的大政府來自焦慮而製度的命運，正懸於兩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