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
(一)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去建工學院作檢查
東方泥與北京部裏的朱士林經常有信件來往，互相通報一些自身和家庭的情況，特別是政治風暴中心的首都，“文革”中的一些大的事件，更是大家迫切需要了解的。東方泥把昆明“五·二八”、“五·二九”血案八派寫的“真相”、砲派寫的“記實”都給朱士林寄去一份。朱士林的來信，都是寫的首都“文革”的重大新聞。這些新聞，尤其是其中一些鬥爭場麵和細節，在“兩報一刊”中是見不到的。這次朱士林在信中寫道，建工學院的造反派組織抓住劉少奇在該院“蹲點”時的講話,要求劉少奇1月7日淩晨4時以前到該院公開檢查。劉少奇1月5日給毛澤東寫信,請示自己是否到該院去作檢查。毛澤東作出批示:“總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麵做些工作。”1月7日周恩來找建工學院兩派講話,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要揪不行,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6月3日，北京紅代會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革命小將來到中南海門外要揪鬥劉少奇。喊出了“誓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鬥臭”的口號。當天下午成立了“揪劉火線指揮部”。第二天上午,500多人組成浩浩蕩蕩的揪劉大軍,在中南海西門舉行誓師大會。1967年1月初,北京農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請願及串連的紅衛兵、學生、工人、教師、機關幹部約3000餘人,有組織地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南門(新華門)外,安營紮寨,要揪鬥劉少奇。7月初的一個下午，中央辦公廳傳達了中央首長指示：你們要揪劉少奇是很好的革命行動，中央的意見是鬥爭劉少奇要背靠背地鬥。你們要劉少奇作出檢查，我們可以把你們的意見向中央報告，中央同意了，責成他寫。中央常委、總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要你們回去。7月4日淩晨三時許，戚本禹來到中南海門外，與“新八一”揪劉指揮部的同學進行了交談。當談到建工學院新老“八一”戰鬥團的分岐時，戚說：劉少奇到建工學院對八一戰鬥團的支持是假的，他企圖在黨的十一中全會上蒙混過關。戚強調，兩派應該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Z
不久中央辦公廳傳達了中央的決定，毛主席親自批準，責成劉少奇向“新八一”作出檢查。十日中午中央辦公廳負責同誌把這份檢查交給了“新八一”。“新八一”將劉少奇的檢查抄成大字扳，貼到北京各地。這是件大事，既然已經公開貼在大街上了，昆明地區的紅衛兵也會很快得到這份材料，我就不花工夫再給你抄一份了，見諒。
不出朱士林所料，很快八派的《紅宣兵》報登了劉少奇的這份檢查。
(二)毛澤東批準劉少奇作出書麵檢查
劉少奇猖狂反撲的宣言書
——劉少奇向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及全院革命師生員工的“認罪書”
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戰士們：
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全體革命師生員工們：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誌通知我說，黨中央的意見，要我向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戰士們寫一個檢查。現特檢查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號召中央所有負責同誌和各地來到北京的所有負責同誌都去親自參加北京各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識。我就是在毛主席這個號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誌處同北京市委的同誌一起研究，我到哪個學校去？經過研究後，一致確定，我到建築工業學院去。李雪峰同誌也決定一同去。由於建築材料工業部是國家建委領導的，所以穀牧同誌也到你們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派了戚本禹同誌來參加。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要創造什麽經驗，向全國推廣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們學院參加你們的大會，上述各同誌都來了。此外，還有劉瀾濤及其他外地來北京的同誌有幾位來了，他們是臨時決定來參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參加你們八月二日的大會，主要是聽取你們中一些不同的意見。最後，我講了幾句話。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穀牧、戚本禹同誌等再次到你們學院，先找《八一團》的代表談話，後找《革命團》的代表談話。主要也是聽取意見。最後，我分別向《八一團》的代表談了我的幾點意見。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組負責同誌談話，主要是問了一些情況，最後我也說了一些話。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了。我才知道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這個時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過問建工學院的事了。當天下午，我用電話告訴李雪峰同誌說我以後不再去建工學院，也不再過問建工學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誌的講話，以後吳星峰在建工學院的活動，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後，建工學院有幾位同學給我來過信，並接到過幾份簡報，但是我都沒有答複，有的交給了李雪峰同誌，有的處理了。
以上就是我參加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簡單經過。
(二)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經毛主席批準在全國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同誌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後，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轟轟烈烈的起來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卻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其他領導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誌，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誌，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誌，某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負責任的就是我。我對自己所犯的這次錯誤，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學、中學和一些機關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組;
製定出一些限製群眾革命行動的辦法，如內外有別，不讓群眾上街遊行，不讓把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去等等;
批發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給各地黨委，把革命師生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發了一些中央局報送中央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和討論紀要等;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了所謂“排除幹擾”的鬥爭，在建築工業學院這種所謂“排除幹擾”的鬥爭就變成所謂“抓遊魚”的鬥爭，雖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會議上也沒有聽到過有“抓遊魚”這回事。由於這種鬥爭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發生限製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圍攻了革命派，壓製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遊魚”等。這樣，就在一段時間內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
當工作組初到各學校，一般還是受到群眾歡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眾中發生了各種不同意見，其中有一些批評和懷疑工作組領導或工作組某些成員的意見，也有一些批評和懷疑黨的某些領導人的意見。由於大多數工作組對群眾運動包辦代替，並規定許多限製，這就必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和懷疑，即使其中有些過激的言論，也是屬於敢想、敢說、敢於鬥爭、敢於造反的革命言論。當然也有極少數右派言論出現。這本是一種正常情況。應該拿出足夠的時間讓各種不同的意見充分的發表出來，充分的辯論清楚，恰恰在這種關鍵時刻由我主持的中央匯報會議就陸續的作出了前麵所說的那些錯誤的決定。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的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讓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誌氣，即使在這種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麵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於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隻有五十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確實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有的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群眾中對立情緒。
我的這種錯誤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也違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
(三)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托我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由於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還不理解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所以我到建工學院幾次講話中，都沒有主動地承擔責任，沒有正式地站出來向建工學院全體師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學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種錯誤應由我來負責，以便減輕當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北京新市委、建築材料工業部和工作組的責任。當時，我隻是籠統地說，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的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來負擔，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所犯的錯誤，你們清楚，你們可以討論，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錯誤，你們也可以討論，誰的錯誤誰負責。在這裏，沒有說明，我自己應負主要責任，也沒有說明，當時的黨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這樣，就糢糊了當時所犯錯誤誰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當時我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我參加你們八月二日的全院辯論大會，聽了兩種不同意見的辯論，此外，同學們還給我遞條子，提出來第三種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雖然包括一些原則問題、方向問題在內，但是我認為基本上還是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問題，應該經過正常的討論或辯論，分清是非，正確的堅持，錯誤的改正，就可以團結起來。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才能搞好。學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學生為主來搞。我認為這種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充分的討論和辯論，分清是非，堅持真理，改正錯誤的基礎上的團結恰恰是當時所需要的，不能說這樣的團結是“合二而一”的。當然在這裏我應檢討，我當時在說這個問題的時候，說的有些不夠完全，不夠確切的地方。
經過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聽取各方麵意見的結果，又在八月四日聽了工作組領導同誌的談話，在我的腦子中已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即《八一戰鬥團》的鬥爭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是堅決反對原來的院黨委和工作組的錯誤領導的，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團》雖然也說院黨委和工作組領導有缺點有錯誤，但他們由於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黨委、保工作組的。他們的鬥爭矛頭主要不是指向院黨委和工作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團》。因此，他們的鬥爭大方向是不正確的。我的這種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沒有來得及向建工學院的師生員工們宣布我的這種看法，隻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組同誌談話時，略微地透露這個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麵的，此外，我在同各方麵接觸中還發現建工學院的黨團組織還是原班人馬在進行活動，既沒有經過改選，也沒有停止活動，因此，黨團組織的活動常常是維持舊秩序。反對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動的。因此，我曾建議改選黨團組織，如果一時選不出來，就推選臨時召集人。黨團員一般不開秘密會，開會時要找一些非黨團員參加。我這個建議的目的，是想使當時文化大革命運動不至受原來黨團組織的操縱，阻礙運動的發展。至於我這個建議是否在以後付之實行，在以後的實行過程中，是否使建工學院的大多數幹部遭受打擊？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後因為實行我這個建議，而使建工學院大多數幹部遭受打擊的話，那就應該由我來負擔主要責任。
我在幾次談話中，還談到以下一些問題：
1，有人起來鬧事，起來向我們黨委和工作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們起來鬧事、起來造反，即使有少數壞人參加，也不要害怕。因為絕大多數是好人，都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壞人隻是極少數。如果害怕人家起來鬧事，不讓人家起來造我們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錯誤。但是，我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話講得過多了，以至說過“不要怕壞人上台，壞人上台一個時候有好處，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著。”這些話是錯誤的，應加以批駁。
2，在幾次講話中，我都強調了要團結多數，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而沒有說明要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去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而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沒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條件，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都是實現不了的。即使實現了，也是不鞏固的。
3，在幾次談話中，我都引用馬克思說過的話，“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地解放他自己。”在解釋全人類包括一些什麽人時，我首先指出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學生、知識分子，這是人類的絕大多數，但也包括那些沒有處死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及已經處死的家屬子女等，都要改造他們。而要改造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講到改造這些剝削階級的殘餘時，講得過多了，過重了。這就引起人們有本末倒置之感，這也是錯誤的。
對於我在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所犯錯誤及其惡劣影響請同誌們放手揭發和批判。
對於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錯誤指導思想及其惡劣影響請同誌們放手揭發和批判。
對於我的其它言論和行動，凡不符合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也請同誌們放手揭發並給予徹底的批判。
最後，我要向受過以我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壓製和傷害了的革命師生員工賠禮道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錯誤路線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錯誤的師生員工和廣大工作組員，他們責任甚小，主要責任在我，他們也是錯誤路線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們賠禮道歉！
希望同誌們在對我進行大揭發、大批判的過程中，形成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的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北京建築工業學院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劉少奇(簽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這份報紙還附了一個戚本禹、關鋒的簡短指示：
戚本禹、關鋒同誌談“認罪書”。
中央文革戚本禹同誌和關鋒同誌最近就劉少奇的“認罪書“作了如下指示：一、通過對劉少奇七月九日給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認罪書”的批判，進一步掀起一個新的批判劉少奇的高潮。二、劉少奇的“認罪書”的發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瘋狂反撲的信號彈，我們要把劉少奇“認罪書”的批判作為革命大聯合的大方向。三、全國要開展對劉少奇的“認罪書”的大批判，各單位不要等閑視之，不久，將在北京召開全國革命派徹底批判劉少奇的大會。
據有關方麵的報道，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為了粉碎劉少奇的反撲決心把劉少奇楸出中南海，再次到中南海門外揪劉少奇。他們得到全國二千多個革命造反派組織和他們並肩戰鬥。七月二十二日，劉少奇以前的愛人王前和劉的兒女劉濤、劉允真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堅決打退劉少奇的新反撲，堅決支持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八一戰鬥團揪鬥劉少奇的革命行動》，由劉濤、劉允真親自送到揪劉火線。
七月二十六日淩晨，戚本禹同誌親臨揪劉火線，對揪劉的紅衛兵小將說，他(指劉少奇)出不出來由群眾決定，你們可在外麵寫勒令信，組織批判會，你們千萬別進中南海。劉少奇在認罪書裏說他八月五日才知道犯錯誤了，這是假的，這是批判的要害。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也要大力批判，對照著在這兒下功夫。劉少奇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這次講話，更加鼓舞了揪劉火線紅衛兵們的決心。“揪劉火線”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中南海牆外,搭有1000多個棚子,安有500多個高音喇叭,豎有3000多麵各種名目的旗子。
(三)周恩來義正詞嚴勸紅衛兵不要衝擊中南海
紅衛兵們開始衝撞兩扇幾噸重的大鐵門，中南海裏麵的數十名幹部和戰士排起人牆頂著。但外麵的人多勢眾，撞擊力大，鐵門不斷地兩麵搖動著，發出喳喳的巨響聲。更危險的是，在3米高的鐵大門頂端欄杆之間狹窄空間內，騎滿了從外麵爬上來的紅衛兵，萬一鐵大門被撞倒，數千人衝進中南誨，情況會失控，還會出人命，這可是件大事。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趕到了大門口。周總理首先勸說騎在鐵大門頂端欄杆之間的人，不要急於往下跳，一定要慢慢滑下來，以保證安全，並讓裏麵的幹部、戰士做好接應;迅即轉向已經跳下來的人說，必須立即撤出去，這是最高紀律，沒有任何申辯和討論的餘地。衝擊者被周總理的突然出現和威嚴的話語鎮住了。隻好退出。然後周總理又耐心地對外麵的廣大群眾說：“同誌們，你們要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要批判陶鑄同誌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都是對的。但是，你們現在要到中南海揪他們，我們黨中央、毛主席勸大家不要采取這樣的行動。你們一天從早到晚高音喇叭直對中南海，使我們偉大領袖和在他領導下做工作的人很難進行安靜的工作。如果你們一定要不顧一切地衝擊中南海，我們就會挺身而出，誓死保衛，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
幾個月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這才煙消雲散。
大家看了劉少奇的第三次檢查，當然會有一些議論和看法。
晁達若有所思地說：“我們看到的劉少奇的第一次檢查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可能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的。在這個會上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有一個講話，講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講曆史，十七年搞一線二線，不統一，別人有責任，我也有責任;第二件事是講五個月的文化大革命。什麽路線錯誤，改了就算了，誰也不想打倒你們，我也不想打倒你們。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據說，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檢查有一個批示：‘基本上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不知道是不是對劉少奇六六年十月十八日這個檢討所有的批示。我們看到的劉少奇的第一次檢查隻是紅衛兵經過多次多人轉手傳抄的傳單。在語句和文字上明顯地有誤，讓人看起來很吃力。有些錯字、漏字、明顯的不太順的句子，是東方泥改了以後，才抄成大字報貼出去的。我們沒有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中央為什麽沒有正式文件？為什麽不傳達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批示‘特別是後半段更好’。我認為好在劉少奇認為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聯係曆史上犯了一些原則性路線性的錯誤，並且找了犯錯誤的四個原因。這次的第三次檢查，雖然在內容上與第一次檢查有些重複，但是八派大報上鉛印的，不管是文章的內容上，還是語句和文字上，都比較順，表敘確切，可信度比較高。態度是誠懇的。在派工作組這個問題上寫得比較細。我擁護毛主席的批示。”
“但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關鋒同誌卻在號召‘進一步掀起一個新的批判劉少奇的高潮’‘劉少奇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而且戚本禹說：‘出不出來由群眾決定，你們可以在外麵寫勒令信，組織批判會，你們千萬別進中南海’。這是在給紅衛兵出點子，把劉少奇揪出來批鬥。要知道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是平行的。而且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任務是抓文化大革命，我們究竟應該聽誰的？我廳‘一月風暴’正在大批劉少奇的‘新反撲’了，正在大喊、大刷標語‘打倒劉鄧陶李閻了’”。晟翬說。
門友昰說：“ ‘一月風暴’從保守派轉到造反派，是要表現得左一些才行。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要對準軍管會的領導，把八派整倒，報一箭之仇。我注意到，周總理在講話中仍稱劉少奇、鄧小平為同誌，這是和毛主席對劉、鄧的態度保持一致的。我佩服周總理解決一些群眾大事件難題的能力。對‘揪劉火線’的紅衛兵及造反派，第一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表示關懷，保證他們的安全，不要出事。這就使紅衛兵們感到親切，而不是站在群眾的對立麵，指責群眾;第三，說明了不能衝進中南海的理由，這是在保護毛主席的前提下保護了大批領導幹部;第四講了最高紀律，沒有申辯、討論的餘地;第五如果你們定要衝中南海，除非從我身上踩過去。周總理大義凜然，豁出命去保護中南海。到這個時候誰還敢、誰還能夠從周總理身上踩過去呢？”
東方泥說：“周總理為什麽說‘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因為這是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時，根據各部門、各地提出的要求派的工作組。劉、鄧是總代表，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涵卻不一樣，各有各的責任，所以劉、鄧隻是代表，不能把所有錯誤的帳都算在劉、鄧頭上。即使現在全國人民都在高喊‘打倒劉少奇’，但劉少奇的檢查還是敢於實事求是的。例如，他說，‘時間雖然隻有五十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的損失和影響，確實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有的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群眾中嚴重的對立情緒。’從雲南和我們218號信箱的情況來看，難道不是層層變本加厲嗎？”
晁達說：“兩派對中央問題的態度大體一致，你再怎麽號召‘打倒劉鄧陶’，都是放空炮，刷大標語，喊口號。所謂的大批判也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真正的問題，還在於雲南的實權掌握在什麽人手裏。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涉及到一大幫人，涉及到山頭。”
晟翬謹慎地說：“今天我們是在小範圍內對當前比較敏感的事和人作了一些議論。目的是在行動上能把握好方向，不致於盲從，就到此為止了。‘一月風暴’現在正是鑽空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時候。”
六、做軍隊的工作，穩定局勢
(一)做工作的初步結果
中央派謝富治副總理來雲南解決問題，是因為謝副總理解放後一段時期內是昆明軍區政委兼雲南省委書記，對雲南的情況比較了解。正如謝副總理所說：“目前解決的關鍵是軍隊，軍隊的關鍵又是兩個軍區，昆明軍區和雲南軍區。所以我們這次的力量主要是做軍隊的工作。”在兩級軍區，兩個軍，還有個別師，一共開了八次座談會，最長的一次座談會開了十一個半小時。可見座談得比較細，但從群眾組織發出傳單來看，謝副總理的談話都比較簡短，內容大體差不多，“要說的也是老話”。座談會上一些細節也不可能都公開，例如對某些領導的批評，對某些事件的批評，匯報和討論問題之中的思想交鋒等等，群眾組織不可能都知道。這個估計被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關於解決雲南問題的意見”所證實了。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7)237號
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
中央同意你們七月十二日提出關於解決雲南問題的意見也同意增補陳康、張力雄二同誌為雲南省軍管會副主任。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關於解決雲南問題的意見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雲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全國一樣，形勢大好。駐雲南省的部隊響應偉大領袖毛主的號召，在“三支” “兩軍“工作中是有成績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以來，我們沒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擁軍愛民”的偉大戰略思想，錯誤地分析了形勢，離開了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對昆明地區兩大派，支持了一方，壓製了一方，支持是對的，壓製是錯誤的;在對待砲兵團的問題上，聽不進部隊內部的不同意見，甚至對雲南省軍區持有正確意見的少數同誌實行壓製。這些錯誤，激化了上述幾個方麵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質，偏離了鬥爭的大方向。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內，在這些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雖然是支左中的錯誤，但這是原則性、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責任主要在昆明軍區，如不及時糾正，發展下去是十分危險的。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及時地指出了我們的錯誤，提出了依靠雲南的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就地解決雲南問題的英明方針，並派謝富治等同誌來幫助，這對我們是最大的愛護，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謝富治等同誌的直接指導下，我們對就地解決雲南的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一、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我們要從過去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刻也不離開鬥爭的大方向。對來自右的或極“左”的方麵幹擾鬥爭大方向的各種思潮、口號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澤東思想把它們引導到大方向上來。當前，首要的任務是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掀起對劉、鄧、陶、李(井泉)、閻(紅彥)等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的新高潮，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其流毒。
二、解決雲南的問題，首先要解決兩級軍區的問題。最近在謝富治等同誌的直接幫助下，我們已在兩級軍區黨委聯席會議和駐昆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對錯誤作了初步檢查，還要繼續召開兩級軍區黨委聯席會議，遵照毛主席關於解決雲南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進一步嚴肅地檢查我們的錯誤，認真地吸取教訓，在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以大局為重，增強兩級軍區和部隊內部的團結，保證部隊的穩定，更好地完成“三支”、“兩軍”和援越抗美、保衛邊防等任務。
三、八·二三和砲兵團兩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對壓製革命群眾、激化兩派矛盾的言論和做法，要認真檢查，堅決改正。對兩大左派之間的問題，應本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由軍管會與兩派共同協商，訂出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案。今後，我們要切實遵照毛主席“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裏麵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導，深入到群眾中去，虛心向群眾學習，甘當群眾的小學生，正確對待革命群眾的批評，有了錯誤，及時改正。堅決用毛澤東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對各革命群眾組織中出現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戰略號召，用毛澤東思想滿腔熱情地引導他們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加強對受蒙蔽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爭取團結大多數，促進和鞏固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大聯合，盡快實現革命的“三結合”。
四、加強省軍管會的領導。建議增補陳康、張力雄二同誌為省軍管會的副主任委員，請中央批準。軍管是過渡，過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優勢、幹部已站出來的單位和地區，即可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條件不夠成熟的，可建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雲南省與昆明市盡快建立三結合的籌備小組。已實行軍管的單位和地區，要改變管的過死，限製過多的缺點，放手發動群眾，積極為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創造條件。
五、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既要敢於打擊一小撮，也要勇於解放一大片。隻要他們站出來揭發批判劉、鄧、陶、李、閻的罪行，都應該熱烈歡迎、大力支持、堅決保護，任何人不得以他們過去的缺點錯誤為借口，進行抵製、排斥和打擊。原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同誌，站出來揭發批判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堅決支持。省軍管會即將組織省、市機關批判劉、鄧、陶、李、閻的幹部大會，積極幫助各級革命幹部盡快地站出來。各級軍管會和支左委員會，也要組織批判劉、鄧、陶、李、閻的幹部大會，為幹部亮相創造條件。站出來的幹部，對兩大派不能隻偏一方，要積極做兩大派的團結工作，促進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大聯合。
六、堅決貫徹毛主席關於老、中、小三結合的方針，吸收新生力量參加領導工作。各級黨委凡召開解決和處理重大問題的會議，要吸收有關方麵的年輕幹部參加;各級軍管會和支左委員會的會議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將參加;各級領導在一定時期要召開一次老、中、小各方麵參加的會議，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工作，總結經驗教訓。
我們決心遵照毛主席教導的“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認真吸取教訓，作深刻檢討，堅決改正。今後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觀，徹底肅清我們思想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堅決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堅決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和群眾在一起，把雲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以上當否？請予指示。
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二)砲派大喜過望
中央八月八日的批示下達以後，218號信箱的砲派就大造輿論，說趙健民是中央批準的“三結合”對象;說五月三十日中央四點指示是為了穩定部隊，因為雲南的大權仍在李成芳手裏，軍權全部在決死隊手裏，打倒李成芳中央是支持的，八·二三在北京臭得很，到處挨攆。配合砲派的統一行動，《一月風暴》戰鬥隊全體隊員被動員上街張貼“打倒李成芳”，“李成芳是大叛徒”，“閻紅彥是死老虎”等標語。還到處散布說：“王力同誌講，兩級軍區的問題是昆明軍區的問題，昆明軍區的問題主要是第一書記的問題。”把矛頭直接對準李成芳。
根據雲南軍區黨委的決定，由李×向軍區機關傳達了當前情況和鬥爭任務，說：“李成芳去北京療養是個大陰謀”，李的檢查“是和劉少奇的所謂八點檢查相呼應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提出：在大批判的基礎上，“結合批判李成芳和黎錫福”。“李是省委書記，黎是省委常委，要寫大字報”。廳機關有人問八頭千折南：“為什麽不對《一月風暴》惡意歪曲中央指示的囂張氣焰進行反擊？”
千折南淡然一笑，說：“這涉及兩級軍區、兩軍領導的事，矛盾頂尖銳的。我們隻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我們摻和進去是幫倒忙，人家不是又說我們壓了一派嗎？第二、中央一再要求我們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符合這項要求的活動我們就參與，否則就不參與;第三、中央要求我們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加強團結。軍區的領導都做了檢討，是真是假要看看行動。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的“意見書”中說，‘對昆明地區兩大派，支持了一方，壓製了一方，支持是對的，壓製是錯誤的’;從2I8號信箱的情況看，軍代表支持了我們革命造反派是對的;對‘悍總’並沒有壓製，是他們自己第二天知趣地宣布解散了，何錯之有？他們還要鬧，隻能暴露他們自己的嘴臉。”
大家說，也是。
(三)八派抓大方向、大問題
八·二三派排除幹擾，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分片召開幹部大會，大揭省委階級鬥爭蓋子，解放一大片，打擊一小撮。大會支持運動初期被閻孫黑幫打成“牛鬼蛇神”的領導幹部起來造反。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更生，雲南日報副總編輯夏雨、周鍾德，省人委辦公廳副主任喬莊，省農墾局副局長王宇輝、農林學院院長彭少彭等相繼在會上進行了揭發控訴。
省級機關革命造反司令部《紅炮兵》經研究，準備在麵對新華山大門口的小山坡上建一毛主席的全身雕塑像。這個地方是昆明市的製高點，在這裏塑一尊毛主席的雕像，全市都看得見，由《紅炮兵》來製造，以表對毛主席的忠心，那是十分光榮的。所有的設計圖紙以及專業施工隊都準備就緒。動工前，要把小山坡挖出一小塊平台，把平台兩邊的路鋪好。這項工作由各廳局的《紅炮兵》輪流參加，以實際行動表達忠心。這天，218號信箱組織了十多人帶好工具前往工地。到那裏一看，好家夥，小山坡上站滿了人，而且辯論得很激烈。原來是省人委機關毛澤東主義砲兵團的《紅砲手》知道八派要在這裏樹毛主席的像，立即組織一批人把這塊地占住，說是他們要樹毛主席的像。叫他們拿出設計方案的圖紙和文字說明來，他們又拿不出來。隻辯解說，我們砲派奪了省人委的權，新華山的事得由我們來做主。八·二三派《紅炮兵》的人說，你們奪了省長的權，你們到光複樓省長辦公室門口去樹像，這塊位置是我們早就選好了的。新華山有幾十個廳局，《紅炮兵》是多數，並且也奪了各廳局的權，由不得你們做主。都守在那裏不退讓。
東方泥等人拿著鋤頭、十字鎬也守在中心地帶，因為人多，又有砲派的人阻攔，無法下手。這時東方泥碰見雲南日報的一位記者，他們是在晉寧縣參加第一批省委組織的“四清”工作隊中認識的，互相熱情地打了招乎，就聊了起來。東方泥拿著鋤頭，這位記者當然就知道他是屬於八派的《紅炮兵》。記者背著像機，悄悄地說，我是《全無敵》派來的，這就接上關係了，是一個戰壕的戰友。
記者叫東方泥退出中心地帶，悄悄地說：“你找兩三個人，拿著工具到邊上人少的地方站著，等我對好光圈、交距，向你使個眼色，你們就舉起鋤頭挖下去，我立即按下快門，就表示已經由八派‘破土動工了’”。
東方泥約了馬驫、晟翬在那邊上人少的地方等待時機，閑聊中，隻見記者擠了一下眼，三個人立即舉起鋤頭挖了下去，記者哢嚓一聲，有了。正待東方泥舉起鋤頭準備挖第二次的時候，一個穿著整潔的中年婦女，猛躥過來，撲倒在地，一邊滾著，一邊大喊：“不準挖！這是我們的地！”砲派、八派的人都圍了過來。你推我攘，簡直是要動手打架了……
在此緊急關頭，省軍管會生產指揮部駐新華山的幾位軍代表趕到現場，首先把兩派的人隔開，勸那位滾了一身泥的女部幹起來。軍代表反複作工作，樹毛主席的像是好事，不能因為這件事互相打起來，否則怎麽對毛主席表忠心呢？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不願看到的。雙方先撤離，我們找雙方的負責人一起好好商量，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為了顧全大局，《紅炮兵》司令部的頭頭宣布撤離。
馬驫說：“這個婆娘看起來斯斯文文的，耍起賴來，卻是個潑婦！”
東方泥說：“為了本派的利，豁出命了，人性都被紐曲了。”
門友昰笑著說：“彼此！彼此！”
砲派舉行慶祝“五·一六”通知發表大會，會後遊行。口號是：“打倒周興，支持趙健民！” “打倒李成芳，支持陳康！” “打倒張子明，支持張力雄！”。
雙方的宣傳車整天就在昆明市轉悠，用高音喇叭大勢宣傳本派的評論員文章，揭發對方大搞武鬥、打死打傷人的罪行。後麵都有一幫娃娃跟著呐喊助威。宣傳車當然準備了充足的材料，還派有大量的記者到處采訪，消息特快。還有大量的群眾來稿，照播不誤。這種宣傳的戰鬥力、號召力、煽動性極強。
八派的宣傳車一出動或在播稿的間歇中就放唱片歌曲：葵花向太陽，戰士心向黨，麥賢得光榮入伍保衛海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樹雄心立壯誌乘風破浪……。這首歌節奏明快，戰鬥性比較強，以後就變成了八·二三戰歌。
砲派的宣傳車一出動或在播稿間歇就放唱片歌曲：抬頭望見北鬥星，心裏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這首歌旋律比較抒情，表現了砲派受壓的一種心情，以後就變成了砲兵團戰歌。
隻要一聽歌曲，就知道是哪一派的宣傳車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