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傷員抬進來了,是個女的,隻見頭上的血把頭發黏成一片,大腿上還插著一把水果刀。她在擔架上伸拳踢腿,嘴裏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同樣的場景,我在桃園工人村也見過一回。
前後兩人,一付擔架,急匆匆的腳步,抬著一個壯漢,是從武鬥現場上撤下來受傷男人。
經過我家門口時,受傷人的血透過擔架一滴一滴地向下滴落。他在擔架上也是不老實,翻身打滾,嘴裏亂嚎。沒走多遠,就從擔架上滾了下來。聽說,他身上的血流完以後,就從傷口處向外淌黃水,抬到醫院,已經沒有了呼吸。
現在這個女的,聽說和丈夫不是一個派別,被丈夫打的。
我聽母親說,父親和我的弟弟也不是一個觀點。父親是保派,弟弟是踢派。
有一次吃飯,爺倆又辯論起來。老子說不過兒子,父親就拿出做老子的威風,把一碗正吃著的麵條狠狠的向我弟弟頭上砸去,弟弟一偏頭,連碗帶麵條全砸在牆壁上。
從此,弟弟再也不和父親在一個桌子上吃飯了。
現在想想,那時的中國人真是不可理喻。是什麽深仇大恨,讓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鄰裏為壑?
兩派都說自己方最聽黨的話,最聽毛主席的話,都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都是最革命的一派。
既然目標一致,所捍衛的人也相同,可為什麽打起來了呢,而且往死裏打。
難道人的大腦,真的是天使和魔鬼組成?
放下疑惑,還是回到醫院裏來吧。
兩瓶點滴打完,兒子終於轉危為安,在醫院裏呆了一夜。第二天,母親把我們娘倆直接接回家,也顧不上風俗忌諱了。
兒子剛滿月,祝禪仁來徐接我們返疆。有祝在,回疆的路就不那麽辛苦。
祝還是保管員,我們還是住在庫房的院子裏。
1970年左右吧。軍宣隊進駐奶牛場,鬥批改運動開始了。。
有一天晚上,工宣隊組織我們聽《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報告會。
演講人就是我們一列火車來的、我曾想和她交朋友的秦麗。她演講的題目是《家庭中也有階級鬥爭》。
二百瓦的燈泡照著一張因激動而扭曲的臉,她做著手勢,義憤填膺:“······作為一個國家職工,他偷牛奶,每天帶一瓶回家,我懷孕的時候,他用牛奶換豬肉。尤其可恨的是,孩子生下來奶水不足,他為了他的兒子,竟敢用賣牛奶的錢去買魚給我投奶。這是什麽行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隻有階級敵人才會這麽做。他就是埋在我身旁的一顆定時炸彈。雖說他是孩子的爸爸,可他已變成我身邊的階級敵人······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和他做最堅決的鬥爭。······” 我深深地低下頭,不敢抬頭看人,更不敢去看秦麗的臉。我聽到身後有人悄悄地說:“這個是徐州支邊青年,蘭的老鄉。”
我感到羞恥,羞恥得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為什麽會有這種感覺。
報告會在“不忘階級苦,牢記階級仇”“家庭裏也有階級鬥爭”“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我快步走出會場,逃也似地跑回自己的家。我不知是應該哭,還是應該笑。
聽說,她已經帶著孩子住進場部女生宿舍,要和丈夫離婚,軍宣隊不同意。
奶牛場的軍宣隊是明智的,隻是利用一下,不能當真。不僅奶牛場的軍宣隊,就是全國的工宣隊、軍宣隊,都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去揭發、去深挖、去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在政治上能上綱上線的,絕不手軟。像秦麗丈夫這種經濟犯罪,數量且不大的,拘留幾日也就算了,不能鬧得妻離子散。
一天,軍宣隊長找我談話。
他擺出一付溫和的麵孔,問我認不認識王義,我點點頭。他讓我揭發王義的罪行。我沉默不語。
在我們相處的日子裏,王義沒有說反動的話,也沒幹反動的事。至於刺殺主席像,那是無意的,再有恨,也不能無中生有呀。
隊長看我不做聲,又拿出一個小本本,翻到一頁,說:“王義在日記裏是這樣描寫你的:人人都誇好秋月,我曾用“秋月”做過筆名,我說秋月是黑鍋…… 我用力咬著嘴唇,眼淚不聽話的向外湧。
隊長又啟發我:“他是不是……他有沒有……”
聽到這裏,一股恨意湧向心頭。我想到王義的不義,想到王義對我的汙蔑,想到由他而起我所受到的種種磨難和委屈,不禁悲恨交加。然而我咬緊嘴唇 ,強忍淚水,沉默不語。
我看不起他,他把社會對他的不公平發泄到一個弱女子身上,和當初揭發他的人稱兄道弟,一起奪權,最後當上了奶牛場的革委會主任。
在他飛黃騰達期間,他以革委會主任身份曾帶著幾個手下人到我家隔壁鄰居家去喝酒,從我家門口路過時,故意吵吵嚷嚷大聲說笑,憤怒之極的我把一盆水狠狠地潑了出去。
他還算男人嗎!
從伊犁河自殺未遂起,我就像一隻挨了一刀的羔羊,躲在祝的屋簷下,流著淚添著自己的血,不再和外人打交道。
雖說恨他恨得咬牙切齒,但他從沒說過反黨動言論,我也不能誣陷呀。
我沉默著,沉默著,盡管心中翻江倒海。
無奈的工宣隊揮揮手讓我回去了。
第三天,從場部開完審判大會的人回來說,王義判了八年,罪名是:一 ,打砸搶。二 ,刺殺毛主席像。
我,欲哭無淚,欲笑不能。
是什麽樣的境遇,才會有這種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的因果報應。一個人,在倍受折磨之時,想守住良心的底線,真得咬牙堅持。
在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聲中,知青光領工資,不去勞動的時代結束了。除五大員,教員、會計員、出納員、統計員、食堂管理員,還保留原工資外,其餘的和老職工一樣,以掙的工分多少領工資。
我除過草,割過麥,挖過水渠種過菜。什麽雜活都幹過。最讓我焦心的是我的一雙兒女。
各連隊都沒有托兒所,孩子的問題自己解決。想在家照顧孩子,就無法下地幹活,不幹活又沒有收入。
婦女們各顯神通。
四川婦女用特製的背簍把孩子背在背上幹活,有的婦女把孩子抱到地頭,讓其自玩,還有的婦女把不滿周歲的孩子用長布條捆綁在自家的背上去鋤地。
我孩子多,兒子一歲時,女兒兩歲。背也背不了,帶也無法帶。沒辦法,我隻好把兒子像祝的姐姐的做法一樣,找個合適無蓋木箱,裏邊放些尿布,把孩子放在裏邊坐好,再用尿布把四周塞實。這樣孩子就不會亂動,隻有頭能轉來轉去,小手臂能拍拍打打。
女兒的安置我動了一番腦子。最後,我把方凳翻過來,把女兒放進去站著,女兒和方凳一般高,方凳下邊的四個橫木正好到女兒的胳肢窩。這樣,女兒出不來就不會亂跑。
我反鎖房門去幹活。
如果工地離家近,我會借口去廁所,跑回家看看孩子。如果工地遠,一上午我心焦得發慌,頻頻看表,要求班長讓我早走會兒。
寫到這兒,我不禁疑惑,當時祝幹什麽去了,我怎麽不讓他照看一下孩子?他工作在庫房,我們家就住在庫房,他發完料以後完全可以照看孩子。可在我的記憶裏,早上孩子是什麽樣子,中午回家孩子還是什麽樣子。孩子哭啞了喉嚨,奶瓶裏的奶或碗裏的水還放在原來的地方,動都沒動下。
現在回憶起孩子們的幼年,心疼得直打顫。 我受罪我活該,可孩子們有什麽過錯,也跟著我受那麽大的折磨?。
孩子們逐漸長大。用翻過來的方凳困住女兒的做法不行了。她為了自由不怕摔。她站在凳子裏向前撲,她倒了,凳子也倒了。她從凳子裏爬出來在屋子裏亂翻。屋子裏有火爐、菜刀、保溫瓶……也有剩飯、剩菜、牛奶、涼水、幹饃饃……
有一天中午,我鋤地回來,打開鎖進門後,驚呆了,
一歲多的兒子在木箱裏一隻手擺動著,另一隻手填在嘴裏吸吮得吱吱響。女兒的方凳傾倒在地,兩歲多的孩子把屋子翻個底朝天。小被子拖到地上,爐灰鏟到鍋裏,她正把一個圍嘴放到水盆裏撅著屁股洗。聽到門響,抬起頭來對我笑。我哭笑不得,急忙抱起女兒,讓她自己到院子裏去玩。把兒子抱出來放到院子裏的地上,喊女兒來看弟弟,我急忙收拾房間,刷鍋做飯。下午上班前,我用一條長圍巾,一頭係在女兒的腰上,一頭係在大桌子的橫橕上。
我不怕她翻東西,我怕她去捅火爐。
可怕的時代!
那個可怕的時期,影響的是幾代人啊。沒有安全感和溫暖嗬護的童年,也許需要一生來治愈。或者就是“惡補”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