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若說哪個城市最容易讓人一邊羨慕一邊翻白眼,上海毫無懸念地榮登榜首。她繁華得體、氣質高貴,是個永遠穿著旗袍拎著LV,連歎氣都自帶法式腔調的城市。在這“白相人”的樂園裏,“外地人”是一個永遠也拿不到綠卡的群眾演員。
上海人的“地域優越感”不是新聞,早已是網絡迷因中的“標配”。上海人不僅看不起外地人,連自己人都看不慣:市中心看不起外環,內環看不起中環,徐匯看不起浦東,浦東又回敬一句“你們那是舊社會的老破小”;更別提崇明島了,仿佛屬於一個平行宇宙,連地圖都要特別拉伸一下,才能找到它。
在上海這片土地上,地理不僅劃分了區域,也劃分了身份認同。從靜安、黃浦這類“老錢區”,一路往外走,社會地位便如遞減的等差數列,房價每跌一個點,鄰居的口音就重一分。到鬆江、嘉定的時候,“市區”兩個字,已經成了一種遙不可及的回憶。
在“地理決定命運”的語境裏,“赤老”不是一種經濟狀態,而是一種文化標簽:土、不講禮貌、不懂規矩、不識抬舉。更致命的是,這標簽,明裏暗裏貼在那些操著普通話、拖著行李箱、夢想在魔都紮根的外地人身上。
上海人的高傲,並不總是外露的。他們不會像某些北方兄弟一樣,大聲嗬斥“你們外地人真沒素質”,他們會輕輕地、柔和地說一句“哎呀儂是哪裏來的呀”,然後不動聲色地在心裏拉起一道“精神護城河”。
上海人講“腔調”,喜歡“精致”,追求“體麵”。他們用刀叉吃牛排時刀不碰盤子,用筷子吃米飯時筷頭不朝上。就連乘地鐵時,都要把包拿到肚子前方環抱著,既防小偷,也顯得矜持。這些習慣在他們眼中,是“文明”;而一個邊走邊吃煎餅果子的“外地人”,則成了“粗俗”的代名詞。
從某種程度上講,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偏見,更多是文化上的“潔癖”——他們不是仇視,而是“嫌棄”。不是因為你侵犯了他們的利益,而是你影響了他們的風景線。他們的生活像一首巴赫的賦格,講求節奏和秩序,突然混進來一段“嗩呐進行曲”,自然會有些不悅。
要理解這種看似無厘頭的城市傲慢,得從曆史說起。作為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自帶“國際化濾鏡”。從法租界到外灘,從沙遜大廈到陸家嘴金融城,城市骨子裏早就浸透了一種“西式驕傲”:我不是普通的中國城市,我是國際都市。
這種“半殖民半現代”的文化氣質,使上海人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我們是中國的天之驕子。於是,在“外地人”麵前,他們像是“都市人類學家”,總是試圖以優雅姿態,來觀察並矯正“未開化的同胞”。
吊詭的是,這種“傲慢的基因”在代際之間,被悄悄繼承和更新。爺爺那代人看不起說“滾粗”的廣東人,父母那代人看不起“普通話”不標準的西部人,現在的年輕人,則把“不懂咖啡拉花、不聽爵士樂”當成識別“異類”的標準。
當然,魔都也不是鐵板一塊。對外地人的歧視,並非“身份本質論”,而是“條件主義”:如果你有一套內環房產、月入五萬、英語流利又懂點紅酒禮儀,那麽恭喜你,你已經不是“外地人”了,你是“新上海人”。
歧視的本質,其實不是地域,而是“窮”。上海人嘴上罵的是“外地人”,心裏煩的是“沒錢還占地方”的“低端人士”。哪怕你是江蘇的、安徽的、山東的,隻要你有“資曆”,也可以享受上海的“橄欖枝”。就像老上海人看不起新上海人,新上海人也看不起“還沒來上海”的人。從外環到中環,是空間的進階,也是身份的躍遷。而這種躍遷的標準,從來不是戶籍,而是“身價”。
詭異的是,許多外地人一旦在上海站穩腳跟,也會迅速學會“本地人的話術”:開始嫌棄新搬來的鄰居太吵,開始批評廣場舞大媽“影響市容”,甚至會用“我們上海這裏……”來開始一段社交對話。於是,“看不起外地人”這件事,就變成了一種文化繼承——不是血緣,而是教化。在這片城市的鋼筋森林裏,“上海人”不是一種出生地標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節製、有序、帶點冷漠,還有一絲居高臨下的“優雅疏離感”。它讓人惱怒,卻又忍不住想模仿。
當然,我們不能給所有上海人都畫上同樣的臉譜。不少上海人內心也苦,他們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被“魔都標準”綁架到不敢流汗、不敢遲到、不敢隨便開口大笑。所謂的“看不起外地人”,有時隻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貴族,而是被困在精致牢籠裏的中產囚徒。
地域歧視,不過是人類排他心理在城市生活中的變種表現,一部分人站在高台上往下看,另一部分人站在電梯裏往上擠。而上海,不過是那個電梯最多、高台也最多的地方。正如一個上海人可能會說:“儂來上海啊,要適應下我們這裏的節奏噢。”外地人也許會回答:“節奏我適應得來,就是你們這個態度,還得調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