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五月，徐二終於來到了美國著名的山城——昔日的鋼鐵之都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同年七月，傑夫·貝佐斯的Cadabra（後來改名為Amazon）在西雅圖的車庫中開張。九五年五月的中國重慶，依舊是春霧茫茫。觀音橋進城的唯一道路，穿過嘉臨江大橋，繞過枇杷山，最終通向解放碑。那時的南坪長江大橋還是聯接市區和南岸的主要通道，城市裏沒有輕軌，也沒有飛馳的私家車，隻有稀疏的公交車和緩慢前行的人群。
徐二的老友周華一早從道角出發，輾轉四次公交車，足足用了三個小時來到觀音橋送別。道角，那個遠離主城區的偏僻工廠區與農田，正如他們的青春，一去不複返。一路上，細雨忽然從天而降，打濕了車窗。涼意順著空氣蔓延到車內，徐二忍不住打了個寒戰。手背輕輕碰到了周華的手。周華察覺到了，靠近他說：“你怎麽冷得發抖？”他的語氣裏透著幾分關心和不舍。兩人都沒有再多說什麽，隻是讓周華的體溫從他貼近的白襯衫前胸傳遞到徐二的後背，像是要把離別的寒冷驅散一些。
徐二和周華是從初中到大學的鐵哥們，友情深厚。而前麵不遠處，徐二的妻子徐真抱著他們四歲的女兒月月，哼唱著那首《黃土高坡》。徐真是周華的表妹，初見徐二時，兩人都還是青春年少，對愛情一無所知。
那時是七七年，劉心武的小說《愛情的位置》剛剛發表，十幾歲的徐二第一次從收音機裏聽到了“愛情”兩個字。他以為自己無意中收到了台灣的敵台，心中慌亂不已，趕緊關掉收音機，心裏還忐忑不安地跑去問姐姐徐晴。徐晴一聽笑了：“你這小收音機，大白天的哪能收到敵台？”然後，她隨手打開了收音機，裏麵正好是播音員的聲音：“這裏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剛才播放的是劉心武的小說《愛情的位置》。”徐晴從此笑話弟弟的無知，而那一刻的尷尬與青春的懵懂，成了徐二記憶深處的一個片段。
當飛機緩緩降落在匹茲堡國際機場時，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徐二透過窗戶，看著金發碧眼的陌生人們匆匆而行，內心湧動著無法言說的興奮與不安。希望與恐懼，激動與茫然，都在與姐姐徐晴的擁抱中化作了一股暖流，直達心底。
姐夫潘勇緊緊握了一下他的手，“Welcome to Pittsburgh,” 他笑著說。潘勇曾是徐二的高中學長，也是市裏的高考狀元。此刻的他，正在匹茲堡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身上承載著家族的榮耀與期望。潘勇的父親早年留學蘇聯，後來成為湖北大學經濟係的教授，撰寫了幾本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教材。然而，這樣一個曾經輝煌的知識分子，卻在文革中備受煎熬。八十年代初，潘勇的父親因肺癌去世，這給潘勇的成長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潘父去世後，母親將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潘勇身上。潘勇自此從少年時的胖子逐漸變成了沉默而敏銳的青年。他的聰慧與壓抑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性格。徐爺曾在家裏說，潘勇的麵相看起來不是個善主。這話曾被大家一笑而過，直到多年後，徐二才隱隱覺得爺爺的話也許有些道理，但到底什麽是善、什麽是惡，至今仍難以定義。
回憶起徐爺去世的那天，徐二正在工廠裏作全麵質量管理的匯報。當時，工廠上下都知道徐二這個年輕有為的小科長。他是工廠中的中流砥柱，多次為工廠製定規章製度，組織全廠的幹部培訓。那次匯報，他剛贏得滿堂掌聲，胡秘書便匆匆趕來，遞給他一張加急電報：“您爺爺出車禍了……”
徐二那時手裏還攥著匯報的稿子，掌聲和榮譽瞬間變得遙遠而模糊。他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從此將被這一個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推向更遠的他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