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駁的理由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經常扛著十幾塊貼有毛主席像的木板進行演出。找好場地後,演員圍坐一圈,把主席像摟在懷裏。每一場演出,都有“不愛紅妝愛武裝”的經典節目。當演員的紅纓槍在震天的殺殺殺聲中,不問前後左右,槍槍對準的都是毛主席像。你們說是有意還是無意?那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的反駁盡管使廠領導和公安局的人啞口無言,但,他們還是不放人。
我怕王義想不開,受不了入獄之屈辱而自殺,就想辦法增強他活下去的信心。趁給他送被褥之際,在被子的四個角上都塞上幹艾葉。艾,愛。隻有傳遞這種信息,才能增強他活下去的勇氣。這種自作聰明、為他人著想的做法,讓我在以後的日子裏,吃盡了苦頭。
俗語說,七分幫人是幫人,十分幫人是害人。我這幾乎是十二分的幫助害的是我自己。
在水火不相容的日子裏,我高度緊張,注意傾聽來自窗外各種聲音。第一時間閱讀新貼出來的大字報。幹活時更是拚命,人家扛一捆稻子,我扛兩捆三捆。
我不能露怯,我要堅強。
時間不知不覺就滑過去了。造反派沒能把我送進監獄,我也沒能把王義從監獄中撈出來。等待的日子漫長而又痛苦。
我被徹底的孤立了。沒有人和我說話,我也不搭理任何人。白天,我擺出一副堅強的外殼,晚上,露出我懦弱的本性。
每當天黑,已逐漸平靜下來的支青在各自宿舍裏嘻哈打鬧。我就悄悄地溜出去,到一個沒人地方,開始自我折磨。
我坐在草叢中,眼望東方的月亮或星星喃喃自語 ;“娘啊。您在幹什麽呢?知道我在想您嗎?知道我現在的處境嗎?娘啊。我該怎麽辦啊。”······
沒有人回答我,隻有風吹亂我的長發,隻有昆蟲在草叢中鳴叫。我低聲哼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什麽時候才能見到我的爹娘……”淚水汩汩而出,直到唱腔變成哭腔,直到一頭撞到地上,昏厥過去,直到寒冷的邊疆之風又把我吹醒,我才起身搖搖晃晃地走回宿舍。
現在想想,還有點後怕,萬一醒不過來,不就成了屈死鬼了嗎?同時還有一點遺憾,如果那時死了,後來的罪不就不受了嗎?
同年的五六月份吧,上級又把我們這支小分隊調到天山山窩裏的馬場。隻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走留在了奶牛場。我隨小隊進了山。
馬場的條件差極了。交通不便,從馬場到伊寧市有半天的汽車路程,而且不通公交車。馬場有輛大卡車,經常去伊寧市拉物質。馬場在伊寧市設有辦事處,到伊寧市去辦事都是坐這輛大卡車來回。說是馬場,其實沒有多少馬。種馬的交配、飼養在另外的地方。我們幹的是農活。
我身體一直不好,這裏海拔又高,加上精神上的壓力,虛弱的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沒人過問我,沒有人搭理我。也沒有人叫我去幹活。我已崩潰,已麻木,就像個行屍走肉,整天混混噩噩。我現在都記不清那幾個月怎麽度過來的。
我瘦弱得身子打晃,多走幾步路就氣喘籲籲。一米五五的個頭,八十斤的體重,躺在床上,蓋上被子,別人竟看不出被子底下有人。我早就沒有了在奶牛場激發出來的那股不服輸的勇氣。每天隻是發呆、流淚。機械的重複著生存的必須。
我感到自己快不行了,求生的本能讓我作出決定——請假去伊寧市看病。
大卡車的車廂我爬不上去,好心司機讓我坐到駕駛室裏。
我在伊犁反修醫院掛水,共五天。其實也沒有大病,就是衰竭地打晃。沒錢住旅社,就到原單位奶牛場去借宿。在當初堅決不去馬場的知青中,有王俠王玉姐妹倆。我就在她們宿舍裏住了四個晚上。點滴掛完,我的錢也花光了,清點一下,還剩一角兩分錢。
我去馬場辦事處,被告知,馬場的卡車不知什麽時候來。
我慌了,這一角二分錢勉強夠一頓飯錢,那以後呢?總不能去乞討吧。我想到了借。但,即使借,也得有地方去借。在伊寧市我一個熟人都沒有。在王俠王玉那兒住了幾個晚上,她們已表現出不耐煩。再向她們借錢,她們會借給我嗎?突然,我想到了祝禪仁。在我們剛進連隊時,他經常召集我們小隊長開會。還經常拿著二胡到我們的宿舍去拉。
開他的批鬥會時,他老老實實低頭認錯。開完會,他和那些批鬥他的人有說有笑,沒有一點隔閡。我對他的大度很敬佩。聽說他在伊寧市住院切割扁桃體,找他去借錢,估計沒問題。
我用一角二分錢買了包藕粉,去了反修醫院。
反修醫院,一樓13床。祝禪仁平躺在病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發呆。我走到他的床前,輕輕地喊了聲:“祝幹事。”他轉頭看到是我,一臉的驚喜,連忙翻身下床拉來一把椅子讓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床沿上激動地說:“你是第一個來看望我的人,我姐姐都沒有來。”接著,他就天南海北的侃起來。從奶牛場說到他的家鄉,又從家鄉說到他的家 ,說他的爺爺如何從牛蹄印窩裏抓樹葉······直到護士進來嗬斥他:
“昨天手術時不就告訴你了嗎。術後不能說過多的話。躺回床上去。”
我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隻是靜靜地聽。聽到護士的責備,看到他乖乖地躺回床上,有點想笑,又有點難為情,可我借錢的目的沒達到,還不能走。
我的腦子飛快地旋轉——怎樣才能提起借錢的話頭?。
躺回病床上的祝禪仁的嘴巴並沒有閑著,他繼續說。說他姐姐的孩子多麽可愛。說他姐夫如何參軍入黨。說他為了這次手術把錢都花光了……
聽到這兒,我絕望了。人家已經沒有錢了,怎麽再提借錢之事?後邊他又說了些什麽我已沒有心思去聽,找個理由離開了他。
無比沮喪的我回到辦事處卻聽到一個好消息,明天上午馬場的卡車來拉配件,下午就返回馬場。
我想,餓兩頓飯沒關係,不用再去借錢了。一絲安慰湧向心頭,頓時精神了許多。
五、六月份的伊犁已不冷,我在辦事處的長凳子上對付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站在辦事處的大門口向卡車來的方向張望。
“你還沒走?”身後突然傳來詢問聲。轉臉望去,原來是祝禪仁祝幹事。他接著說:“早知道你沒走,我給你寫的信就不投入信筒裏,直接交給你就好了。”
我沒問什麽信,什麽內容,隻是感到有點奇怪。
回馬場的第五天,我收到了祝禪仁的信。疑疑惑惑地打開,字體倒挺遒勁,信的開頭就說:“你走了以後,我想了好久,最後決定,我要你……”
一瞬間,腦子裏一片空白。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這三個字填滿了腦海。
這不像是求愛或求婚信,到像個通知書。
管不了那麽多啦。我像一個溺水之人抓住一個救生圈,求生本能讓我做出決定:嫁。
我也想過了,王義對我的滴水之恩,我也做到“湧泉相報”了。我不欠他什麽。再說,我和王義之間,連手都沒拉過,他隻是一廂情願。直到他被捕,我對他都沒有任何承諾。現在,我的病體,我的境地,我崩潰的神經,都需要一個有力的手臂來支撐。何況祝的外貌端正,品德也可以。我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有什麽理由挑三揀四。
第二天,我把同意嫁給他的回信寫好寄走了。祝很快就回了信,說想把我調回奶牛場,征求我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信發走後,靜等祝來馬場辦理遷調手續。
祝還沒來到,王義卻來到了馬場。那是1967年6月底的一個傍晚,我正在宿舍裏吃晚飯,忽聽外邊有人喊:王義回來了。王義回來了。隨著喊聲,王義推開門走了進來。我放下飯碗,站起。
不瞞大家說,如果沒有對祝的承諾,沒有離開王義的決心,悲喜交加的我,可能會放聲大哭。我為這個男人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站在哪兒沒有動,甚至連激動的表情都沒有,我隻是靜靜地站著。王義又向前走了一步,輕聲說:“我回來了,無罪釋放。”我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坐下。王義拉了個凳子也坐了下來。
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臉。我對王義說:“王義,我為你,也算盡力了,你以前對我幫助和照顧,我也算報答完了。你好自為之。我們分手吧。”
王義倒也冷靜,說了句:“好吧。”又趕忙補充了一句“先跟我回奶牛場,這個地方不適合你。”我想到祝禪仁在奶牛場還等著我。我答應了王義。
第二天,我和王義一起坐馬場的拉貨卡車到了伊寧市,回到了奶牛場。
現在想想,真是可笑,已經二十多歲的我,怎麽還那麽幼稚。既然對王義提出分手,幹嘛還要跟他一起回奶牛場?就在馬場等著祝來辦手續就是了。
這給支青造成一個錯覺:我和王義的婚事,鐵定了。又有誰知道我心另有所屬?誰又能把愛情和友情分得開?
堂姐的遭遇真是讓人唏噓不已,友情,愛情的挑戰,那個荒謬的年代,梧桐兄寫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