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革”的教訓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走向
一、發動“文革”的政治背景 二、部隊文藝座談會對“文革”所起的推動作用
三、“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社論的指導作用 四、紅衛兵運動
一、發動“文革”的政治背景
(一)鞏固政權比奪取政權更重要
被推翻的階級不甘心滅亡,總要借機複辟;
各種舊思想需要長期的改造;
革命幹部進城以後,要警惕糖衣炮彈;
“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證明了階級鬥爭的存在;
(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
———利用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蘇聯的赫魯曉夫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會議上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雖然這不是赫魯曉夫的個人行為,而且斯大林在肅反中也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這個報告中並未對斯大林一生的功過進行合理的評價,給世人的印象是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從而否定無產階專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人,是如此的專製者,這不得不對國際共產主義產生影響,引起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共產黨員退黨,這是事實。直到中國共產黨發表文章,對斯大林的功過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給了三七開的評價,他的功績是主要的,這才逐漸解決了對斯大林功過的分岐。俄羅斯現在不是還有人在懷念斯大林嗎?
此外,赫魯曉夫推行“三和一少”,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要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度;對世界人民革命支援要少;還提出“三無”,即“爭取建立一個無武器、無軍隊、無戰爭的世界”。這豈不是把社會主義陣營搞垮,又與資本主義國家求和嗎?這不是修正主義還能是什麽?
1956年6月28日,波蘭波茲南事件,波及到匈牙利,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裴多菲俱樂部先後舉辦了一係列大型研究會,揭露拉西科的“獨裁製度”,10月匈牙利大專院校的學生聯合提出了16點政治要求,核心是實行民主政治。喊出“以波蘭為榜樣,走匈牙利道路”、“獨立”、“自由”等口號。舉行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遂引起騷亂。蘇聯對是否要出兵幹涉猶豫不決。中共中央表示,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將成為曆史的罪人。在中共的支持下,蘇軍的坦克才開進布達佩斯,平息了動亂。
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把由來已久的防止黨內變質與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以確保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
(三)抓階級鬥爭,已經作為各級領導的重要任務。
二、部隊文藝座談會對“文革”所起的推動作用
(一)江青把解放後的十七年文化教育成績全盤否定
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把解放後的十七年文化教育稱為文藝黑線。應驗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進一步為確立和加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作為馬列主義的新發展。
(二)發動“文革”的導火索
1、《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
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樣一聯係,問題的性質就變了;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等人談話。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打中要害。
2、利用寫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講話強調階級鬥爭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這是說的小說《劉誌丹》的事,此書對一些曆史事件寫得不準確,後來被閻紅彥說清楚了,《劉誌丹》一書被否定。但是,“文革小組”的積極分子用這一論斷來衡量十七年以來的文藝作品,就大難臨頭了。
3、雜文對時政作了尖銳的抨擊
《燕山夜話》、《三家村紮記》利用雜文的形式,對當前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問題作了尖銳的諷刺、抨擊;
對《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紮記》寫批判文章的人,都是史學界、哲學界的專家、學者、文壇高手。過去不管是夜話還是紮記都是在地方性的《北京日報》、《前線》雜誌上發表的,讀者的麵較窄,而且有些典故、寓言所隱喻的含義,很多人都不甚了然。而批判文章寫得深入淺出,有理有據,在全國性報刋上發表,組織全國人民學習,討論,表態,群眾認為這些批判文章並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至少事出有因。例如“偉大的空話”、“一個雞蛋的家當”、“用狗血淋頭治健忘症”、“必須趕緊完全休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等等。
4、北京市委的檢討未過關
批判文章點出北京市委的二月提綱,把上述情況說成是學術問題,鄧拓的檢討文章避重就輕是弄巧成拙。經批判文章指出,基層群眾覺得中央是出問題了。
- “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社論的指導作用
(一)批判“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指出:
“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模糊了這場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裏所指的麵就相當廣泛了。
(二)毛澤東指出繼續革命的目標
毛澤東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
階級代表人物,是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其涵蓋麵不僅僅是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的機關,還有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各文化界裏;不僅僅涉及麵廣,更重要的是涉及到領導層,高級領導層。各級領導無不人心惶惶。
(三)《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的社論,這是“文革”中一篇重要的文章。社論首先指出︰“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閻紅彥說:“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集中力量打擊牛鬼蛇神”,“具
體說,就是打擊資產階級權威專家,老古董”。
矛頭直指高級知識分子。
1、社論指出︰“剝削階級的槍杆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我們推翻了他們的統治,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不等於沒收了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他們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以後,他們是不死心的”。
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壞右。”
這就使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了。
2、社論指出︰“解放十七年來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連讀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複辟和反複辟的鬥爭。”即是說,“三家村”不隻一家,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這就聯係到各省、市,各基層的人。而夠得上“三家村”資格的還是知識份子,是更小的知識分子。
3、社論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敢說自己已經具備了“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誰敢說自己已經清除了舊社會的惡習。連當時在黨中央排名第四位的陶鑄在紅衛兵群眾大會上表態時,也隻能謹慎地說自己的思想“基本上屬於馬列主義。”就這樣還遭到紅衛兵的炮轟和批判。廣大職工,特別是知識知分子個個都忐忑不安。
四、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與毛澤東的通信
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於1966年6月24日首先興起的,寫了一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7月4日又寫了一張《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一並寄給了毛澤東。第一張大字報提出“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現在不反,更待何時?”,第二張大字報提出“我們的‘野心’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毛澤東8月1日寫了回信,認為他們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階級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但要求“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又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的大字報。提出“對黑幫,對舊世界、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就得來一場革命的造反。”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造誰的反?怎樣造反?紅衛兵的宣言與毛澤東的指示是有區別的。
(二)紅衛兵掀起的“紅色風暴”
紅衛兵發起的初期是造修正主義的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範圍
十分廣泛。重點是校領導和教師以及學生中的“黑五類”。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副校長被打死,“黑五類”不僅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反而被歧視被打。是哪些紅衛兵在中南海批鬥了劉少奇?這絕不是一般的紅衛兵所能幹的事。
現代史硏究學者米鶴都指出︰“在黨中央點名批判‘彭羅陸楊’之後;率先上門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門熟路的領導人子女。這樣的事情,市井小民即便能夠做到,也還需要適應和過渡。”“北京八中的陳小魯回憶:當時我聽說,有些領導人的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並讓彭真夫人在地上爬。(據陳小魯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朱鶴都編,2011年)無獨有偶,另一批領導人子女則跑到羅瑞卿家造反,讓羅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地上爬。陸定一和楊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而這些紅衛兵,昨天還親昵地稱呼叔叔、阿姨,今日就幹出如此卑劣的勾當。他們對待黑五類們更為變本加厲就是勢所必然了”(《炎黃春秋》2016年·2·45頁)
由於目標不一致,北京出現三個紅衛兵司令部。首都紅衛兵三司能貫徹毛澤東的意圖,遂被中央文革小組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