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砲派武裝強占新華山。
(一)砲派出其不意占領了新華山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砲派在昆明檢閱台召開“打倒李成芳誓師大會”，發出了“打到李成芳總動員令”。雲南軍區約三百名指戰員及昆明軍區的少數人，乘坐八輛卡車參加了這個大會。
下午五時左右，砲派包圍了車站八·二三所屬三·一八兵團，七時左右，發起進攻，遭到頑強抵抗。
下午九時許，圍攻三·一八兵團的砲派武裝，突然撤退，返回市中心，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軍管會生產指揮部和省人委所在地———新華山。
砲派占領新華山，省政府各廳局的大部分幹部不能上班。省軍管會生產指揮部癱瘓了，引起絕大部分職工的公憤。
有些小孩圍著新華山大門口看熱鬧，被砲派占領者的民兵謾罵、驅趕，小鬼們不服氣，離大門口十多步遠的地方對罵，民兵就用彈弓夾著鋼珠、小鋼片向小鬼們射擊。不少娃娃被射傷。特別是射出的小鋼片，亂飛一氣。那種小角鋼片鋒利無比，掛著哪裏，就會被刮去一快皮和肉。有幾個受傷的小孩是住在附近的，其家長還是砲派的人，這就更加引起群眾的不滿。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去新華山上班的218號信箱的職工，不少人從新華山大門口退了回來，站在職工宿舍大院大門口議論。
(二)218號信箱總軍代表險些被抓
汪總軍代表正站在大門口講著：“……昨天晚上，我吃了晚飯以後，又到新華山辦公室去看文件和基層單位送來的報告，作些處理。大概晚九點鍾左右，有人把我辦公室的門扭開，伸頭看了一下，就拉上門走了，我見是計劃處的史忠華。隔了一會兒，他又打開門伸頭看了一下，又匆匆地走了。我起了疑心，他是否在盯住我，要找我什麽岔子？我趕緊鎖好抽屜打開門，向走廊兩邊看了看，沒有人，我就開著燈，把門一帶，從黑走廊裏繞到後大門出去了。剛出來不久，轉到正義路，就聽說新華山被砲派占領了。”
千折南說：“好險啦！你畢竟是個軍人，警惕性高，否則就被他們抓去了。”
抓軍總代表幹什麽？有人不相信，他有那麽大的膽。
“問題是他們背後有人支持，而且是兩級軍區的領導人。抓軍代表的目的，是要軍代表承認李成芳通過軍代表支左，支持了一派，壓製了一派。是執行了李成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晁達說。
“是啊！不是有人說，要把軍代表趕回去嗎？”計劃處的荊立言說。
汪總軍代表說：“我們支左，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看革命群眾組織的大方向。中央沒有說李成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議論了一番，連上班的地點也沒有了，隻好散了。但派裏的活動還不少。
後來發覺，本單位那幾位鐵杆砲人都無影無蹤了，可能都上新華山了。
(三)砲派占領新華山的嚴正聲明
強占新華山的第二天，趙健民上了新華山，對砲兵團的負責人表示“我上新華山行動本身就意味著和砲團同誌共存亡，我堅決支持你們革命小將這一革命行動。”緊接著就布置砲團核心常委李XX起草和發布了“關於進駐並占領新華山的嚴正聲明”，聲明說進駐新華山“是當機立斷的、有深遠意義的革命行動”，是為了“保證軍管會的大權不致被李成芳司令部篡奪。”
自趙健民表了態，發布了“嚴正聲明”以後，各廳級持砲派觀點的廳局長、處長們都集中到翠湖賓館，參加砲派舉辦的學習班。組織了“中上層幹部聯絡站” 、“摧資(摧毀資產階級——筆者注)兵團”、“大批判聯絡站”，號稱擁有3000名中上層領導幹部。分成文、武兩個指揮部。研究全國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勢;想對策，出點子;製定方針、政策、方法;抓輿論宣傳;抓幹部的思想及組織工作;抓省領導班子的組建工作等等。218號信箱的廳級領導幹部去翠湖參加砲派學習班的有：郗維潤(廳黨組書記、廳長)、杲建義(廳黨組副書記、政治部主任)、堅鴻全(副廳長)。蓋廣宇(副廳長)因為是“四清下台幹部”，未被砲派接收。本人態度堅決，自己搬著行李去翠湖兵館，未安排床位，就睡在走廊裏。砲派的領導一直未安排他作任何工作。
隨著“文革”運動的逐步深入，省軍管會在春城飯店舉辦廳級領導幹部學習班。218號信箱去參加的有：米宜超(副廳長、廳生產指揮組組長)、狄逸翔(副廳長)、鮮世奇(廳辦公室主任)。
(四)砲人在馬市口開槍殺人
八月二十三日，為紀念八·二三革命造反一周年。上午九時，八·二三派二十餘萬人在檢閱台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發揚八·二三革命造反精神，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人民立新功誓師大會”。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遊行隊伍均乘大卡車從東風路轉到正義路，直上馬市口，然後分左右兩路，左路繞華山西路到青雲街散隊;右路繞華山東路繞到平正街散隊。這不就是要向占領新華山的砲派示威嗎？
218號信箱的四輛卡車，跟著浩浩蕩蕩的車隊過了正義路與長春路的交義路口，向馬市口慢慢駛去時，……叭叭……噠噠噠……，正麵對著正義路馬市口的五華區人民醫院三樓窗口，槍響了。
最前麵一輛卡車上舉著大旗的小夥子被撂倒！
《飛鳴鏑》和其他兩個戰鬥隊的人，集中在218號信箱四輛車的首輛，也就是說離五華區人民醫院三樓的槍口最近。大家忘命地跳車，宿大勇先跳下去，大家也神速地跳下車,往哪裏逃?是往前還是往後……。宿大勇大聲說，不要慌，跟我來。大家就跟著宿大勇，他是往馬市口方向跑……，跟著他吧！這時當街店鋪都慌忙地關了門。後來大家才發現，馬市口下麵一點的國際照像館的門麵伸出來一截，恰好有一個角落可供躲避。宿大勇等人到那裏時，已經有十多個人躲在那裏了，一下子湧去幾十個人，小角落擠得鐵鐵的。
叭叭又是幾聲槍響，大家嚇得把腦殼往牆邊縮，生怕槍是朝牆角射來的。宿大勇說，不要怕，槍是朝天打的。子彈聲是啾啾的，如果子彈聲是呼呼的，那就在我們身邊飛了！在外圍的人看得見醫院三樓的窗口，如果槍口對著這個牆角掃射，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倒下，這仍然是個危險地方。就在這棟樓角旁邊，有一個小院子，小院子的木柵欄的門是關著的，隻是插著一棵大鐵釘栓著。宿大勇過去，掏出隨身帶的一把大牛角刀，從門縫裏把大鐵釘頂出來，打開柵欄門，大家就一溜煙地躲進小院子裏。
這時，新華山鐵塔上的高音喇叭一個憤怒的女播音員叫起來：強烈抗議八·二三的挑釁！打倒八·二三，活捉黃兆琪！打倒李成芳！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叫了一陣，就放毛主席的詩詞歌曲——井岡山：
………………
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
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
院子雖不大，但比起那塊牆角寬鬆多了。更重要的是木柵欄的厚木板可以擋擋子彈。小院子有幾個花台，放著一些花缽子。有人把花缽子移了一下，坐在花台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三三兩兩一堆地站著。東方泥注意到，這個院子的女主人，正從窗簾縫裏往院子裏瞄。大家隻不過進來避避難，也沒有搞什麽破壞，女主人就沒有吭氣。
大勇一直站在柵欄門旁從稀拉的門板縫裏往外看，嘴裏罵道：“真他媽的‘敵軍宵遁’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
馬驫問：“誰是敵軍？”
大勇說：“我們唄，個個被嚇得像龜孫子似的抱頭鼠竄。”
大家笑了起來，現在安全了，思想放鬆了。
又約莫過了半把個鍾頭，仍無動靜。宿大勇打開柵欄門，走到人行道上四處一看，大聲說道：“出來吧！出來吧！開槍的雞巴人逃跑了！”
這時大家都縮頭縮腦地試探著走了出來。街上已有幾個行人，有的店鋪已開門。馬市口以下還有七八輛卡車丟在那裏。第一輛車的人確實被打死一個，八·二三戰旗和人倒在車廂裏。大家不敢在馬市口久留，都匆匆地向長春路口走去。
好像聽到集合命令似的，都集中到了威遠街宿舍大院。
軍代表也出來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嘰嘰喳喳亂著一團。
第四輛車是物資處倉庫的金師傅開的，他腦子靈，一聽馬市口的槍響，一抹方向盤，調轉頭就開跑了，車上的人還沒來得及跳車，安全脫險了。第一輛車上的人跟著大勇跑，第二、三輛車上的人往長春路口跑。最驚險的是高如璊，她是一個孕婦。
人們問她是怎麽跳下車的，高如璊說，一聽見槍聲，車廂裏就亂了起來，也不知道怎麽搞的，我稀裏糊塗就下來了。有個人說，什麽稀裏糊塗，是我們幾人把你猛推上車箱板，下麵的人接你下去的，也就那麽幾秒鍾的事，兵慌馬亂中，你記不得了吧！大家一陣笑。
高如璊說：“我倒記得是郟彩瑛和何蓓琨一邊一個夾著我往回跑。路過一個牙醫診所，那個女醫生一把抓住我，唉吔，你挺著一個大肚子，別跑了，快進來躲躲。我們三個人就在牙醫診所裏躲過一劫。女醫生還以為我們是路過的，聽說我也是參加遊行的，她更驚奇了，唉呀，這種活動你還要參加，你是不要命了！她不了解我的處境。如果我被打成反革命，進了監獄，生下的兒子也是小反革命，這是被許多事實證明了的。如其稀鬆地保這樣的一條命，不如舍命一搏。”
馬驫說：“原以為搞武鬥無非是動動棍棒。哼!這回是親眼看到殺人了！”
宿大勇說：“眼看自己真的打死一個，還是害怕的，殺人抵命是常理，他也會怕別人報複的。他後來朝天放了幾槍，是要把街上的人嚇跑，他好開蹓。他要真想消滅八·二三，那是極好的機會。醫院窗口與遊行隊伍對個正著，車廂裏密密麻麻擠滿了人，幾梭子下去至少撂倒幾十個人。”
待東方泥回到家，正準備向酈靜月講講他們今天的險遇……
酈靜月一臉不滿地埋怨道：“你這個鐵桿老八，真是與八派生死與共了，有什麽重大的活動讓你丟不下，非去不可……。娃娃餓得直哭，牛奶也沒有人去拿。我隻好爬起來到奶站去打牛奶。走在街上碰見孔大姐，連她都大吃一驚，說，唉呀！你還在月子裏，就跑出來。在月子裏受了涼得了病，就留下了一輩子的病根。老東到哪裏去了？打牛奶跑腿的事叫他去幹嘛！你呀！叫我怎麽向孔大姐說……甩手掌櫃的一個。”
東方泥愧疚地連聲說：“是我不對，是我不對。”也未多加解釋。
眼看產假(56天)就要滿了，酈靜月要上班。新華山被砲派占領以後，各廳局就亂套了，218號信箱機關也不可能照常上班，照說，東方泥可以在家照看一下孩子，但是他的事情還多得很，而且酈靜月也不放心他帶孩子。保姆還不好找，怎麽辦？孔大姐又主動上門幫他們介紹了一個。過去為孔大姐帶過孩子，南京人，丈夫因公傷去世，兩個兒子，一個是工人，一個技校畢業，剛參加工作。孔大姐介紹說，人勤快、幹事麻利、講衛生。這就很好，一說就妥。大媽住在北京路，說好，早來晚去，在老東家吃一頓午飯，也不用她交糧票，老東家現在有四個人的口糧，供她一頓飯也夠了，大媽也很高興。除了帶孩子，還幫他們搞衛生。有時大媽還做點可口的菜供他們晚上吃。
(五)“搶槍”大血拚
八月二十四日砲派發表了“武裝保衛昆明”的“緊急動員動令”，宣稱新華山是“紅色堡壘”，“一定要保住這個根據地”。宣告要“打倒李成芳司令部”，攻破“反革命第二道防線”。下午砲派持槍強占了雲大校舍後麵的第三十中學;當晚又強占新建設電影院，襲擊八·二三西區聯絡站，把師範學院八·二三趕出學校，為砲派建立新華山——雲大——西站的“砲管區”打開了道路。
根據八派提供的信息，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左右，砲派出動大批人員，乘著車，直奔××雲南軍區警衛團民兵武器倉庫，未經任何阻止，順利“搶”走大批槍支彈藥。返回昆明時，路經黑林鋪時，砲派用機槍、步槍、手榴彈橫掃濫炸，當即打死無辜群眾和八·二三戰士六人，傷三十人。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市民群眾自發地在街頭召開控訴砲派中一小撮暴徒行凶殺人大會，強烈抗議砲派的法西斯暴行，提出三點嚴正要求：要求雲南軍區副政委李×嚴懲殺人凶手;責令砲派立即撤出新華山;對死難者家屬進行撫恤和一慰問。
(六)中央文革小組的來電
八月二十六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重要來電。
昆明軍區、雲南軍區並告八·二三和砲兵團的同誌們：
據報，最近昆明武鬥嚴重，八·二三和砲兵團雙方向人民解放軍奪槍，並互相開槍射擊。我們向你們提出以下意見：
一、雙方絕對禁止開槍;
二、雙方都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
三、人民解放軍一切武器裝備物質，任何團體個人都不得侵犯與搶奪，雙方都應在“擁軍愛民”的口號下正確對待解放軍;
四、雙方的爭執，應在中央既定方針下，議商解決，一定要堅決製止武鬥。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
東方泥說：“從中央文革小組的這份電報可以看出，八派也掄了槍。”
馬驫說：“砲派有了槍，八派絕不能赤手空拳，束手待斃。什麽掄槍，沒有上麵默許，你去掄著試試。後麵都是有人支持的。有小報透露說，某負責人動員戰士交槍說：‘不管哪一派來了都交，這是上麵的命令。’戰士想不通時，竟敢假傳軍委指示說：‘這是軍委指示，造反派來奪，不要緊，交出去，這是個策略。’‘要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組織服從，錯了也要照辦。”
東方泥說:“說是不管哪一派來了都交，實際暗地裏都通了氣的。拿了槍就不好控製了。最好不要跟這玩意沾邊，你有了槍，對方就要先發製人，就沒完沒了啦！人命關天的事。”
馬驫：“我們不沾邊，別人就管不著了。”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半，八·二三和昆明革命群眾一起，在檢閱台召開堅決擁護貫徹中央文革小組四項重要指示大會。革命群眾宣布成立“昆明市革命群眾製止武鬥委員會。”
砲派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掄”了昆明市委警衛連的槍;下午三時，又調動大批人馬到涼亭，順利地從武裝部軍火庫“搶”走大批槍支彈藥。
據悉，218號信箱物資處倉庫的金師傅，聞訊趕到涼亭，在半路上碰見一個五六歲的男娃娃，娃娃說：“沒得了，都被他們拿走了，我揀著一根。”他手裏的確提著一支五四式手槍，顯得沉甸甸的。金師傅趕緊跑到倉庫去找，確實沒有了。轉回去，發覺男娃娃還提著手槍在前麵搖搖晃晃地走著。金師傅跑上前，喊道：“喂！小鬼，你要槍有什麽用，把槍給我。”小男娃娃說：“是我揀到的，不給你。”“你拿槍回家小心把你爹媽打死。”金師傅欲上前奪他手上的槍。小鬼退後幾步，舉起槍，一個指頭扣住扳機(男娃娃都有玩具槍，都會玩槍的)說：“我打死你！”金師傅嚇得忙說：“噯！噯！打不得，打不得。”也許是槍太重，小孩抬不動，手慢慢垂下來。金師傅說：“你那支槍太重，不好。我拿支小槍同你換。”小孩用疑惑的眼光看著金師傅，金師傅把手伸進上衣裏，在懷裏作摸槍的動作，趁其不備，一把將小孩手裏的槍奪了過來。小孩大罵大叫大哭，金師傅揚長而去。走在半路上金師傅拉開槍蓋一看，槍裏有子彈，好在沒有上膛。要不然，哼哼，說不定完蛋了哩！
八月二十八日晚，砲派調集一萬多人包圍二百號信箱。大規模搶劫槍支彈藥。他們打傷解放軍戰士。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八·二三一些組織被迫拿起民兵槍支，實行武裝自衛。
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時三十分，周總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給昆明軍區打來電話，對二百號信箱作了三點指示：1、大力宣傳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宣傳毛主席擁軍愛民的號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點指示，作政治思想工作。2、部隊由原來的一個營增加到XX連，盡最大努力勸阻，堅決保護武器。3、如果勸阻無效，立即抓起頭頭來。
大家議論，這當然是針對砲派的。
218號信箱機關走廊裏貼出一份大字報，全文如下：
九月二日，八·二三一些組織，未通過指揮部自己組織起來到解放軍XXX倉庫搶槍。這一行動違背了毛主席八月二十五日簽發的擁軍愛民的指示，違背了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四點來電。當八·二三派指揮部得到這個消息後，非常焦急，立即派出主要負責人黃兆琪、楊樹先等同誌會同軍管會到現場處理教育八·二三戰士，把槍全部交回倉庫，向解放軍陪禮道歉，並立即拍電報向中央作檢討。八·二三派這種知錯就改，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使在場解放軍指戰員深受感動，對全體八·二三戰士也是一次深刻的擁軍愛民的教育。
《一月風暴》一戰士，在大字報空白處批道：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門友昰說：“抄這種大字報貼出來，非常愚蠢。”
派報、傳單、小字報的信息紛至遝來。
(七)交槍、大聯合
九月十七月至十九日，北京南下串連學生高仰義先後發表了《我的聲明》、《向雲南人民檢討》等文章，講述了他對雲南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展深入調查研究不夠，以致偏聽偏信，違背了中央首長的指示，單方麵支持砲派，反對八·二三，給雲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的經過。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昆明街頭不斷出現關於大聯合的標語口號。如“跑步集合，緊跟中央，實現革命大聯合！” “舊帳不算，舊事不提，實現革命大聯合！” “舊帳一筆勾消，實現革命大聯合！”“不聯合就是狗屎堆！” “不聯合就比臭狗屎還臭”等等。
九月二十二日，昆明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與毛澤東主義雲南無產階級革命派達成《關於停火交槍的補充協議》和《關於嚴禁打、砸、搶、抄、抓和立即釋放被抓人員的協議》。
昆明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發表關於革命大聯合的聲明，說：當前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處在重大的轉折關頭，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的偉大號召，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最衷心地擁護，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促進革命大聯合，堅決地希望同砲兵團和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無條件地聯合起來。
九月二十三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在外地串連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連的學生及其他人員要積極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迅速返回原地，堅持就地鬧革命，搞好本地區、本單位的鬥批改，促進革命的大聯合。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八·二三無產階革命派各團隊組織和廣大戰士堅決執行中央《九·五命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和兩派談判代表簽訂的“停火交槍協議”。連日來分期分片在檢閱台召開了“交槍大會”，將封存的全部槍支彈藥和其他武器如數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
九月二十七日，在我省文化大革命進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決戰的關鍵時刻，雲南毛澤東主義砲兵團第三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並發表聲明說：為了繼續堅持砲兵團本來的革命方向，恢複砲兵團本來的麵目，特別是為了實現毛主席“就地解決雲南問題”的偉大戰略方針，實現我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戰鬥。
九月二十九日，雲南毛澤東主義砲兵團第三司令部給陳康並雲南省軍管會發出《照會》，要求軍管會公開宣布《砲三司》在政治上、經濟上同其他無產階級革命派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力。
自九月下旬以來，春城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掀起了一個革命大聯合的高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力幫助和促進下，許多工廠、機關、團體、企業八·二三派和砲派組織，通過協商談判實現了大聯合。廣大八·二三戰士和砲兵團戰士歡欣鼓舞，連日紛紛前往省軍管會和有關領導機關報喜。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重要義文件。組織全國人民學習。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批轉
林彪同誌“八·九”重要講話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
林彪同誌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講話很重要。這篇講話，運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對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並且對今後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問題作了重要的指示。
現將這個講話的記錄稿轉發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學習，切實執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此文件發至縣團級)
(八)林彪講“文革”革什麽?怎麽革
林彪同誌重要講話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見曾思玉、劉豐同誌的講話
你們講了很多情況，我沒有你們熟悉。各地區的問題由總理、中央文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解決。不同情況有不同的方法。武漢的問題已經請示過主席，堅決按毛主席指示辦。
毛主席指示我們，壞事在一定條件下會變好事。武漢事件是很壞的事情，現在變成很好的事情，對全國各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動，教育意義很大。這一次把一些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暴露了，把反對革命路線的一方暴露出來，革命的一方，也表現出來了。這裏是階級鬥爭最尖銳、最激烈、最緊張的地方。
過去我們對個別軍區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決了這個問題。事物的規律是壞到了頂點，就要向好的方麵轉。革命的力量總是前進的，反動的力量總是要失敗的。某些人不管怎麽樣反動，總是頂不過革命洪流。隱藏不如暴露，壞人、壞事，暴露出來就是好事，與其包著膿包，不如讓它穿頭。毛主席指示，爛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轉，不痛不癢的就會拖下去。壞人不完全暴露，就沒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得很，已經取得了偉大輝煌的勝利。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軍的力量。在這樣兩個條件下，我們放手發動群眾，各種壞事讓他充分暴露出來。有了這兩個條件，壞事就可能變成好事。沒有這兩個條件，特別是沒有毛主席英明領導、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個條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堅強領導下，才有這個膽略和氣魄，現在有毛主席健在，親自領導，親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讓各種壞事充分暴露出來好，各種隱患誘發出來好。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亂，經過破，經過革，轉化為治，轉化為立，轉化為勝利，轉化為建設。
這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很大。真是代價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麵看來很亂，亂是把反動路線搞亂了，把反動階級搞亂了，把他們都暴露出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倒了。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都癱瘓了，表麵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亂，反動的東西不能暴露。我們敢於這樣做，正是有毛主席最高威信和解放軍的力量。有這樣的條件，不讓他們暴露什麽時候暴露呢？亂，在毛主席領導下是不怕的。
亂有四種情況：(一)好人鬥壞人，應該。(二)壞人鬥壞人。這是“以毒攻毒”，是我們可以間接利用的力量。(三)壞人鬥了好人，象北京軍區、海軍、空軍、總參、總後就有過這樣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壞人，鍛煉了自己，好人吃點苦頭，但嚐到很大的甜頭。(四)好人鬥好人，這當然不好，有誤傷，有損失，但可以從中得到教訓。這四種情況，前三種都有利，隻有第四種差些，但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容易解決。
壞人鬥好人，好人挨了整，邱會作同誌被總後當權派中的一小撮壞人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海軍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也是被整。吳法憲同誌也是這樣。過去你們吃了苦頭，現在嚐了甜頭。如果是壞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頂多就是邱會作、李、王、張、吳法憲那樣，要頂住，要沉住氣。要看到形勢對我們很有利，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最有效的措施。隻要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健在，隻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軍的力量這兩個條件，就不怕，壞人一定會受到批判，受到懲罰。就是亂翻了天，也能夠擰過來。
各地區的同誌有的犯錯誤，能挽救的還要挽救，現在沒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幹部犯錯誤，隻要能挽救的，就盡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應該下決心改正錯誤。如果自己不下決心改正錯誤，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沒有辦法。
要不垮，辦法有三條：
第一，緊跟毛主席、黨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就不報告中央，不要以為是小事，就自己處理，不要以為自己聰明，就不請示報告，也不要怕麻煩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煩的，是有這個精力和能力來解決問題的。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總理和中央許多同誌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發電報、打電話，打電話看到的人少，又傳得慢，打電報，大家都可以看到，還可以自己坐飛機來嘛，一兩個小時就可到，不要自己想當然，自作主張。往往自己以為對了，實際上不對，自己以為差不多了，實際上差得滿遠。這是我反複要講的，是三條當中最重要的一條。
第二，緊緊掌握底下的情況，對左派、右派和各群眾組織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情況。要聽取兩方麵的意見。毛主席說：調查研究是基本功。隻有掌握了真實情況，才能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
第三、現在經過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陣線分明，你們不能以是否衝軍區來劃分左派右派，要以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以擁護毛主席還是反對毛主席來作為劃分左右派的根據。要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左派一邊，站在革命群眾一邊。不要單純從成分純不純、黨員多不多、幹部多不多來分左右派來看問題。階級成分是必須注意的，不注意會犯錯誤。但不能唯成份論，主要看政治表現，看站在什麽路線上。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站在哪一邊，這是個立場問題，是個首要問題，其他都是附帶的問題。對待保守組織的群眾要進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進行分化爭取工作，不要使他們和革命派長期對立，要爭取廣大受蒙蔽群眾過來，使他們站到革命派一邊。對保守組織的個別壞頭頭，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發動保守組織的群眾自己起來把他抓起來。要堅決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眾爭取過來。左派本身有問題應強調聯合，說服他們不要打內戰，不要搞本位主義、風頭主義、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這些主義不利於左派，而有利於右派。對右派組織的群眾不能簡單粗暴地壓製。出了問題，出了事情，要報告請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驟地解決，把情況弄清楚了，報告請示中央批準了再辦，這是毛主席一貫提倡的工作作風。
現在老實講，擔心我們同誌擔負這樣重的任務犯錯誤，對文化大革命不利。現在依靠軍隊，軍隊不犯錯誤就好，要不犯錯誤，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眾，最重要的是請示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犯了錯誤就要高姿態，早認錯比遲認錯好，高姿態比低姿態好，改正的越快越好，這樣群眾就會滿意、就會諒解。有錯誤不認錯，遮遮蓋蓋、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堅持不改正錯誤是危險的，抗拒的辦法是不行的。檢討了，改正了，就主動。部隊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倉促上陣的，情況不了解，難免犯錯誤，錯了不認錯，就被抓住辮子，錯了改了，就會得到群眾的諒解，受到群眾的歡迎。共產黨人要有這種不掩蓋錯誤、勇於改正錯誤的精神。
過去的革命也是倉促上陣的。北伐戰爭、秋收暴動、各根據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蔣介石、打日本都是倉促上陣的。經過幾十年，農村情況已經熟悉，這些問題都清楚了。革命勝利之後，建立了新製度，進入一個新階段，發生了新情況，出現了新問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全黨許多同誌過去沒有仔細研究過，理論上、思想上準備不足。過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一套。勝利後就變了，不知不覺地踏上了新的階段，就是革資產階級的命。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這個革命，許多同誌沒有準備，沒有認識，隻有我們毛主席理論水平最高，在理論上、思想上、方針政策上高瞻遠矚，胸有成竹，早有準備，或者思想理論水平高的同誌有準備，其他一般的同誌都沒有思想準備。過去我們對農村土地革命熟悉，對資本主義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對資本主義的剝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個普通工人都能夠懂得，但中國的資本主義不發達，我們過去又是在農村，許多同誌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那一套舊思想、政策、理論來看今天的革命，就難免要犯錯誤，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過去打土豪、打蔣介石、打日本的辦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錯誤。犯錯誤有兩種，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黨和群眾就歡迎，不肯改，就將毀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社會主義革命有極其偉大的意義。但是我們很不理解，進入了新的社會製度，作的新的事，腦子裏還是老的一套概念。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但過去的領導班子，隻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核心才是真正馬列主義的，除毛主席為首的領導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著資產階級思想，有的是資產階級分子，所以犯很多錯誤，而這種錯誤，非糾正不行，絕不能因為犯錯誤的人多就不糾正。如果不糾正，就會不知不覺地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使我們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家就會變顏色，有些人就會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通過文化大革命達到政治大革命。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就會變成資本主義。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這個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不經過這個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哪些是社會主義，哪些是資本主義，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確和錯誤。否則，就會分不清敵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當成左的，把錯的當成對的。今後要在毛主席領導下要好好學習，好好改造世界觀，把毛主席思想學習領會通了，就是懂了馬列主義，才能不犯錯誤。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締造的人民解放軍。要避免犯錯誤，就要多請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麵，要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掛帥，要學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要朝著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前進，不要朝著資本主義發展，後退。
毛主席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用毛主席思想掛帥。部隊工作千頭萬緒，隻要大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兩條路線教育，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學習毛澤東思想，不突出政治，就會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鎮壓人民，像內蒙一樣。總政治部反譚政以後一段時期抓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辦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勢。現在還要想辦法，把總政機關改造好。
大學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軍區、軍、師、團、營、連。抓毛主席著作學習是個法寶。工作主要是靠各軍區，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抓好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要講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多介紹左派的好處。教育部隊正確對待革命左派、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當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隻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幹部、戰士的頭腦搞清楚，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了，才能完成“三支”“兩軍”任務。如果部隊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會出洋相，犯錯誤。“三支” “兩軍”，是在地方黨、政機關癱瘓了的情況下，要軍隊去接管，去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有的軍隊幹部參加三結合，有的軍隊幹部要調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但是有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對政權的重要性，對領導班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頭腦不清醒。過去十七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控製著一部分黨政機關，文化大革命以來，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國家機器不靈，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領導班子很重要，領導班子就是政權，就是國家機器，過去舊的當權派領導班子垮了，實際上等於這一部分舊的國家機器不適用了。這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控製的這一部分國家機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沒有什麽壞處，垮就讓它垮。垮了，軍隊去接管。
我們的領導班子，應該是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組成。軍隊接管不要犯錯誤，如果犯了錯誤，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立即改正。軍區、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的幹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調來集訓，重新學習毛主席著作，聽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見。要把錯誤當教材，來接受經驗教訓。保守組織中的壞頭頭也可以調來集訓。過去的黨政人員思想不通的，也要進行教育。不通，通過教育轉變過來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就歡迎。應該按照主席教導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來對待幹部。就是暫時被打倒的人，教育過來也是好嘛。大多數幹部是可以爭取過來的，思想不通的心可以爭取過來，使他們改頭換麵。經過教育之後，大部分還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暫時打倒的，還可以重新教育過來。領導班子是國家機器，必須是合乎毛澤東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不適當的零件就要撤換，讓他們受訓，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繼續革命。
剛才講了，我對情況沒有同誌們熟悉，我參加的會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說的話僅供同誌們參考。大政方針和各項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許多問題總理、中央文革都解決了。
一再告訴你們：三個條件，特別是第一條。怕你們犯錯誤，事情寧可慢些，凡事要多考慮，不要急，拖幾天，天塌不下來。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誌和文革小組其他同誌日夜幹，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請示報告。
毛主席指示，向壞人專政問題，專政機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右派組織的群眾自己處理。例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隻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在保守組織中的壞頭頭和壞人，我們專政機關不要抓，解放軍不要抓，讓右派內部群眾發動起來去抓。這樣能促進內部分化。
部隊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問題，應該請地方左派來當教員，要借這個東風。我們過去就是請貧下中農來作報告嘛。內蒙請保守組織作報告，所以把部隊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林彪同誌重要講話是對部隊領導說的，是關於“三支” “兩軍”的問題。群眾組織屬於軍隊“支左”的對象，當然大家也十分關心。學習討論中，涉及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一、亂有四種情況，本單位的“捍總”搞“苦肉計”，批鬥杲建義執行了“資反路線”，庹萬福打了杲建義兩個耳光算什麽？有人說算是“壞人鬥壞人”。晟翬說，壞人是地富反壞右中的第四位，屬敵我矛盾。我們戰鬥隊一貫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說的，執行資反路線，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要改正錯誤，隻有少數人會頑固到底的。現在還是算“好人鬥好人”。經過討論，大家同意老晟的看法;
二、“你們絕不能以是否衝軍區來劃分左派右派”，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句話好像是針對我們單位的軍代表講的，看來這個情況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初，我們戰鬥隊向軍代表闡明了我們的觀點，是對的。宿大勇說，我拿這份文件讓軍代表看看。東方泥忙說，不必了，他們已經接受我們的意見了嘛！這份文件他們有，他們會比我們學得更認真;
三、文化大革命，有個劃線站隊的問題。“要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左派一邊，站在革命群眾一邊。”“在現實階級鬥爭中，站在哪一邊，這是個立場問題”。我們戰鬥隊要堅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
四、“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的命的命，怎麽理解？有人理解，現在要革那些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現在不正是這樣嗎?門友昰說，恐怕不能這麽理解，原來革過的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舊思想、政策、理論，現在要革掉這些東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我們必須分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否則，就分不清敵我，不分是非。大家還是有些迷惑。宿大勇說,是不是我們原來革過的資本主義的命,現在再革一次?沒有人回答。要把毛澤東思想學習領會通了，就是懂了馬列主義談何容易，是要花大功夫的。
(九)孩子該上學、職工該上班了
十月二十日，雲南省軍管會就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大、中、小學校十一月五日前一律開學，現住校外單位人員和群眾組織必須立即撤出，不得影響複課鬧革命。
酈靜月說：“這可是件大好事，僅我們這個單元的十六戶人家，就有二十多個孩子要上中、小學。我們的寒梅也該上小學一年級了。要不然，整天像放野鴨子似的，到了吃飯時間，還到處找人，怎麽得了。”
上小學一年級也簡單。隔壁勞紹平家有五個孩子，四女一男，兒子也要上小學一年級，他們家大姐姐領著他們去學校考試，交學費，認教室等，一切都辦妥了。大姐姐是中學紅衛兵，她說，她沒有參加造反，隻參加大串連。背個包把全國大城市、名勝地區都跑得差不多了。她媽說，人都累瘦了、變黑了。東方泥說，但是見識增加很多很多了噻！大姐姐笑笑說，是哩！
十月三十日，省人委新華山各廳局春城飯店臨時辦公處服務組，發表《關於自新華山遷移電話至春城飯店恢複“抓革命,促生產”的嚴正聲明》。
搬到《春城飯店》去上班的也隻是各廳局生產指揮組的少部分人。多數人仍然在自己鬧革命,或者革命鬧自己。
十一月四日，街頭貼出北京來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一)王力二十天的錯誤比陳毅四十年的錯誤還要大，打倒王力，打倒！打倒！
(二)陳毅怎麽能打倒？陳毅跟我四十年，功勞這麽大，陳毅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就帶他見外賓。
(三)造反派不聽總理的話，這叫什麽造反派？矛頭對準周總理就是對準我和林彪。
看了這份來電的人都說,是的、是的。
八、周興的第四次檢查。
昆明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所屬組織，遵循毛主席的最新重要指示，正確對待幹部，積極幫助犯了錯誤的領導幹部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為人民立新功。
省級機關紅炮兵司令部於十一月六日在東風體育館召開群眾大會，讓周興作檢查。這是最近各革命群眾組織幫助周興認識錯誤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活動。大會上，周興同誌作了長篇檢查。他首先檢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隨叛徒閻紅彥鎮壓革命群眾，保護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黑司令部的嚴重錯誤，表示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接著，他對自己參加革命以來在曆次路線鬥爭中的情況作了說明，最後檢查了犯錯誤的根源、教訓，表示了今後的態度。周興同誌檢查後，昆明八·二三戰鬥兵團、砲三司、昆明市製止武鬥委員會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相繼發言，一致表示歡迎周興同誌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對紅炮兵戰友認真貫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積極幫助犯了錯誤的領導幹部認識和改正錯誤的革命行動，表示堅決支持。
二月底，中央召集昆明兩大革命造反派代表到北京討論解決雲南的問題，周興等人也去了。在北京，周總理等中央負責同誌，對周興等人作了許多思想工作，希望他們過好群眾這一關，挺直腰杆子幹革命。
半年多以來，革命群眾組織先後對周興同誌進行了一百多次批判或鬥爭。周興同誌對待群眾的批判鬥爭，態度基本上是端正的。根據周興同誌的表現和對他的主要問題的調查，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廣大戰士認為，周興同誌雖然曾經犯過嚴重錯誤，但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因此，紅炮兵等組織召開會議，積極支持他在群眾中檢查錯誤，改正錯誤，站出來革命。周興同誌的檢查全文如下：
我的第四次檢查
周 興
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麽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麵，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麽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麵;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麵，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麵。”
我是一個參加革命時間較長的共產黨員，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由於對毛主席著作學習得不好，運用的更差，跟毛主席思想跟得不緊，沒有在思想上經常地牢固地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自己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又沒有經常用毛澤東思想來徹底改造自己，長期以來，自以為是，處在一種做官當老爺的地位，對群眾忠言逆耳的批評有時又聽不進去，雖然在黨內先後受過三次比較大的批判鬥爭，但自己主觀上還總認為沒有多大的問題。因此，在各個大革命運動時期，都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尤其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造反派、革命幹部和全省革命群眾低頭認罪，請求處分。我雖然立場改變的比較遲緩，但是，我有決心，在廣大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教育、幫助下，認真改造自己，徹底轉變立場，堅決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己經作過三次檢討，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行，就我所知道的也進行了揭發，但是揭發和檢討都還不夠。現在，我再次作進一步的檢查，要求革命造反派、革命幹部、革命群眾，特別是和我一塊工作稍久一點的同誌，繼續徹底地對我的錯誤作無情的揭發、鬥爭、批判，幫助我盡快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爭取在革命鬥爭中能夠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做好工作，立功贖罪，將功補過。
(一)十七年來的主要錯誤
解放十七年來，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我們的黨和國家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進的，在各條戰線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存在一個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的黑手伸到了各個方麵，加之自己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舉得不高，因此在工作中不斷地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是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我現在就能夠回憶起來的作如下檢查。
一九四九年我隨軍南下，接管南京後，在那裏工作了三個月，以後到了重慶。
在重慶，從接管到撤消西南大區止，將近五年，進行了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內部肅反、三大運動的改造等一係列革命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都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進行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發動群眾比較充分，使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毀滅性的打擊。我當時是管公安工作的，和其他戰線一樣，由於毛主席的正確領導，當時西南的對敵鬥爭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於我們工作不深入，有些地方鎮反運動搞得粗一點，尤其是雲南，由於是和平解放，問題比四川、貴州更多一些。
一九五四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底止，我在中央公安部工作了三年。公安工作上多年來都是貫穿著兩條路線鬥爭的，早在江西蘇區時，就已證明蘇聯搞國家安全委員會那套經驗是脫離黨、脫離群眾，是違背毛主席思想的。到延安以後，毛主席又再次教導我們公安部門要把公安工作絕對地置於黨的領導下，實行群眾路線，對敵人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堅決地徹底的消滅敵人。對人民要實行民主，保護人民的利益，反對公安人員搞神祕化、特殊化，要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在康生同誌和中央社會部領導下，堅決地貫徹了毛主席的路線。但羅瑞卿當了公安部長以後，一直在幹擾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千方百計地想搞蘇聯那一套，給公安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這些流毒必須肅清。我在羅瑞卿的影響下，工作上也犯了不少錯誤，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1)一九五五年，當時中蘇關係尚未破裂，為了密切兩國公安工作的友誼，我曾代表中央公安部訪問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內務部。代表團是以毛主席名譽介紹給赫魯曉夫才正式答複接待的。訪問的主要任務是了解蘇聯公安工作和內務、民警、防空等工作是怎樣做的。在蘇聯訪問參觀了四個月。回來之後，我在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作過一次訪問報告。當時訪問雖看到了他們的一些問題，但由於強調兩國關係，報告中還是著重講好的方麵，宣傳了一些蘇聯搞神秘主義的東西，我介紹時隻是說明兩國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不能生搬硬套，要經過自己胃液的消化。這個報告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現在檢查起來我是有錯誤的。
(2)我在公安部的另一個錯誤是主持起草了一個治安處罰條例。這個條例片麵地理解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其中還吸取了一些蘇修資本主義國家和國民黨時期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經驗”，把大量屬於人民內部思想教育的問題，采用行政處罰的手段處理，這是極為錯誤的。處罰條例公布後，毛主席發現這個文件有錯誤，便停止執行;但是這個條例影響是壞的，應該繼續深入批判，肅清其影響。
(3)在勞改工作方麵，羅瑞卿也搞了不少修正主義的東西，他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就製定了勞改條例。這個條例，應該根據毛主席思想重新加以審查。我在公安部門工作期間是分管這項工作的，對錯誤方麵的東西沒有糾正、抵製。對犯人思想政治上改造同勞動改造相結合、懲罰管製同教育相結合，執行中有時偏“左”有時偏“右”，我沒有及時的很好的糾正，我要在政治上負責任的。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我工作了三年，錯誤主要有兩條：
(1)我在公安部由於與徐子榮關係搞不和，把我調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我對檢察工作一直是不安心的，認為人多事少，沒有多少事做，認為檢察院是一個特權機構，在二、三次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沒有這個特權機構，專政工作的效率同樣是高的，因此我一直要求到基層做實際工作。關於檢察院這個機關和它的一些工作製度，應不應該改，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經常不安心工作，不等中央正式通知(當時中央已內部通知張鼎丞檢察長要調我下去工作)便鬧著要下基層工作，並且為此事在謝富治麵前和張鼎丞吵起來，還說了一些無原則的話，這是嚴重的個人主義的表現。為這事我在高檢院受過批評鬥爭，我也向中央寫過檢查，現在我仍然認為當時的態度是極為錯誤的，自己應該作深刻的檢查。
(2)一九五八年初，我到山西參加公檢法合開的會議。他們在中央公安部批轉貴州“十無”的通報推動下，搞了一個“二十無”。我當時頭腦發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認為群眾發動起來，是可以在黨的領導下，做到三年內基本實現“二十無”。我寫信給高檢院，肯定了這些提法，《人民檢察》(內部刊物)還根據我這封信的精神寫過一篇評論，這些做法都是極端錯誤的。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這封信的精神，違背了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在政治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不久我回到高檢院就承認了這個錯誤，我現在仍然承擔政治上的錯誤責任，願意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以徹底肅清這一錯誤的影響。
從一九六○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二月調雲南為止，我在山東工作了四年。在四年中間，有以下主要問題：
(1)關於開展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到山東的最初幾年，正值困難時期，也正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猖狂進攻的時候，在各條戰線上都尖銳地存在著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過去，山東在舒同領導下，黨內鬥爭搞得過火了，隻反右不防“左”，譚啟龍領導時又有點怕“左”不怕右，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妥協，不敢鬥爭，怕重犯舒同的錯誤，因此，黨內有一股新的資產階級思潮泛濫。我曾經向省委建議，在黨內要正確地開展兩條路線的鬥爭，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樹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心，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但當時譚啟龍庸庸碌碌，白如冰不吭氣，認為要穩定黨內幹部情緒。我沒有做好這件事，首先省委內開展兩條路線鬥爭的工作做得不夠，沒有克服黨內存在的由“左”而產生的一種右的情緒，致使對地、縣委領導班子突出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工作也沒有抓好。
山東年年災情較重，在生產救災工作中，我認為我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的，我一直是堅持自力更生，依靠集體，生產自救方針的，對搞“三自一包”，搞“單幹”我是堅決反對的。至於在我分管這一工作時期，有的地方違背了毛主席的正確方針，作為我工作上檢查不力，是有責任的。
一九六二年甄別平反工作時，對舒同領導時期錯誤處理的一大批幹部進行了甄別平反，這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當時彭真刮起了一股“一風吹”的妖風。省委內以裴孟飛為首的幾個人也堅持這種右傾的錯誤主張。我是反對這種做法的，我認為要具體分析該平反的平反，但對確實有錯誤的，該保留的保留。
(2)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我在山東是管麵上社會主義教育的，一九六四年以前，運動都是按照毛主席主持製訂的第一個十條進行的。一九六四年七月，劉少奇親自到山東販賣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幹擾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度把山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引上了邪路。譚啟龍親自蹲點，完全執行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直到“二十三條”公布後才開始糾正。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由於受到劉少奇的影響，也犯了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表現在一九六四年底的幾次報告中，錯誤地引用了三個點上的材料，對基層幹部消極麵垮大了，實際上是搞人人過關，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些報告的精神，是違背毛主席關於幹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教導的，對麵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了很壞的影響。對這個錯誤，我應該作深刻的檢討，也要求革命群眾對我進行嚴肅的批判。
(3)關於山東民兵比武問題。一九六四年譚啟龍到北京開會，說毛主席指示第一書記不但要抓好文的即政治經濟，還要管好武的即民兵“三落實”工作。他錯誤地領會了毛主席的思想，回來後就建議召開全省的貧、下中農代表會，階級教育展覽會，同時還決定搞一個民兵比武會。我兼任省軍區政委，省委便決定我和濟南軍區主管民兵工作的楊國夫副司令員抓民兵比武。總參派了副參謀長彭紹輝來參加。訓練和準備工作都是由各軍分區承擔的。當時彭紹輝認為比武搞的不錯，他提出邀請正在青島看海軍比武的賀龍、羅瑞卿來看，以後賀、羅來看了一天多，這次比武還拍成了電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有個過程的當時還認為搞民兵比武是為了促進民兵工作三落實，經林彪同誌指出，才認到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搞民兵比武用軍事衝擊了政治，是違背毛主席思想的。我是民兵比武的組織者之一，我應當作深刻的檢討，特別是這次比武拍成了電影，流毒散布很廣。為了肅清其影響，我建議公開批判，並願承擔在政治上我應負的責任，以便我更好地受到教育。
從山東來雲南，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隻有一年多，時間不長，但我卻犯了不少錯誤，主要反映在和閻紅彥的關係問題上。
(1)我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用毛澤東思想鑒別閻紅彥是個什麽樣的人。我在陝北和西南局時對閻紅彥是有過接觸的，那些時候我認為他是一個不用腦子工作的人。來雲南路過北京時，賀龍特意向我打招呼說閻紅彥工作得不錯，要我當好閻的助手。我看出他是故意壓我，怕我來雲南篡了閻紅彥的權。我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到雲南後，為了表示自己沒有“私”心，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在很多問題上都對閻紅彥附合、妥協，並且在不少場合無原則地吹捧他，如說“閻紅彥馬列主義水平高”，“學習毛澤東思想比我學得好”，說“閻紅彥學毛著學得最好，用得最好”，“抓工作比較細致”等等。有些文件在政策上有原則性錯誤，我本來是不想簽發的，但經別人一說是閻紅彥同意了的，我也就隻好簽發了。正因為這樣，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我沒有和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且自己也追隨他做了一些壞事。這是我到雲南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係列嚴重錯誤的重要原因。當然，犯這個錯誤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我沒有認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徹底改造好自己世界觀的必然結果。
(2)在閻紅彥領導下的雲南省，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非常突出的。由於上述原因，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很多重大問題感覺是遲鈍的。閻紅彥幾年來一直宣揚鼓吹要有自己的方針，自己的道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他不抓階級鬥爭，大講抓生產經營管理，大講學文化，修道路，講衛生;他口頭上講突出政治，實際上突出生產業務。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指導全世界革命人民前進的燈塔，我們的一切行動，都必須統一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統一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前進，決不允許有什麽“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針”。我們必須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曆來教導我們，政治統帥經濟，而不是經濟統帥政治，這些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到雲南後，由於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沒有認識閻紅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大搞獨立王國的野心,在這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上，我不僅沒有抵製，同他進行堅決爭,而且在一些問題上還隨聲附和，以至還宣揚過他的一些錯誤觀點。對有些問題,我雖有所察覺,但由於私心雜念,不敢堅持鬥爭,如我發現閻紅彥“一言堂”的作風很嚴重，省委有右傾保守思想，六五年省委十二次會議上我曾想提出來，考慮再三，怕觸犯了閻紅彥，最後還是沒有提。又如我曾想改造省人委龐大的官僚機構，促進機關革命化，但遭到趙健民等人抵製，閻紅彥也不置可否，結果也半途而廢。對兩條道路的鬥爭，我采取了這種曖昧和庸俗的態度，錯誤是極為嚴重的。
(3)我由於沒有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在工作中有時沒有強調把突出政治放在首要地位，有時下到基層多是抓具體生產措施，對抓群眾學毛著很不夠。在我的一些講話和報告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舉得不高。這是我沒有做好工作的根本原因。
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追隨閻紅彥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我錯誤地維護了以閻紅彥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我沒有識破閻紅彥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經過革命造反派的啟發，對他也產生過一些懷疑，但是由於“私”字當頭，“怕”字當頭，始終沒有勇氣跳出閻紅彥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圈子，反而在很多方麵當了他的辯護士，說他“有馬列主義水平”，“炮打過於一川、高治國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我把以閻紅彥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宣揚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誌氣。我支持閻紅彥把“八·二三”打成反革命;我為閻孫黑幫圍攻“九·一四”的行動辯護;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把南下革命學生視為洪水猛獸;對各機關、學校層層設置障礙，不準革命學生同革命工人、革命幹部串聯;我還利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兼職地位，布置保衛省委，我充當了閻紅彥鎮壓革命群眾的幫凶。在革命群眾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的關鍵時刻，反革命經濟主義濫用職權，亂開外出串連證，亂開支經費，浪費國家物資，我沒有堅決出來製止，我也批準了一些不應批準開支的經費、物資，在這個問題上，我也罪責難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根本的錯誤是沒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支持了三反分子閻紅彥，維護了雲南黑省委的領導，走錯了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打擊壓製了革命群眾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這些錯誤和罪行，前三次檢討中著重作過檢查，現就有關事件再作如下的補充。
(1)關於抓人問題。去年五月成都會議之前，閻紅彥就曾提到四川從社會上抓了一批漏網的罪犯和潛伏活動的反革命分子，他還說雲南鎮反不徹底也需要逮捕一批。六月地書會議，各地委和昆明市也提出有一批反革命分子需要捉，閻紅彥當時說可以捉兩三千人。我是參加政法組開會，曾和劉明輝召集公檢法的人要他們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一個捉人計劃。經研究感到捕人的範圍很不明確，問閻紅彥捕些什麽人，他說包括三部分人，即社會上的罪犯和反革命，四清中需要捕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現行反革命”。還說每縣中、小學教師要批判鬥爭和捉2——3人。省公安廳曾提出一個計劃，我看後感到要捉和要收容的人界限仍很不明確，打擊麵過寬。就在這個時候，中央公安部專門來了通知，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不要捕人，這個通知約束了我和劉明輝，對閻紅彥要捕二、三千人的計劃發生了動搖，最後計劃沒有作出來，但是各專縣已按六月地書會議上醞釀的要嚴厲打擊一些現行反革命活動的精神做了。六月地書會議我參與了這件事是有嚴重錯誤的，計劃雖然沒有作成，但是可能由此影響逮捕麵過寬。據現在政法部門揭發，去年六、七、八三個月捕人實數超過了1——5月總和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果逮捕的確係社會罪犯和反革命分子，有關部門應按有關政策複查一下，有逮捕不當的應予糾正。如果有的以此為借口，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違反中央規定任意捕人，鎮壓革命群眾運動，應該堅決按中央規定辦事，立即給這些同誌平反，恢複名譽。我再次向這些受到迫害的同誌表示賠禮道歉，低頭認罪。
(2)關於省委文革辦公室被盜案，攝取指紋的問題。當時政法機關研究認定為政治性盜竊案，留有指紋，為查證定案，專案小組提出要攝取某某人的指紋核對。這件事有些是經過我和劉明輝點過頭的，但據揭發，很多人都為此被攝取了指紋。這件事雖屬科學鑒定，經過查對都與該案無關，可是使很多無辜的同誌暗下受到審查，這也是我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造成的結果，我向這些同誌負政治上的責任，並向他們賠禮道歉。
(3)調查南下同學家庭成分、政治情況，有些人我是參加了意見的，調查的目的是想聯係他們的家庭成分、政治情況，企圖把南下同學中的某些人打成反革命。這也是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所幹的壞事，我向被調查的有關同誌道歉，低頭認罪。
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犯的罪行或錯誤還未檢查到的可能還多，待回憶起來之後再作檢討。
(二)犯錯誤的主要原因
我參加革命已經幾十年了，在各個革命曆史時期都犯過這樣那樣大大小小的錯誤，特別是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犯錯誤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沒有認真用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跟毛主席思想跟得不緊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掉了隊，犯下了嚴重罪行。下麵是我認識的幾個主要問題。
(1)我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不深，對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沒有吃透。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向全黨指出：“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指出：“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革方麵，取得了基本勝利，但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麵，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多年來都是搞專政工作的，對於公開的敵人，地、富、反、壞、右的鬥爭和專政，我認為自己一直是沒有鬆懈的。但是對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的形式和內容、階級鬥爭是不是還是集中在爭奪政權問題上、要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對這些問題我是很不理解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沒有警惕到從中央到地方隱藏著一大批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妄圖實行篡黨篡軍篡政的罪惡陰謀;在黨中央內還隱藏著一個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問題過去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要政治掛帥，要關心國家大事，現在看來我過去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主席的這一教導，我經常關心的是些小事，沒有關心國家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大事，忙於事務，是業務掛帥，不是政治掛帥;對劉、鄧、陶、李、閻這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沒有用毛澤東思想去鑒別他們是什麽人，而是用庸俗的唯心主義代替了曆史的辯證法，用形而上學，用老觀點，隻看表麵，不看實質，把他們當成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劉、鄧長期以來，也正是用偷天換日的卑劣手法，利用廣大群眾對黨和毛主席的無比熱愛和信賴，利用他們竊踞的黨政大權，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合法的的身分，販賣修正主義黑貨，妄圖改變中國的革命航道，使中國改變顏色。他們還用黑修養毒害廣大幹部和群眾，要別人盲目服從他們，做他們的馴服工具。我過去受他們騙而不自覺，工作中盲目執行過他們一些黑“指示”，給黨和人民造成了不少損失，這是我應該深刻檢查的。
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毛主席是一再給我們敲警鍾的。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指出：“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指出“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在二十三條中毛主席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曾多次向高級幹部說：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敢不敢造反。毛主席這一係列極為重要的指示都告訴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複辟，而且這種反革命複辟的最大危險來自黨內。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五月十六日《通知》中，對這個問題說的就更加清楚了。可是由於長期以來我沒有認真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思想落後於革命形勢，對毛主席的這一係列重要指示麻木不仁，沒有聽進去，繼續按老框框看問題。因此，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發展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起總攻擊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我站錯了隊，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初期，運動是由閻紅彥、孫雨亭、劉明輝三人掌握，我主要是抓生產，但省委決定重大問題的一些會議我是參加了的，我支持了閻、孫把矛頭指向下，轉移了鬥爭大方向。我站在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有些怕出“亂子”，因此參加了不少鎮壓群眾運動的活動。我沒有重新用毛澤東思想鑒別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是一個怎麽樣的司令部，繼續站在原來的立場上為閻紅彥塗脂抹粉，宣揚他“炮打過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並在九月分把省委說成是屬於“第一類的”。十月工作會議期間我對省委的一些作法發生過懷疑，在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了八、九個問題要大家討論，但由於我還沒有改變立場，當有人提出反對時，我又作出了省委大方向是正確的錯誤結論。今年一月四日閻紅彥害怕群眾躲到小麥雨，八日深夜陳伯達同誌打電話叫他出來見群眾，我沒立即堅決執行這個重要指示，還說出去是肯定的，是不是等天亮再研究怎麽出去法，就在這幾個小時時間內，閻紅彥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叛黨自殺了。這一係列事實說明，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泥坑中陷的是很深的，覺悟是很遲緩的，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我再次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
毛主席教導我們：“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開始懂得了什麽是毛主席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隻有毛主席才有這樣偉大的氣魄，發動這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亂了敵人，暴露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摧毀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使子孫後代懂得了出了修正主義如何把它連根拔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解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怎樣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同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進行複辟和反複辟的鬥爭。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一係列馬克思列寧主義重大的理論。偉大的革命實踐，使我初步認識到了毛主席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思想，當然，要徹底貫徹毛主席的這一光輝思想，還必須像林彪同誌教導的那樣，既要把自己作為革命的一分動力，又要把自己作為革命的對象，不斷改造自己，徹底改造自己，徹底轉變立場，清除自己身上的修正主義根子，才能輕裝上陣和黨內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永遠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偉大航道革命到底。
(2)我頭腦裏還有“私”字。長期以來，我還有嚴重的個人主義私心雜念，個人患得患失。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家庭，參加革命後，思想是毫無顧慮的，在革命的集體行列中，我沒有向困難屈服過，一般說來我都是競競業業為黨工作的，問題是在於受到幾次批判後，我思想上產生了一些消極的東西。第一次在江西受“左”傾路線的批判處分，我思想上沒有什麽包袱。第二次在陝北賀龍、習仲勳把我整了半年,雖未受到什麽處分，在思想上有一點包袱，可是隨著全國革命的蓬勃發展，投入新的戰鬥崗位以後，我把這些事也很快就忘了。第三次在高檢院因為和張鼎丞吵架，賀龍、羅瑞卿來了個新老賬一起算，又受了一次重點批判，這次就背了一些包袱，我在工作上的朝氣雖未減退，但在和領導人的關係上，產生了一些很錯誤的想法，覺得不能再犯錯誤了，再犯錯誤就翻不了身了，由此影響到思想和工作都要考慮再考慮，對領導人的關係覺得要小心一點，寧肯多請示，不要急著幹，即便對領導人工作上有意見，我常常是放棄自己的觀點，去遷就領導人的觀點，我覺得自己“亂放炮”，不但和別人的關係搞壞了，還可能增加自己的錯誤。對領導人總是朝好的方麵想的多，壞的方麵想的少。在對待人民內部問題，特別是對黨內鬥爭問題上，有時缺乏警惕性，缺乏用階級鬥爭觀點去分析一些黨內問題;有時對一些問題也覺察到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雖也展開鬥爭，但有顧慮，深怕“過火”。我無形中受了黑修養的毒，在一些問題上，有些是重大的原則問題，放棄了必要的思想鬥爭，沒有堅持黨的原則，采取了“委曲求全”的庸俗態度，思想裏產生了一個“怕”字，怕這，怕那，最根本的是怕丟了“官”。正是這些個人主義私心雜念，幾年來給黨的工作造成了損失，也使我自己犯了不少嚴重的錯誤。
這些思想，在山東工作時，有所反映，但不突出。到雲南表現得很突出。路過北京時，賀龍特意向我打過招呼，說我在西北、西南、公安部關係都搞得不好，並說閻紅彥的工作很穩，叫我要當好閻的助手，不要再犯錯誤了。我知道賀龍是對我施加壓力。因此到雲南後，為了不使別人懷疑我對閻紅彥有個人野心，處處對閻表示尊重。我到雲南後是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省長，開始我想把省人委的工作抓起來，當發現閻紅彥嫌我“手伸得太長了”，我便知難而退。他說省人委管管接待外賓和內部統戰工作就行了，我便按他的意圖辦事。各口的工作閻紅彥分給了有關書記管了，我在工作上沒有紮根的地方，對這些作法我是不滿意的，但是為了“委曲求全”，搞好關係，我便跑到下麵去調查。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即使我有不同意見，但都是按他的調子辦。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我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中國和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服務，可是我在很多問題上，都變成了為閻紅彥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服務。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閻紅彥怕我亂放炮出“亂子”，叫我抓生產。以後他認為我剛到雲南不久，有做群眾工作的有利條件，又把我推上第一線。我當時未識破他的反黨麵目，又為了在組織上不犯錯誤，我曾表明，凡省委沒有決定的，我不會擅自去辦。因此上第一線後工作很賣力，凡事都照他的意見辦。
去年十二月份，革命造反派就動員我起義，造閻紅彥的反，閻紅彥便對我說：“聽說你要當起義將領了”。我當時雖然已看出閻紅彥的一些錯誤，但確實還沒有認織到他是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感到拿不穩，不敢輕舉妄動，怕別人說我想當第一書記，怕搞不好自己被打成“反黨分子” “野心家”，因而沒有勇氣轉變立場，起來造閻紅彥的反。今年一月一日雲大毛澤東主義砲兵團開成立大會，我去參加了，我原來準備的一個發言稿中觸及了一點靈魂，作了一些檢討，調子比在八·二三兵團成立大會上講話還高。閻紅彥很不滿意，說八·二三成立大會就不讚成我去參加，並說檢討不是我的身份所應講的，要檢討應該由他講。我怕觸犯了閻紅彥，結果把檢討部份刪掉了。由於這些私心雜念，致使我一錯再錯，遲遲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一係列嚴重的罪行最根本的是由於我長時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怕”字當頭，私心雜念作怪，是促使我犯方向路線性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3)全國解放以後，由於我沒有認真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徹底改造自己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生活，對我的思想和鬥爭決心是有影響的，有些方麵在向資產階級世界觀演變，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和鬥爭的銳氣比以前大為減弱了，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堅持黨的原則，這是我的嚴重錯誤。促成我思想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盲目自信，自以為是，很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謙虛謹慎，我卻常常是盛氣淩人，謙虛不足，驕傲有餘，經常是訓別人多，虛心向別人學習少。黨和人民本來是委托我當人民的勤務員，可是我卻把關係弄顛倒過來了，不是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地當勤務員，而是坐在人民群眾頭上做官當老爺，犯了很多錯誤，所以革命群眾要打倒周興，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有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這些“官氣”“暮氣”徹底燒掉，老老實實當人民群眾的小學生。
我參加革命工作已經幾十年了，過去犯過不少錯誤，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嚴重罪過，但是我立誌堅決改正。雖然我已經到晚年，但是我要永遠跟毛主席走，老老實實學習毛主席著作，做到老，學到老。要像林彪同誌講的那樣活學活用，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用毛主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狠鬥“私”字,徹底清除自己頭腦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今後一定要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虛心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要勇敢地走到群眾中去,繼續在革命群眾運動中鍛煉改造自己,棄舊立新,破“私”立“公”,立功補過,爭取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聯合中為人民立新功。我的第四次檢討,還是不深刻的,希望革命造反派同誌們繼續對我進行揭發批判,幫助找早日徹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群眾大會散場以後，一路走來，群眾議論紛紛。總的說來，大家認為周興同誌的檢查是誠懇的、全麵的、深刻的，是我們目前聽到看到的領導檢查中最好的一份。這樣的領導幹部可以解放了，讓他繼續為人民主新功。
馬驫說：“整個檢討還是好的，但是最後一個問題，點了幾個人的名，並說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就顯得多餘了。原來受壓，委曲求全，現在一吐為快了。”
東方泥說：“檢查最好隻說自己的錯誤。有些事可以就事不就人，從自我的角度檢查。原來關係沒有搞好，是否堅持了正確的，而方式方法欠妥;現在為了搞好關係，又放棄了原則。‘怕’字當頭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既觸及了靈魂，也有教育意義。”
門友昰說:“我們聽到的是周興在體育館所作的檢討,但是我們看到傳單上沒有後麵的那一段。”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各級軍區機關目前不搞“四大”和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麵教育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軍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國防和三支兩軍的光榮任務，必須時刻提高警惕，加強戰備，保持部隊穩定。各大軍區，海軍艦隊、空軍機關、省軍區、軍分區和人武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經開展“四大”的可采取適當方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