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裏,一個觀點可以成立,但它的反麵也能成立;同一個道理可以適用,但它的對立麵同樣適用。 你以為這樣會引發邏輯危機?不,在中國文化中,這反而是一種被津津樂道的“智慧”。比如,你剛剛聽到“近水樓台先得月”,結果轉頭又聽人說“兔子不吃窩邊草”,頓時愣住:到底是該利用近水樓台,還是要堅守兔子原則?
再比如,“好馬不吃回頭草”說得斬釘截鐵,告誡人們要果斷前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可同樣的嘴巴,卻能在另一場合振振有詞地念叨“浪子回頭金不換”,告訴你知錯能改是最珍貴的品質。在這個思維體係裏,不論你怎麽做,都能找到合適的理由,證明自己是對的。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邏輯從來不是判斷對錯的標準,模棱兩可、見風使舵,才是文化的真正精髓。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座大廈,那麽西方文化的結構框架主要建立在形式邏輯的基礎上,而中國文化則是由類比推理堆砌而成。前者追求自洽和連貫,後者則靠感覺和經驗拚湊世界觀。
類比推理的最大問題在於,它看似合理,實則漏洞百出,極容易犯邏輯錯誤。比如,古人觀察到狗對主人忠誠,就說“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把狗的行為類比到人身上,宣揚孝道。可同樣的文化裏,又充斥著“狗東西”“狗腿子”“狗娘養的”,把狗當作卑賤的象征。那麽狗到底是忠誠的楷模,還是卑劣的象征?沒人覺得需要給出一個自洽的解釋,因為中國文化不在乎邏輯一致性,它隻在乎表達是否符合當下的需要。
同樣,做人要講骨氣,所以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當現實需要妥協時,又會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告訴你變通才是王道。在這樣的環境下,你不需要邏輯,隻需要學會隨機切換立場,以確保自己永遠占據道德製高點。
在西方邏輯體係中,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 是基本原則,即一個命題和它的反命題不能同時成立。但中國文化裏,這種基本原則幾乎是不存在的,反而出現了一個更為靈活的替代品——“辯證法”。
但問題在於,中國式“辯證法”並不是一種嚴謹的哲學方法,而是一種高級版的狡辯術。舉個現實例子:你指出某個領導作風腐敗,官員會反駁:“不要隻盯著個別現象,要看到大局!”但如果你表揚一個清廉官員,他們又會告訴你:“不要看個例,整個社會風氣都很腐敗!”於是你發現,無論你說什麽,他們都能用相反的理由堵住你的嘴。
再比如:當某人堅持原則時,他們會批評:“死板,不懂變通!”可如果某人靈活一點,又會有人說:“沒有底線,毫無原則!”這種思維方式的本質就是——不要真正在乎什麽是對的,而是要在任何時候都能讓自己顯得更有道理。
在這種文化氛圍裏,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所有人都在自相矛盾,但所有人都不覺得這是問題。當你指出矛盾,他們會告訴你:“這叫辯證思維,你太死板。”當你要求清晰標準,他們會告訴你:“中國文化講究圓融,不是非黑即白。”當你堅持邏輯一致性,他們會告訴你:“靈活變通才是生存之道。”
可問題是,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說成對的,它的反麵也可以說成對的,那麽這個世界還有什麽標準可言?答案是——沒有標準,一切取決於誰掌握了話語權,誰的聲音更大。
邏輯的作用,不是讓世界變得僵硬,而是讓人們有一個穩定的判斷標準,不至於隨波逐流,被話術牽著鼻子走。可惜的是,中國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從未建立起真正的邏輯體係,而是依賴模糊、圓滑、隨機應變的“生存智慧”來運作。 這導致了我們至今仍在用“辯證法”來掩蓋自相矛盾,用“靈活變通”來遮掩規則的任意性。自相矛盾從來都不是問題,而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
耶穌給了人一套完整的、最正確的標準,我試驗後,人家的應許是真的,馬上五體投地地信了,結果更多的事實驗證了我信對了。
沒有耶穌的世界的觀念、標準,是“空虛的準繩、混沌的線砣”(《以賽亞書》34:11),沾滿罪惡的泥汙,但是人的思維已經是顛倒昏暗的,根本難識實情,還將那些“空虛的準繩、混沌的線砣”格言化,以為是金玉良言,實則是人間垃圾,至好的也不過是小學水平(《歌羅西書》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