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製度視界 史識即興隨筆
鄒英美美德, 製度文明筆記，海外原創，即興隨筆，筆落於Lake Michigan與The Pacific Ocean之間。
《文明係列製度財政篇（特別章）》
羅斯福的稅收製度地圖與川普時代的財政主權
前言
美國現代財政史上，隻有兩個時代真正改變了國家的財政主權結構。
第一個是羅斯福的新政與戰爭財政，稅率從79%一路推到94%，構成美國財政史上的製度極限。
第二個是川普時代的財政主權重組，以減稅、關稅和美元體係作為三條同時推進的製度線索，把美國帶入新的財政競爭時代。
兩者相隔近百年，但共同點極其清晰：
當美國認為國家命運受到威脅，財政主權便會被重新定位，資本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會隨之重排。
本章將同時展開兩個層次：
羅斯福如何在19361944年構建高稅製地圖，以及川普如何在20172025年徹底改變美國的財政主權方向。
一 羅斯福的稅收製度地圖：從79%到94%的製度背景
1
羅斯福稅製的本質不是反資本，而是戰時財政的國家征召。
1936年《富人稅法案》將最高邊際稅率從63%升至79%。
這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大蕭條後美國需要整合資本以支撐國家重建。
2
第二階段來自二戰。
1942年《稅收法案》把最高邊際稅率提高到88%。
進入戰時，美國財政開支暴漲，軍事工業和國家實驗室的投入達到史無前例規模。
高稅率是戰爭財政的自然結果。
3
1944年《戰爭稅收法案》把最高邊際稅率推到94%，形成美國曆史上最高的名義稅率。
但其目標群體極其有限，隻有不到0.1%的頂端收入者真正觸及這一邊際。
更重要的是，實際稅負遠低於名義稅率，通過扣除、企業化結構和信托機製，實際有效稅率多在40%50%區間。
4
高稅率製度在財政史上的地位具有例外性。
美國學界普遍稱其為戰時財政例外製度，而非可持續製度。
羅斯福從未計劃讓94%稅率成為和平時期製度，而是將其視為國家動員與國家生存狀態下的臨時結構。
5
從製度角度理解，羅斯福的稅製不是殺富濟貧，而是資本義務化。
即讓資本在國家緊急狀態下貢獻額外收益，以確保工業能力與兵員補給體係不中斷。
因此，羅斯福既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反市場者，他依然依賴資本體係來支撐國家機器。
6
因此，美國財政史對羅斯福稅製的主流評價是：
他把資本納入國家動員體係，而沒有摧毀資本本身。
這是一種罕見的極端狀態下的國家資本協作製度。
這就是羅斯福稅製地圖的本質：
極端稅率、例外狀態、有限適用、資本義務化、國家優先。
二 羅斯福時代的製度邏輯：高稅率為何不會被繼承
1
戰後，美國立即將最高邊際稅率從94%降至70%77%區間。
原因很簡單，高稅率的長期成本遠高於短期收益。
它會削弱投資激勵、破壞再投資複利鏈、導致資本外移。
2
高稅率的最大殺傷力來自複利的斷層。
當利潤無法滾存，資本積累就會失去長期動力。
這也是為什麽現代美國民主黨的所有加稅主張，都遠遠達不到羅斯福時代的程度。
3
羅斯福稅製隻能存在於兩個條件：
國家生死攸關
戰爭財政全麵動員
離開這兩個條件，高稅率就會變成摧毀資本複利機製的製度陷阱。
羅斯福實踐證明了一點：
國家可以讓資本短期讓渡收益，但無法長時間壓製資本的複利結構。
三 川普的財政主權：一個與羅斯福完全不同的製度時代
四
川普時代的財政邏輯與羅斯福正好相反。
羅斯福通過提高稅率獲得財政主權，
川普通過降低稅率、提高關稅、擴張美元主權來重建財政主權。
兩者分別代表了美國曆史上截然不同的兩種財政時代。
五 川普第一任期（20172020）：財政主權的第一次重組
川普的核心行動有三條線：
1
2017年減稅法案將企業稅從35%降至21%，是美國稅製近40年來最大幅度的結構性減稅。
目的不是刺激短期消費，而是恢複資本的複利滾存能力。
2
以關稅代替財政擴張，對中國施加體係性的貿易壓力。
這是貿易財政的回歸，關稅成為財政武器，財政進入主權層麵。
3
利用美元體係作為美國的長期財政錨。
減稅減少財政收入，但美元體係的全球吸附能力在補全財政缺口。
四 川普第二任期（2025）：財政主權進一步中央化
2025年後，川普的財政主權進入新的結構：
1
創世使命將科研體係國家化，其財政開支不再依賴傳統稅收，而是依賴聯邦主導的資本驅動。
科研本身成為財政能力。
2
關稅體係在2025年全麵擴張，形成一種新的製度關稅，目的在於讓全球產業鏈為美國財政提供外部輸入。
3
AI、能源與軍工結合，形成產業財政，即未來財政能力部分來自 AI 能源體係的產出，而不是傳統稅收。
川普時代的財政主權，本質上是一種現代財政的製度創新：
稅收不再是核心，主權工具才是核心。
四 羅斯福與川普：兩個製度時代的財政比較
羅斯福：
以稅率為財政核心
通過高稅率征召資本
財政=國家生存需要
製度是動員式、強製式
川普：
以主權工具為財政核心
通過減稅、關稅、美元體係與產業國家化來重構財政
財政=國家競爭能力
製度是吸引式、再組織式
羅斯福代表舊財政時代
川普代表新財政時代
兩者共同點是：
當美國需要重整國家能力，財政主權就會被重新結構化。
不同點在於：
羅斯福依賴稅率
川普依賴主權工具
製度餘響
羅斯福的高稅率告訴我們，國家在極端狀態下可以通過稅製征召資本。
川普的財政體係告訴我們，現代國家可以不依賴高稅率，而依賴主權工具本身來重構財政能力。
兩者相隔近百年，卻共同構成了美國財政主權的兩極結構。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November 2024
Executive Summary
The desire to reform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nd put American industry on fairer ground vis-à-vis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been a consistent theme for President Trump for decades. We may be on the cusp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s.
The root of the economic imbalances lies in persistent dollar overvaluation that prevents the balanc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is overvaluation is driven by inelastic demand for reserve assets. As global GDP grows,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burdenso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inance the provision of reserve assets and the defense umbrella, as
the manufacturing and tradeable sectors bear the brunt of the costs.
In this essay I attempt to catalogue some of the available tools for reshaping these systems, the tradeoffs that
accompany the use of those tool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minimizing side effects. This is not policy advocacy, but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consequences of potential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rade or financial policy.”
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Stephen Miran, Former Hudson Bay Senior Strategist
Stephen Miran was Senior Strategist at Hudson Bay Capital. He currently serves a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reviously, Dr. Miran served as senior advisor for economic policy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where he assisted with fiscal
policy during the pandemic recession. Prior to Treasury, Dr. Miran worked for a decade as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Dr. Miran is also
an economics fellow at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He received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
B.A. from Bosto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