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蓋棺尚需論定。
有些沒有出書的,怎麽說清楚自己的問題?有辦法。
(一)要求在悼詞裏給親人一個結論
按規定,單位的人去世,在“遺體告別”的儀式上,單位的領導要對離世者作一評價,當然是說成績的比較多。特別是離休幹部,解放前都是出生入死為奪取政權作過貢獻的。在“揭批查”中清理幫派體係中,有些人挨了批判,不明不白地靠邊站了,這算什麽?有的家屬非得單位的黨組織,在“遺體告別”儀式上,給自己的親人一個文字的結論。
東方泥參加過幾位老幹部的追悼會。就一生而言,大多數時段都作了明言肯定和讚揚。凡涉及“文革”時期都寫得比較簡要,如:“‘文革’中受到迫害、受到衝擊,仍然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努力工作,並與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力所能及的鬥爭。”至於受到什麽迫害,誰迫害,這些是非就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就采取了“宜粗不宜細”的原則。還有的寫得很籠統,如:“×××同誌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努力工作。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把各個時期,包括“文革”都概括進去了。總之,提“文革”不提“文革”,都是肯定的。
(二)人已死了,管你怎麽定
有的人想法不一樣。酈靜月的一位同學,兩夫婦原在雲南工作,後來中共中央在成都設立中共西南局,兩口子調到成都去了。“文革”以後,中共西南局撤銷,兩口子回到昆明。男的安排在某廳當副廳長,女的安排在某機關當處長。這個廳百分之八十的職工屬於八派,而他與雲南的兩派毫無瓜葛。粉碎“四人幫”以後,進行“揭批查”,說他甫一到廳上任就“一屁股坐到‘那邊’(指八派)去了”。讓他靠邊站,沒有安排他什麽具體工作。他就下到一個直屬工廠裏,與工人在一起搞技術革新,將自己的精力用在建設上。後來因病休息。在養病時,他留下一張字條,“不搞遺體告別儀式”。
他離世後,家裏設了靈堂。廳機關的一些職工,工廠的一些工人都到他家裏去悼念和慰問。
酈靜月、東方泥也去了。談起一些往事。
酈靜月的這位同學說︰“不搞遺體告別,就免了‘蓋棺論定’。人都死了,他高興怎麽定就怎麽定,有什麽用?況且蓋棺論定也是不可靠的。”
(三)大聲喊出自己的不平
“一屁股坐到那一邊”是個新名詞,那邊是指八派,這邊是指砲派。在省裏隻有八派是幫派體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一屁膠坐到那邊”。隻能坐到這邊。
東方泥從廳機關調到綜合研究所以後,接連遇到三屆所黨總支書記調走了,什麽原因也不清楚。隻是第三位的李書記向東泥說過,是“說不出口的理由”。
有一次綜合研究所黨支部組織全體黨員到昆明一公園過組織生活,剛進公園,正坐著喝茶歇口氣之際,突然,人稱三駕馬車的原高總支書記、望副所長、李辦公室主任一同也到公園裏來了。一見麵,都是老領導、老熟人,十分高興。所裏的黨支部書記留他們仨參加支部的聚會,等一會一道聚餐。東方泥等幾個人立即拿著茶杯過去,圍著他們仨所在的那張圓桌坐下,互相聊起往事來。高書記突然高聲地說:“綜合研究所是最沒有派性的。”東方泥立即說:“是的,是的,這一點我可以證明。我原是廳宣傳處幹部,是被那個公翀廳長在全係統職工大會上宣布為‘黑窩子’的人,是黑筆杆子。我是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到綜合研究所來的。來到所報到,一見到高書記,高書記就十分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非常歡迎你調到所裏來’。這一點望副所長可以作證,他就坐在高書記對麵。望副所長也說:‘我們正需一個從事外語專業的人。而且我們了解你從事農林方麵的口譯工作有七八年了。’我非常高興他們了解我。這一段時間,我工作得十分順心順手。”
這一天,我們在公園一邊散步一邊聊,吃飯時頻頻碰杯,互相祝福,過得很愉快。分手以後,有人在一起議論道︰
“高書記在所裏主持工作多年,對人對事一貫正直、正派,說話辦事謹慎。盡管高書記是砲派觀點,但他從不說什麽派不派的問題,用人就看你專業上有沒有真本事。他離開綜合研究所也有幾年了,今天一見麵,怎麽突然喊出:綜合研究所是最沒有派性的。”
“那是因為有人說他用了八派的人,一屁股坐在那邊去了。”
“這三駕馬車離開綜合研究所以後,都分在不同的單位,高書記從一把手變成了二把手。現在他們三個人約在一起出來玩,說明他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至少對調動他們的工作是不服的。”
“高書記不可能再到所裏去申辯自己,今天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終於把悶在心裏的這一句話喊出來了。”
“這叫做自己給自己平反,自己為自己說清楚問題。”
“他喊出這句話來,並沒有再多說什麽,提醒大家評判,這比自己申辯更有力。”
四、一家人兩派怎麽辦?
一家人不在一個單位,各人所處的環境不同,遭遇各異,參加到兩個對立派是常有的事。前文略有敘述,現在的結果如何呢?
(一)大派的矛盾互不讓,涉及家人的命運,互相支持
馬驫這一對。他妻子“文革”初期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最早衝殺出來造反。是根據周總理各造反派聯合起來的指示,成立了“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她的戰鬥隊是大聯合指揮部最初的成員之一,是“響噹噹的”造反派。是她向218號信箱機關的八派組織轟了一炮,才使馬驫得以平反。後來,大聯合指揮部上層的幾個人,不聽周總理的勸阻,從大聯合指揮部分離出來,分成八二三派和砲兵團派。馬驫屬於八派,他妻子屬於砲派。兩派都是中央承認的革命群眾組織,後麵都有軍隊支持和老幹部組成的雄厚團隊當參謀出點子,其鬥爭就相當複雜了。夫是得到八派的拯救而重生的;妻是得到砲派拯救而重生的,與所參加的團隊當然生死與共了,夫妻倆有時候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景況。但當某派處於劣勢,其親人挨整的時候,處於優勢這派的親人,當然也會設法保護自家的人。畢竟兩派都是中央認可的革命群眾組織,非對抗性的組織。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都在做兩派的工作,讓大家聯合起來,何況夫妻呢?
這一對像合唱團中差八度的大和旋,當男聲唱主旋律時,女聲隻是哼鳴;當女聲唱主旋律時,男聲隻是哼鳴,差異孕育在和旋之中。
(二)互相理解,各自獨立
小張這一對。女方在醫院任職,由於她出身不好,兄妹中又有兩個右派,社會關係複雜,“文革”一開始,就把她排成三類,是要清理的對象。醫院裏知識分子多,類似她這樣情況的人還不少,引起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的公憤,單位八派的頭頭,帶領群眾起來造反,為小張平了反,她後來理所當然地參加了八派。她老公了解她的處境,同情支持她起來造反。她老公在省委某處任職,出身好,解放前參加中共地下組織,是受到省委信任的人,而且是在省委領導眼睛鼻子底下工作,“文革”一開始,他理所當然地參加了官辦的三大保皇組織之一的“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總部”,所謂捍衛就是保衛省委了,所謂專政就是對排成三、四類的人進行專政了。閻紅彥自殺以後,省委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集體做了轉變立場的檢查。三大保皇總部垮台以後,相當一部分“捍總”的人轉入砲派,他老公也隨之轉入砲派。小張對老公的處境也是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她老公沒有參加與八派對立的話動,既沒有挨整,也沒有整人。小張在走“六·二六”道路時,下到一個縣上的山區,他老公受到“劃線站隊”大趨勢的影響,下放到另一個縣上。這對夫婦各自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又非常理解對方的處境並支持其選擇。八派得勢的時候,小張回到昆明郊區某單位的衛生所,經過小張的各方努力,她老公也回到昆明;粉碎“四人幫”以後,砲派得勢,她老公回到原單位任處長,經過她老公的各方努力,小張也回到昆明市區她原來的醫院。一家人算是團圓了。這個八派的紅炮兵和砲派的紅砲手在家裏從未鬧過矛盾。有時候還開開玩笑,打麻將的時候,老公出錯了牌,小張就叫道:“嘿!你這個紅砲手亂放砲。”
這一對像合唱團裏大合唱中的對唱,獨立自主互不幹涉,又能互相支持和配合。
(三)夫隨婦唱,左右逢緣
高如璊這一對。高如璊“文革”初期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較早參加了八派奮起造反,是鐵杆老八。她老公是省公安廳的處長。她堅決反對老公參與省委布置的整學生、整群眾的話動。她告訴老公:“你究竟是聽省委的還是聽毛主席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鎮壓學生的都沒有好下場。’她老公當然了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自己妻子的迫害,這對他理解為什麽這麽多人起來造反是有幫助的。但他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而且他知道省委要抓內部的叛徒,不得不聽省委的有所行動。隻能在行動中不采取過極過左的做法,有時稱病臨時迴避了某些事件。後來到了“劃線站隊”的時候,他就主動了。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揭批查”運動中,高如璊又提醒他要重調查、重事實,要執行黨的政策。群眾對她老公的反應是好的。
他們這一對,像大合唱中,女方唱的是一聲部的主旋律,男方唱的四聲部是和聲,夫隨婦唱,也比較和諧。
(四)按下葫蘆起來瓢
四喜這一家子。砲派兒子倒黴的時候被分配到偏遠的山區農村,八派父親被提為副廠長;八派父親後來倒黴時,被撤職下放到車間勞動,砲派兒子回到昆明,被提拔為副處長。父親笑笑說:“按下葫蘆起來瓢,管他的,平衡了。”那三位八派觀點的姐姐是工人,“揭批查”查不到她們有什麽惡行。她們說?“我們是受迫害才起來造反的,是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支持的。華國鋒總書記、胡耀邦總書記也為我們這些受迫害的基層老百姓說了話。我們沒有錯。”
五、走出國門看世界。
有關竹子的國際會議閉幕之後,部屬信息研究所承擔了國際竹類研究和生產信息的工作,朱士林具體負責。經研究,認為上次國際會議的材料雖然豐富,但多集中在東南亞,研究的問題不集中,想在此基礎上再收集一些資料,比較完整係統地出一本書。雲南是竹類分布的中心,朱士林來到昆明,直奔呈貢綜合研究所找到東方泥,兩人一見麵,分外高興,朱說明來意,約他共同來完成這項任務。計劃先去雲南的西雙版納等竹類分布較多的地方進行調查研究,收集一些資料。目前朱手頭上有些非洲、南美洲的資料,這次到北歐、東歐、西歐去作一些調查,出一本書就有把握了。
(一)“三種人”隻在一派嗎?
上次東方泥是在國際會議上碰見朱士林的,朱當時主持會議,忙得很,彼此沒有多談。這次朱士林來到綜合研究所,就他一個人住在所裏的招待所,東方泥幹脆把自己的被子、臥單、枕頭搬到招待所裏陪他住。倆人就徹夜聊起來,主要是東方泥談了自己這幾年的遭遇。
朱士林說︰“你的境遇還算是好的,你原單位的一、二把手,‘文革’初期由於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被批判的對象,後來又是你們的對立派,在關鍵時刻他們都為你說了話,作了證明。一把手說你是幫助老幹部的;二把手說你沒有打他,他可以為你寫個條子,沒有你的事,這就很不簡單。那三個誣陷你的人,在‘文革’中是保他們的。如果這兩位領導人不吭氣,就算是誣陷,把你送進監獄,關個八年十年,放出來你再申訴、上訪,要求平反,又拖個八年十年,給你平了反,你一生就廢了,這樣的事還少嗎?
“把你弄到綜合研究所,有‘清理’的意思,但是三位所黨總支書記,也是對立派的,都信任你。綜合所的群眾也信任你,否則在民意測驗中你不會有那麽多選票。”
東方泥說:“是的,我任黨委書記的時候,還沒有感覺到群眾對我的關心。相反,我被弄下來以後,不少人都來安慰我,有的專門到我宿舍裏來說,有的在路上遇見主動說幾句,為我抱不平。下麵直屬場站的人上昆明來開會,還專門來看望我,向我告別。後來,領導班子調整,來了一位新書記,‘文革’時在山區一個廳直屬單位搞技術工作,大學剛畢業就碰上‘文革’。他來所任黨委書記不久,就在昝裕彤副院長陪同下到我辦公室來看望我。當時我真有點吃驚,我是被拿下來的黨委書記,他沒有必要專門來看望我,以後慢慢地就會認識的。我們隻是禮節性的互相談了談。過了幾天,新書記專門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裏說:‘老東,你在挨整的情況下,大家對你的反映都很好,這就很不容易。希望你思想上不要背什麽包袱。你的問題是說不清楚的理由造成的,你原是廳管幹部,你的問題是廳黨組定的。如果你是我們所管的幹部,我就為你平反了。’我非常感激他這樣的表態。”
朱士林不理解地說:“你一個七品芝麻官,就算是你任用了兩三個八派的人,能算得上是幫派勢力的複辟嗎?我在有關的文章中讀到,1981年5月,陳雲在講到提拔培養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時就提到:‘文革中提拔過一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人,當時提拔這樣的青年人到高級領導崗位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是黨的一個痛苦的教訓。’1982年9月22,陳雲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對派性骨幹分子和打砸搶分子確實認為不能提到領導崗位,當然指重要崗位。這個意見我現在還是這個看法。’陳雲還說:‘十年內亂沾邊的人很多。當時大家不能不表態……對沾邊的人,黨必須根據那時環境,理解他們,采取爭取政策。但對陷得很深的人,我們必須記錄在案。不能‘俱往矣’。我們不是換了幾個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幹在職幹部嗎?’陳雲指的是高級領導崗位、重要崗位。還舉了具體的例子,是省市第一把手。他說的‘沾邊的人’也是指高級領導幹部,‘當時大家不能不表態’。你一個研究所的黨委書記離省市一把手差著一大截。況且你是改革開放以後,八十年代中期,根據黨的‘要把知識分子提拔到領導崗位’的政策,通過民意測驗才任命的,算不上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你怎麽不說,我們對江青早有議論。”
東方泥說:“我向你說的那四個人,是沒有原則的,他們兩麵三刀、見風駛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那個時候江青很紅,他可以為保衛江青,揭發我議論江青,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監獄;這個時候江青是反革命,雲南隻有一派(八派)屬於幫派體係,他可以把我打成以江青為首的幫派體係的人,投進監獄。”
朱士林說:“雲南怎麽能把一派打成幫派體係呢?1982年10月,黨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陳雲在會上發言中再次談到‘三種人’的問題。他說:‘但因為各種原因隱蔽埋伏下來的‘三種人’和他們的‘軍師’還不少。‘文革’中各地都有兩派,發生了派性。現在有的領導幹部用派性對待清理‘三種人’的工作,隻清理對立派中的‘三種人’,而對自己支持的那一派的‘三種人’不積極清理,這是錯誤的’。如果各個省的領導幹部都把自己的對立派打成幫派體係,甚至還有人認為‘華國鋒是造反起家的’,那麽,照此辦理,全國上麵黨的總書記是造反起家,下麵各地凡對立派的都是幫派體係。這是在夯實‘四人幫’的社會基礎,是在幫倒忙。”
東方泥說:“陳雲的這個講話說準了雲南的問題。我的問題還在於這個姓狐的不善罷甘休。我參加國際竹類信息研討會,論文得到肯定,我被列入竹類信息的特殊人才輸入互聯網。回到所裏以後,所裏的同誌說,老東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都努力工作,勤於鑽研,作出了成績,年終評為優秀黨員時,黨總支評了我和江浪(江浪解放前是在昆明搞學生運動地下黨員,那個時候西南聯大在昆明,學生的民主運動是出了名的。江浪收集全了當時搞學生運動時唱的歌曲,出版了三本歌曲的集子)但是,狐光正在向廳裏上報的時候,私自把江浪和我換掉,報了一個不是黨支部選出來的黨員。他獨斷專行,根本不把黨組織放在眼裏。還有一次,××區派出所突然通知我送一張照片去,我送去時問接待我的那位中年男同誌:“怎麽突然要我的照片,我過去辦戶口從來不要照片,是不是以後都要照片,我家裏的幾個人是否也要照片?他含糊其詞,不正麵回答我的問題,問我的戶口是從哪裏轉來的?我說是從北京轉來的。他隻是說要戶主的,不要其他人的,我們要輸入電腦,便於管理。這時從電腦室出來一位女青年。後來,我問其他戶主是否向他們要了照片,都說沒有。兩天以後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位女聲:“我是××區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最近有些人因要求解決自己的一些問題,到省委靜坐。你是否因為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受到處分,而參加過到省委的靜坐?‘我說:‘沒有’。我靜候他的下文,她掛了電話沒有再多說。我心裏就很納悶,派出所怎麽知道我因‘文革中的錯誤
’受到處分的?有一天,我去看望力誌窅(他曾是218號信箱一把手,後調到省農委,基本上靠邊站了),閑聊之中,力誌窅說:‘最近聽說有人到省委靜坐,而且說你也去了。’我說︰‘我沒有去啊!’。我這才想起來,××派出派向我要照片的事。肯定是有便衣對靜坐的人照了相,要核實是哪些人參加。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狐光正的兒子就在某派出所工作。可能狐光正看到了對靜坐人群的照片,認為有人像你,或者就指定一個人像你,就將此照片交到廳裏,這正中廳裏某人的下懷,就將這張照片交到派出所把你納入視線。而派出所要與真人對上號,這才叫我交一張照片去。一則好對照,二則看看我的真麵目。一看都很難對上號,怎麽辦?那位派出所的女青年是新人新思想,不搞過去那一套,直接打電話問我是否參加了靜坐,我說‘沒有’,以後再沒有過問這件事。說明她是相信我的,畢竟我還是共產黨員嘛!我響應黨的號召一心一意搞建設,姓狐的這幾個人盡在背後搞陰謀詭計,要把我置之死地而後快。”
朱士林說:“‘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請求、申訴和控告,並且要求有關組織給以負責的答複,’這是黨章規定的黨員的權利。到省委門口去靜坐提出要求不違法,而且說明省委解決問題不及時;另外,靜坐的人是公開的,隻要接待人及時,姓什名誰,那個單位的,要求解決什麽問題,都會問得一清二楚,都會記錄得明明白白,何必搞得那麽神神秘秘。派出所那位女青年的做法是對的。
“老東,走吧!跟我一道去完成竹類信息的調研工作吧!暫時離開這個地方,也許對你有好處。毛主席說:‘風物長宜放眼量’。世界很大,值得我們去認識、研究的事多著哩!不要把精力浪費在這些‘斬不斷,理還亂’的事情上。有詩雲: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莫將閑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二)走進芬蘭
他倆首先在雲南作了調查,然後由部外事處出正式發函,聘請東方泥承擔竹類的調研課題。
第一站選在芬蘭。他們乘中國的民航飛機到莫斯科,然後轉乘蘇聯的民航飛機到達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芬蘭的國土麵積為三十三萬七千平方公裏,人口四百八十萬。芬蘭位於北歐,約三分之一的國土進入了北極圈,其最南端約為北緯60度,我國東北邊境重鎮滿州裏還不到50度。她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國度。
從機場經市區到住地,給他們的第一個印象是:公路兩旁是密密的樅林和鬆林,路麵相當好,車速極快,雖然是大白天,來往車輛都開著燈。一路上車多行人少,沒有聽見車按喇叭的聲音。市內房舍不很高,街道也不太寬,但保持得很幹淨整齊,其中有不少淺色的花崗石建築,線條簡潔典雅。感到這是個安靜美麗的北方城市。
他們到芬蘭的主要目的,是宣傳竹類的用途、中國竹類的文化。了解芬蘭的曆史、文化、群眾的習慣和審美觀點、對竹類產品的需求,開拓國際的竹類市場。
宣傳效果很好,對他們帶去的樣品很感興趣,相信竹類產品會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過去他們對芬蘭了解很少,這次有了點觀感,朱士林寫了一篇散文——芬蘭紀事,在他自己組建的網站上發表了。這也是一種交流,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摘要如下:
首都赫爾辛基的中心廣場名叫塞內特廣場,所謂塞內特,意為議會,就是議會廣場。麵積不大,東西長約一百餘米,南北寬五十餘米,這實際上是個小山坡,由北向南傾斜,與歐洲各國的廣場一樣,用石塊鋪麵。正北麵地勢最高,矗立著白色的新教教堂,五個淺藍色略略泛綠的圓拱頂。襯著明淨的藍天,更顯得高不可攀。東麵曾是芬蘭議會大廈,現在是內閣會議廳。西麵是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南麵是市政廳。赫爾辛基大學的雷科拉教授在給我們介紹這個廣場時說,這樣的布局說明宗教、政權和學術在芬蘭社會中的地位。的確,後來聽說,芬蘭全國公認的第一號人物是共和國總統,第二號便是赫大校長。
從廣場向南穿過一個街區,便來到熱鬧的大街。街不長,三百多米,路南便是麵向芬蘭灣的碼頭,人來人往,煞是繁忙。路北是幾座三四層的大樓房,一律淺色調,乳白、粉紅、嫩綠,配得相當悅目。這樓群中最東麵的一座是總統府,走近細看,是極普通的三層樓,東麵和南麵臨街、前庭不過幾米深,庭前的人行道可自由通行。如有人要破壞,從路邊仍個手榴彈就能投進窗口,炸掉一大片。更有甚者,有一本小冊子,上麵登了一幅航空照片,把總統府周圍的街道地形,以及府內的天井等都暴露得一覽無遺。有一年全國大選,新當選的總統站在國會大廈台階上接受選民祝賀,人們在馬路上排起長隊,等著上前握手。誰都可以排到隊伍裏去,沒有限製,警衛人員背著手在一旁觀看,一點也沒有嚴肅緊張的氣氛。這麽多年來沒有聽說他們總統遭謀害的事。
赫爾辛基的人口約五十萬,城市不大,一般說來,其建築物也都不求大,但都有很好的設計,外形有點像一架鋼琴。內有一個能容納1,700人的音樂廳、350人的室內音樂廳、1,300人的會議廳和300人的宴會廳。這座建築與其近旁的平頂的國會大廈,尖頂的國家博物館相配合,構成一組多姿多彩的建築群,形成了一段十分壯麗的城市風景線。市中心有座教堂,是從岩石中開鑿出來的,通過低矮的入口處,來到一個寬敞的大廳,周圍的牆全是原始的岩石,上部則是用大石塊壘砌,屋頂是個大圓銅穹,用肋拱支撐,肋上覆有玻璃鋼。全部重力都壓在四周的牆上。岩石的凹凸不平,粗糙渾厚,與肋拱的整齊劃一,玻璃鋼的晶瑩剔透,銅穹的光滑規範,形成強烈反差,令人耳目一新。廳內沒有立柱,更顯得視野開闊,光照良好。這個可供630人作彌撒的處所,平時也用來舉行音樂會,是觀光必到之地。這種一方麵盡量采取現代工程技術,一方麵又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和原始材料的做法,反映出芬蘭建築師們的獨創性。
芬蘭的人均產值相當高,經常保持在世界前十五名之內,有的年份進入前十名。另一方麵,芬蘭又是個地廣人稀的國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15人,明顯低於全世界平均密度25人。在芬蘭旅行,常看到高度發達的物質文化和完好無損的自然風貌並存。有一次,到中部的於伐斯居拉市
,住在豪華的拉雅沃裏飯店。房內一片寂靜,臨窗外眺,月光下粼粼的湖水像是從腳下往前延伸,泛出微光。湖對岸是密密的大森林,放眼望去,水上沒有船,陸上沒有路,沒有燈光,沒有房舍。略顯單調的北國風光,透露出粗廣的美,蘊藏著原始的力。在這擁有五萬多湖泊和無數島嶼,森林覆蓋率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國度,野生動物極多,雖非八節名花不斷,卻是四時翠鳥常鳴。人在露天進食,鷗鳥空中盤旋,伺機下來啄粒;在草地上剝花生,鬆鼠會明目張膽地來掄食。從赫爾辛基西行,經過一片開闊的水麵,小島星羅棋布,個個鬱鬱蔥蔥,岸邊蘆草清風下,水麵微波斜陽裏,置身遙遠的異國,麵對陌生的景物,卻又似曾相識。竟想起昆明大觀樓前的長聯:“五百裏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順便說一句,現在的大觀樓前,已失茫茫。那如詩似畫的美景,成為曆史的陳跡。(當年雲南省的一把手用浩大的工程搞挖山圍湖造田,把伸進滇池的一條秀麗的海埂至大觀樓前的水域填平造田。當時就有人反對這樣搞,這位一把手將這種意見當作路線鬥爭,誰還敢再說話。結果挖出來填湖的都是山石,莊稼長不出來,多功能的滇池被破壞了。——東方泥注)
芬蘭人有一種喜歡古樸生活作風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很多方麵。例如,在家具設計方麵,以線條簡潔明快,保持木材的自然色調和紋理取勝。有一次,到芬蘭人家作客,房舍裝飾得十分別致。護牆板全是木材本色,板上的褐色節疤排成一排。門上的把手既不是金屬的,也不是玻璃鋼的,而是一段去皮的,沒有進一步加工的樹枝叉,顯出樸素的自然情趣。我們收到一份請帖,上麵專門注明某晚用燭光照明。在桑納浴室的外休息室,往往也點蠟燭。地板、長條桌、長桌也都不上漆,粗獷渾厚。
(三)關於社會主義的議論
在國內,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範圍的劃分,是經常變化的。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也經常在辯論中。
到了芬蘭,才知道社會主義像個不受專利保護的名牌商標,誰都能用。與芬蘭人聊天,談到社會主義,對方說,你們中國和蘇聯是共產主義,瑞典和美國是資本主義,隻有我們芬蘭才是社會主義。真是聞所未聞。對方進一步解釋說,芬蘭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係,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在芬蘭,全部實行九年製的義務教育,不但學雜費全免,而且還給學生提供免費午餐,對失業者實行全麵救濟(不客氣地說,每月的救濟金比中國的外交官的工資還多);國有企業在全國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貧富差距較小;各地區的發展比較平衡;城鄉差別很小等等。的確,這個國家有些方麵是做得不錯。有一次,赴中部和北部考察,到一所中等林校過夜,汽車駛離高速公路後,在密林裏轉了很久,才到達校區,印象裏是個很荒涼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主人安排我們到學生食堂與學生一起吃早飯。供應的食品是各種麵包和奶製品、各種火腿、香腸、培根肉、水果,飲料有咖啡、紅茶、牛奶、果汁等。其品種和質量與我們在赫爾辛基高級飯店吃的完全相同。我想,要使我國外省一個中專學生食堂的夥食與北京國際飯店的對外餐廳一樣,恐怕做不到吧!另外,我們訪問過幾個漁民和農民的家,設備齊全不必說,印象最深的是家家都有藏書,一個農民的起居室裏,整整一麵牆,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擺滿了書。我算是個高級知識分子,號稱是專跟書本打交道的人,而且在同誌中間還算是比較喜歡買書的,可我的書還不過他的一半。慚愧!看來,這三大差別決不是我們宣布加以消滅就能消失的,而是要隨著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而自行消失的。
芬蘭與其他北歐國家關係密切,人員往來頻繁。有一次碰到幾個瑞典人,談起社會主義以及階級鬥爭等問題,瑞典人說:“瑞典與芬蘭都是社會主義,中國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不過,做法不同,結果也不同,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階級鬥爭,要消滅地主和資產階級,你們把他們徹底消滅了。我們瑞典人講階級調和,階級合作,要消滅貧困,消滅無產階級,我們現在確實再也沒有無產階級了。”
我當然要闡述在國內學習過的觀點,可是洋人們似乎不大信服。真是,中國秀才遇見外國賓,有理講不清。
在芬蘭作了竹子的調研之後,又轉入東歐、西歐的幾個國家作了了解和調查。獲得箱滿包脹的資料之後,情豐意足地回到北京。兩個人奮力拚搏,終於出了一本書。
朱士林自嘲地說:“一生隻寫了半本書,不會有人說我‘一本書主義’了吧!”
東方泥說:“現在不會了,鄧小平說:‘在實驗室七天七夜不出來也不能說是走白專道路’。”
朱士林說:“可惜我們已日落西山了。”
江浪知道東方泥從國外回來,特找到他說:“老東,力誌窅離休了,一個人在家。他老伴有一幫朋友,經常約著玩或打麻將,他和那幫婦女也弄不到一起,子女也各有工作和家庭、孩子,隻是休息日、節假日才回來。家裏有一個保姆,隻負責做家務事。他現在眼睛不好;耳朵背,也不能整天看書看電視。覺得十分無聊,難得打發日子。過去他的工作很忙,門庭若市,找他的人多啊!現在門可羅雀。經常打電話來叫我去聊天,並讓我多約幾個人去。我現在來約你,你才從國外回來,走,到他那裏去聊聊你的見聞。”
東方泥說:“好,他在部隊時是少有的知識分子,寫得一手好字,常寫點古詩詞以抒懷,解放後又專門從事理論工作。調來218號信箱以後,重視知識分子工作,跟我們很談得來。”
去到他家以後,力老當十分高興,神清氣爽地大聲說:“啊哈,你這些時,到哪裏去了啊!簡直見不到你的影子,你今天算是稀客了。”
東方泥抱歉地說:“這些時承擔部裏下達的一個調研課題,出國去了,十分對不起,沒有時間來看望你。”
力老當說:“啊!那好呀!過去我舍不得放你走,現在你可以遠走高飛了!”
東方泥說:“我理解你的好意,現在也不是遠走高飛,隻是放飛一下子。”三個人哈哈大笑起來。
力老當說:“都到了那些地方,說說,讓我這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聽聽。”
江浪說:“我們就是來找你閑聊的。”
正談著,他家的保姆來客廳,東方泥忙向她說:“今天中午不要準備我們三個人的飯,我們約好,等會兒上館子吃。”
力老當說︰“什麽約好,沒有嘛!在我這裏吃一頓飯,又不收你們的糧票。”
大家笑了起來,江浪說:“是我與老東約好的,我們倆來了,和你聊一陣就到外麵吃點小吃,方便得很,省得你們麻煩。這樣我們好經常來嘛!”
力老當說︰“隻要你們不怕別人說你們賄賂我。”
江浪說:“上館子甩碗米線算什麽啊!現在貪汙十萬元的都立不了案……”
力老當問:“為什麽?”
江浪答:“數額太少了嘛!打‘老虎’還忙不過來哩!先打‘老虎’後拍‘蒼蠅’。再說,現在誰來賄賂你,因為你是我們的良師益友才來找你聊天的。”
力老當嚴肅地說:“我不當官時來看我的才是真朋友。好,好,老東!聊聊你的見聞吧!”
老東主要談了些芬蘭的見聞,力老當、江浪都聽得很認真。
力老當疑惑地問道:“以前沒有聽說芬蘭、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嘛!過去我們對北歐幾國的確不太了解。”
江浪說:“因為他們不在多事之秋的西歐和中東,見不著有關他們的報道。”
東方泥說:“他們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走的道路與我們有些不同。”
江浪說:“社會主義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原來不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後來又承認她是社會主義國家。”
東方泥說:“北歐有的國家是社會民主黨執政,這就涉及到第二國際時期的事了。”
力老當點了點頭嗯了一聲。
東方泥繼續說:“第二國際是繼第一國際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工人團體的國際組織,恩格斯逝世後,第二國際逐漸分成三派︰一是以德國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為代表的左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首領是伯恩斯坦,是右派;以考茨基為首的是‘中派’。當年有文章說伯恩斯坦公開篡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麵的‘修正’,主要觀點是‘主張階級調和’,宣揚‘議會道路’,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團結了各國左派,與修正主義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看來,對社會民主黨是列寧定的性。學過馬列主義的人,都知道伯恩斯坦是修正主義的鼻租。近年又有文章稱,伯恩斯坦‘主張漸近改良,告別暴力革命’,而且伯恩斯坦說這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
力老當問:“恩格斯有過這樣的主張嗎?”
江浪說:“五十年初我聽說過恩格斯晚年有過放棄暴力革命,轉向改良的看法。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主要是貫徹蘇聯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嘛!誰敢說走議會道路。”
力老當說:“這麽說,難道我們批伯恩斯坦批錯了?”
東方泥說:“‘修正’(Revision)一詞,德文原為‘修訂’、‘校正’。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一係列文章,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改和修訂,故稱修正主義,亦稱伯恩斯坦主義。在哲學上宣揚‘回到康德去’的口號,企圖調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政治經濟學上用龐巴維克的邊際效用價值說(認為商品的價值由人們對其效用的主觀評價決定)糾正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說。把剩餘價值的各種形態說成是利息,並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為基礎提出‘時差利息論’。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看到,還批了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持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反對列寧主義和蘇維埃政權。批判他提出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機會主義公式’。不能說批伯恩斯坦批錯了。”
(四)馬克思主義的漸進不是修正主義
東方泥說:“馬克思肯定了資本主義創造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並且指出隻有在經濟高度發達,物質得到極大豐富的情況下,各國無產階級可以共同奪取政權,進入社會主義。由於列寧對帝國主義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係統的研究,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於1915年8月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第一次得出重要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由於革命形勢的急劇發展,9月下旬製定了武裝起義的具體計劃,並親自領導起義。11月7日(俄曆10月25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勝利。這豈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漸進嗎?
“列寧走的是在城市進行武裝起義而奪取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就按列寧的辦法,搞城市武裝起義,結果接連失敗,使紅軍的有生力量喪失殆盡。不得不找敵人的薄弱環節,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從而取得了勝利。這豈不是對列寧主義的漸進嗎?
“按馬克思、恩格斯當初的設想,社會主義製度以社會化的大生產為物質前提,一旦全部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然而我們現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依然存在,商品、價格、市場、利潤仍在起作用,這也是在漸進。我用‘漸進’二字說明發生的變化,有別於伯恩斯坦的‘修正’。”
力老當說︰“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江浪說:“形勢總是在不斷地變化,我們應該審時度勢,不能死摳住馬克思的某一句話不能動,否則就是教條主義了。江譯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麵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我的理解是,馬克思理論也要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就是消滅剝削,使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富裕。隻要不違背這個主旨,在方法上的不同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多方麵的,政治經濟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把資本主義的問題研究透了,指出了克服這些問題的理論依據和方法,至於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隻是指出了一個原則的方向,並沒有規定一個固定的模式。原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雖實行集體或國有製,但其製度也不盡相同,如蘇聯是集體農莊,中國是人民公社。可以說都在探索中,正如鄧小平所說:‘摸著石頭過河’。”
力老當說:“看來,說馬克思主義也要與時俱進為好,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根據時代的變化也是可以而且應該發展的。過去我們摳得太死,不敢越‘雷池’一步,結果我們的經濟發展滯後了。”
東方泥說:“社會民主黨是工人政黨,它是十九世紀後半葉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在歐美建立起來的。雖然伯恩斯坦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但伯恩斯坦離世以後,歐美的社會民主黨並沒有消亡,其領軍人物也不一定都按伯恩斯坦的論點辦。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講自由競爭,這對封建專製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進步。資本主義國家走議會道路,搞多黨製,搞競選。既然允許社會民主黨存在,又可以參加競選,那就不一定非得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馬克思、列寧曾設想無產階級可以采取和平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完全排除和平過渡的可能。某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走和平競選的道路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實施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係,如實行九年製義務教育;醫保作為社會福利向全民提供;通過高稅收方式籌資;對失業者實行全麵救濟等,三大差別逐步縮小。”
力老當說:“走什麽道路取得政權,要根據形勢而定。中國的暴力革命是形勢逼出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曾經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合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習稱‘大革命’)時期,通過北伐推翻了軍閥統治,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武裝都得到較大發展。但是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和帝國主義相勾結,準備叛變革命;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比較幼稚,又處在第一任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對國民黨右派反革命行動采取妥協退讓政策,對工農群眾運動進行壓製和阻撓,並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交出了工農武裝。1927年4月12日至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使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隻剩下一萬多黨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亦稱‘十年內戰’。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前敵委員會領導了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的最主要任務。會後黨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在這期間,黨創立了不少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始終不忘消滅共產黨,集中他的主要軍隊對共產黨進行‘圍剿’,從1930年到1931年9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工農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圍剿’,1932年又粉碎了第四次‘圍剿’。但是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中,由於博古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使紅軍遭到嚴重損失,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長征。這時,‘左傾’冒險主義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紅軍繼續遭受損失。30餘萬的紅軍部隊到了陝北,隻剩下3萬餘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亦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勝利以後,1946年1月10日,各黨派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解決國內問題的決議。蔣介石妄稱中國隻能有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在國統區執行‘清掃’政策,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共產黨員。並於1946年6月底、7月初向解放區發動全麵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消滅了國民黨的主力。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1946豐7月到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殲滅了國民黨軍八百零七萬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偉大勝利。嗯……”力老當深深歎了一口氣說:“武裝奪取政權談何容易。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的艱苦奮鬥,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慷慨悲歌之士血染沙場啊!如果沒有蔣介石的五次‘圍剿’,蔣介石不撕毀政協決議,恢複曾經有過的兩次合作,雙方會少死幾百萬的人!走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權何樂而不為。為什麽現在一些大國的共產黨沒有通過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權?”
東方泥領悟到力老當此問的深層次的用意,用研討性的口吻說道:“我想原因可能有這麽幾個方麵:首先,用和平的方式要有天適、地利、人和的條件;其次是路線、方針、政策是否贏得廣大群眾的擁護;第三、現有的社會主義製度應該有個好的樣板;第四、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政策,增加了社會主義的元素,以滿足廣大群眾的需求。
“我們這次主要是搞竹子課題的調研,這是專業性的、技術性的工作。而一個國家的政體、走什麽道路最好,這可是個大問題。我們沒有這個水平去研究,我們隻看到一些現象。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主義的多黨製、競選等有利條件,走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權以後,不可能把資本主義製度一股腦兒地全部廢除。但在這個框駕內實行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增加各種社會福利,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克服了資本主義製度某些固有的矛盾,逐漸縮小三大差別。是否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改革……”
江浪說︰“任何一個新的社會形態都脫胎於舊的社會形態。毛主席說過,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立也就在其中了。改革就是破。”
東方泥說:“我們在羅馬尼亞搞竹類的市場調研時,接觸到羅馬尼亞人,他們表示要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一提到羅馬尼亞就涉及到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那話題就多了,一時半會兒講不完。快到吃午飯的時候,東方泥領他們到附近圓通街的一家四川館子吃四川小吃的套餐,有龍抄手、賴湯圓、擔擔麵、麻婆豆腐、鍾水餃、珍珠圓子、夫妻肺片、韓包子等等,一共有十種,每種一小碗,或者兩個。原來還擔心力老當吃不完,但他吃得津津有味,還稱讚說:“這個辦法好,你到成都去吃,一頓還吃不到這麽多品種。多元化好,有各種味道讓人品嚐,有比較,各有優點,百家爭鳴,不至於一個品種欺行霸市,但得有一個宗旨,要有利於健康,不要吃得拉肚子;社會也在向多元化發展,也得有一個宗旨,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福利。理論上說得再好,廣大群眾得不到實惠,也是行不通的。”
江浪說:“僅社會主義就有多種︰封建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其優劣會由曆史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東方泥說:“是否修正主義要看它的實質,根據時代的需要,在不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下,進行的漸進、發展、創新不能說是修正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