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拱門國家公園和拱門博物館（下）

我們來大拱門之前，並不知道這是美國的63個國家公園之一。大拱門在美國國家公園中麵積最小，占地 91 英畝（37 公頃）,還不到第二小的溫泉國家公園（Hot Spring National Park）的 2% 。美國國會於 2018 年初批準了《大拱門國家公園指定法案》，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簽署該法案成為法律，正式將該地點更名為大拱門國家公園—剛度過六歲生日。

根據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網站上的介紹——“大拱門反映了聖路易斯在十九世紀美國西部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該公園是為了紀念托馬斯·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在開拓西部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那些幫助塑造西部曆史的先驅者以及在老法院起訴自由的德雷德·斯科特 (Dred Scott)。” （https://www.nps.gov/jeff/index.htm）公園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大拱門、老法院、拱門博物館。我們去的時候，老法院還在翻修，沒有開放。奔跑過草地，登頂了拱門，我們一家就繼續下行參觀拱門博物館。

圖片來源：https://www.archpark.org/visit/points-of-interest/museum-at-the-gateway-arch

拱門博物館位於拱門下方的遊客中心，從麵向老法院的那個圓形入口進入。與大多數博物館不同，拱門博物館是沒有門的博物館。它呈“非”字型設計，中間是通道，左右各三個不同主題的展廊。這樣的設計又稱為“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即通過設計幫助盡可能多的人群使用某一樣產品。通用設計源於最初的無障礙設計（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為障礙人士設計的下垂的路沿和人行坡道），後在此基礎上擴大到工程、建築、醫學等多個領域，強調公平、靈活使用，簡單直觀和更少的體力消耗。在這點上，拱門博物館的設計可以說是世界級的。遊客可以自由選擇展廊的參觀順序，從多個角度漫步在每個展廊，參與豐富的多感官互動。而且展廊與展廊相鄰，行走距離大大縮短，通道兩側有麵向展廊的座椅供遊客休息、觀看展覽。唯一美中不足的（容我也雞蛋裏麵挑挑骨頭）因為是在地下，燈光調節上有些單調。我坐在椅子上，有一陣兒迷糊和出神兒，想到曾經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看到一位穿長裙的媽媽摟著孩子躺在展廳的一張長椅上睡著了，她的對麵是亨利瑪緹斯（Henry Matisse）的名畫“坐在孤挺花旁的女人 （1941）”。巡展的博物館工作人員走過去，我以為要把她叫醒，後來發現是提醒拍照的幾位遊客小聲說話，別驚醒了母子的美夢。

圖片來源：https://arthive.com/henrimatisse/works/543852~Seated_Woman_with_a_Vase_of_Amaryllis

我也正要做美夢，聽到孩子們叫我， 原來她們坐在一艘原住民的船模型上，讓我們給她們拍照。博物館的六個展廊主題分別是殖民地時期的聖路易斯、傑斐遜的願景、探索新領域、昭昭天命、濱河時代和築夢（大拱門的曆史）。所有的這些主題都是通過聖路易斯的鏡頭講述的。這樣的一種博物館闡釋方式（museum interpretation或譯成博物館解讀）容易激起遊客的興趣（尤其是本地的遊客和社區），從一個獨特的視角看待曆史和文化的演變—比如國內去年大火的電視劇《繁花》，通過阿寶的經商之路展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社會變遷。然而這種博物館闡釋方式，能夠呈現的往往隻是某一個角度的曆史，或者說是特定地域的某一群體的曆史。不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人，看《繁花》，可以看到阿寶所代表的中國超級大城市青年人在改革大潮中的成長興衰，但他們看不到中國更廣大的地域—縣城、鄉村、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等等—在過去四十年的變遷。

同樣的，博物館其中的三個展廊—傑斐遜的願景、探索新領域、昭昭天命，都是幫助遊客了解美國是如何向西部擴張的。1800 年代，許多美國人相信美國擁有上帝賦予的擴張權利—“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通過戰爭或條約，美國決心西進。1817 年，第一艘汽船抵達聖路易斯，展開這座城市新的曆史。聖路易斯港作為美國其他地區和國際進口貨物的中西部集散地非常重要，成為通往西部的門戶。美國吞並德克薩斯州後，墨西哥與美國繼續存在邊界爭端，引發大大小小的戰爭。與此同時，定居者與原住民也時時發生激烈衝突。到 1848 年，美國疆土成功地從東海岸延伸到加利福尼亞州。這就是曆史上的“西進運動”。

圖片來源：博物館昭昭天命展廊一角 https://www.gatewayarch.com/museum/

拱門博物館對這段曆史的詮釋，應該是受邊疆論或前沿論（The Frontier Thesis）的影響。美國曆史學家弗雷德裏克·特納 (Frederick Turner)於1893年提出該論點，用來解釋美國邊疆的定居和殖民是如何促成了獨特的美國文化—包括平等、個人主義、對資產階級或高雅文化的不屑，以及永遠存在的暴力潛能。特納最著名，也是最具爭議的陳述，來自他的第一篇論文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美國曆史的邊疆)：

“American democracy was born of no theorist's dream; it was not carried in the Susan Constant to Virginia, nor in the Mayflower to Plymouth. It came out of the American forest, and it gained new strength each time it touched a new frontier. Not the constitution but free land and an abund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open to a fit people, made the democratic type of society in America for three centuries while it occupied its empire." (Turner 1893,  Project Gutenberg）—美國民主並不誕生於理論家的夢想。它沒有通過蘇珊康斯坦號運往弗吉尼亞，也沒有通過五月花號運往普利茅斯。它來自美國的叢林以及每次開拓新疆域時獲得的新的力量。在美國塑造其疆域的三個世紀裏，不是憲法，而是擁有土地和向適當人民開放的豐富自然資源，造就了美國的民主社會。

特納的邊疆論影響了數以千計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和社會學家。二戰之前，美國大部分最頂尖的曆史係都在按照特納的論點教授美國曆史和文化課程。二十世紀60年代，肯尼迪總統在他的就職典禮及後來的登月計劃中也數次提到征服“the new frontier“ （新的前沿）。在肯尼迪“新前沿”的鼎盛時期，建立費米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在實驗室成立之初（1969年）就開始飼養四頭美洲野牛，象征著費米實驗室在物理學前沿的地位及其與美國大草原（開拓新疆域）的聯係。（據2022年數據，這群野牛至今仍在，已經有32頭）。

圖片來源：博物館探索新領域展廊一角的美洲野牛雕像https://www.archpark.org/visit/points-of-interest/museum-at-the-gateway-arch/new-frontiers

然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對公平、公義的渴望，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術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文化遺產學家、環境學家對特納的邊疆論提出尖銳的質疑和批評。20 世紀 80 年代末，新西方曆史學家帕特裏夏·納爾遜·利默裏克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在她的裏程碑式的著作《征服的遺產》（1987）一書中，更多地討論了在美國西進過程中衝突和征服的概念，而不是希望和勝利的概念。與特納對邊境白人定居者的關注相反，利默裏克強調那些被白人定居者邊緣化和排擠的其他民族，包括印第安部落，因征服而被邊緣化的墨西哥人以及移民到西海岸並隨後受到邊緣化和歧視的亞裔美國人。對白人定居者而言，他們成功地征服了西部，擴大了疆土；對其他民族而言，他們被征服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和資源從而被邊緣化。

圖片來源：https://www.nps.gov/articles/pifront.htm

我因此感慨，這間擁有優秀的通用設計的博物館，尚未達到在博物館闡釋內容上的“通用” （universal）。它闡釋的曆史，仍然是站在某一族群、某一地域所展現的曆史，是尚未“通用”的曆史。博物本身的包容性和豐富性應該促使博物館反思並不斷地修改其闡釋方式，如此，才能在對人類和自然遺產的深刻尊重上實現真正的“通用設計”，傳遞公平、公義、包容和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