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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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圍困戰幸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年隨家人回歸日本，現為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她的一生幾乎都活在圍餓長春時的陰影裏。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卡子》。（遠藤譽提供）
在長春城的記憶裏，有一段異常黑暗的曆史。 累累白骨之上，浮動著饑餓難耐的絕望。 七十七年前的淒慘，揮之不去，成為永遠的噩夢。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新文化報》刊登了一篇報導──長春市綠園區青龍路附近一處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發現大量骨骸：“（本報訊）每一鍬下去，都會挖出泛黃的屍骨。挖了4天，怎麽也有幾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圍在長春市綠園區青龍路附近一處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親眼目睹大量屍骨被挖出……”
餓殍之戰
1948年的長春圍困戰是遼沈戰役的一部分，始於1948年5月23日，終於10月19日。當時，中共的東北野戰軍包圍了國民黨軍隊守衛的長春城，實行“糧禁入”、“人禁出”，造成十多萬平民餓死的慘劇。因此，長春一役也被稱作“長春餓殍戰”。
1948年3月13日，在東北民主聯軍攻占了四平後，長春成為共軍包圍之下的一座孤島。自5月23日起，解放軍切斷了長春的空中運輸，開始對長春進行軍事圍困和經濟封鎖，6月5日，林彪、羅榮桓、譚政聯名下達《圍困長春的辦法》，要求斷絕長春與外界的交通和一切商業關係，禁止糧食、柴草、蔬菜等生活物資流入長春，切斷守軍的外援。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方案，並要求“必須”斷絕地麵取得糧食的來源。
由於城中存糧隻能維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有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隻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段克文還提到，當時城裏傳聞，有一名共軍的連長，因為看到不準放人的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饑，餓斃甚多。”“……饑民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湧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饑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10月20日，鄭洞國率領的長春守軍全部放下武器，中共奪取了長春，代價是十多萬平民的慘死。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時任長春市民政廳長兼市長尚傳道在回憶錄中提到，圍城期間，長春市民因餓、病而死的共達12萬人。
國民政府方麵認為，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
人間地獄
當年守衛長春的鄭洞國回憶說：“七月以來，市內已有餓殍出現，許多老百姓因糧食吃光或被軍隊搜光，隻得靠吃樹葉、草根度日，結果因身體極度虛弱而病死、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屍首也無人安葬，後來街市上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長春本是個美麗的城市，此時卻滿目瘡痍，屍橫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劫後餘生的人後來回憶在“卡空”裏的日子說：“吃的是草和樹葉，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都是蛆。就這麽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麽幾步遠，就那麽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裏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
國軍新一軍重炮營少尉指導員胡長庚在日記裏記錄了當時的情景。6月27日，他寫：“有很多徒步赴沈（陽）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來。聽說還有許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麵，這麵不讓進，那麵不讓走，沒有吃的，餓都快餓死了。”在7月1日的日記裏，他寫：“苗太太說她和她母親、孩子這次走路沒走成回來，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橫說豎說就是一個不放。你給他們跪下，他們也跪下聲言是上麵的命令，不敢違背，請原諒！……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餓死他們嗎？……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段克文在《戰犯回憶》說，一天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蜂擁搶購。段克文帶人去查看，賣的竟然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去斃了。但殺了一個殺不了兩，人吃人還再蔓延。段克文提到，有人將小孩誘進屋裏，一棒打死，然後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來。
就在那年八月，段克文的夫人和兒子因為家裏斷糧，也曾經到真空地帶（即“卡空”）待了幾天。他們逃不出去，隻得返回，母子兩人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無言。後來，兒子對段說，死屍遍地都是，經過熱毒太陽一曬，肚皮脹得好高！到處屍臭難聞，真嚇死人。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他回憶道：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通信員和團長吳子玉進去看時，鍋裏還剩條大腿。
宋占林（退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回憶說：“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狗已經被人吃光了。”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報》報導了長春難民的淒慘情形：“（本報沈陽一日航訊）據由長春逃沈者談：長春正如浪花衝擊之孤島，堅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殘共與蒙古、朝鮮，聯合武力在長春周圍加強圍攻，機場失守，飛機不能降落，市內米價遂告上升。民眾隻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樹皮來充饑，一邊賣去箱底，換取米糧、豆餅、酒糟一類的東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樹皮之類，原非人食，食之不僅有礙營養，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與胃腸炎，廣泛發生，身體日漸瘦弱，蓬發汙麵，終至相繼倒斃僻巷頹垣，陋室溝壑之間。長春人正在如此扮演著空前未有的慘劇中的主角。”
《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
日本婦女遠藤譽，婚前姓大久保，1941出生在長春，七歲時親曆圍城，哥哥和弟弟都活活地餓死。之後，她見證了中共奪權後最初幾年的政治運動的瘋狂。1953年，遠藤與家人返回日本。然而，童年的陰影，讓她刻骨銘心。1984年，遠藤在日本出版了《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回顧了長春圍城的苦難，引起國際關注。2014年，此書中文版由台灣樂果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其著作英文版在美國問世。
1948年圍城期間，中共軍隊用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城圍起。“卡子”是用鐵絲網釘在木樁上的木柵欄，同時指被兩層鐵絲網圈住的地帶。當時，許多想要尋找活路的長春百姓，因為共軍不準離開，就陷在“卡子”區域，倒斃在地。在“卡子”裏，屍骨成堆。
2016年8月，美國之音記者采訪了遠藤譽。報導中引述遠藤的回憶說：當年，“饑餓令全家從吃釀高粱酒剩的酒糟開始，到吃野菜、榆樹葉和樹皮，街頭上到處可見餓死的屍體和撕吃屍體的狗”。
“1948年9月20日大久保領著最後留在長春的約九十名日本人步行抵達‘卡子’──共軍圍城的雙重鐵絲網之間區域。一行人穿過腐屍、幹屍遍地的難民地帶，摸黑找到一塊屍體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來發現睡在屍骨上，身邊就有伸出地麵的死人手臂。一望無際的屍體和難民，近處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當奶舔的嬰兒……”
《卡子》在90年代被譯成中文，可是，這本書卻不能在中國出版。幾乎所有出版社都以“過於敏感”而婉拒洽談。遠藤譽說：“中國於我有養育之恩，我懷著無以名狀的悲痛，想播撒真相的種子來建造紀念卡子的墓碑，為犧牲者們鎮魂。中國人民也有權了解那段曆史真相並記取教訓。”
恐怖的餘波
1989年，大陸報告文學作家張正隆出版了描寫長春圍困戰的《雪白血紅》。該書涉及強製動員參軍、圍城餓死大量平民等事實，發行後引起轟動，熱賣10萬冊。可是很快，此書被禁，原因是“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此書的責任編輯馬成翼被關押了23天，張正隆被關押了一個月。2002年，《雪白血紅》在香港出版。
張戎夫婦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引述中共大將粟裕的話說，利用餓死平民百姓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此後在“若幹城市采用”。
在《長春餓殍戰》中，杜斌寫道：“一名76歲的長春藉老兵王鈞儒（譯音），曾經是參與困餓長春的10萬軍人之一，他現在悔恨當初追隨中共將數十萬難民餓斃。關於共軍為何要將難民們餓斃的問題，他這樣告訴《紐約時報》說：‘我們得到軍令是，他們（難民）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長春的夕陽，令遠藤譽一生難忘。與金色的餘暉一道嵌入記憶的，是無辜死去的生命和撕扯人心的哀號。還原真相，講述十幾萬冤魂的痛楚，讓悲劇不再重演。中共泯滅人性，踐踏生命，血濺曆史。中共的存在，是中華的恥辱。
參考資料：
張正隆：《雪白血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2年
川人：《曆史上真實的長春圍困戰》，看中國，2012年4月1日
賴子恩典：“中國人長春圍困戰：比南京大屠殺更殘酷慘烈”，2013年4月30日
歌籃：《日本學者筆下的死城──共軍包圍長春慘案》，美國之音，2016年8月23日
歌籃：《日本學者遭遇新中國誕生前後之精神苦難》，美國之音，2016年8月31日
杜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白象文化，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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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是什麽讓你決定寫《長春饑餓圍城》這本書？你是如何找到材料的，它們很難獲得嗎？
杜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它與南京大屠殺有很大不同，因為在圍城期間，數十萬中國人餓死了，所以我在研究和撰寫這本書時仍然麵臨一些風險。其實我想弄清楚一件事：為什麽為了奪取政權，要餓死幾十萬人？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麽餓死的。到底有多少人死了？這是誰的責任？誰應該為這一頁曆史承擔罪責？
杜斌花了10年時間為他的書《長春饑餓圍城》進行研究。
我覺得我在寫這本書時願意承擔一些風險，以便讓我停止思考發生的事情。既然知道長春發生了什麽事，不寫就談不上，然後天天想。我擔心得晚上甚至睡不著覺。就好像我看到我的朋友失蹤、被捕、被判刑一樣。我保持沉默，沒有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為他寫文章。我沒有為他大喊大叫。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會為自己的不作為感到尷尬。我有相機，可以寫字。如果我什麽都不做，我會感到羞恥。我能做點什麽，我也會做點什麽。
杜斌用了10年時間寫了一本關於長春的書
信息很難找到。我花了將近 10 年的時間研究和撰寫這本書並收集信息。在一些賣舊書的網站上，我每天晚上都搜索“1948年長春”“長春圍攻東北野戰軍林彪”等關鍵詞。一旦找到相關書籍，我就會立即購買。
我寫完了關於長春的文章，並盡力弄清楚，這樣我就可以忘記長春了。隻有在忘記之後，我才能繼續前進，做其他事情。現在我已經完成了，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暫時，我可以把它放在一邊。
記者：在《長春饑餓圍城》中，你用編纂日常活動的方式來描述史料。為什麽？
杜斌：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內心感到痛苦，因為我無法自由地寫作。如果我這樣做了，我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入我自己的情感。經過反複的掙紮，我終於決定，每一份證據都要說幾句話。在沒有證據的地方，我什麽也不會說。我想確保書中的每個段落都有其來源，每句引文都有其來源。
最後，我決定用日記來展示這個故事：某一天中共軍隊在做什麽？蔣介石的軍隊在幹什麽？住在長春的人們在做什麽？住在長春城外的人在做什麽？還有，蔣介石在幹什麽？毛澤東在幹什麽？高級指揮官在做什麽？我隻是希望人們以這種方式看待這些細節。
其實我在書中用到的一些材料，或者應該說三分之二的內容都來自官方出版物以及內部信息。內部信息不是國家秘密，也就是說，它是作為二手書處理的，是我收集的。
記者：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最讓你感動的是什麽？
杜斌：1948年，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士創辦的《天津易事報》上，有一篇關於數以萬計的東北難民的文章。他們沒有東西吃喝，露天睡在地上。文章旁邊是天津讀者董安東的來信。信中寫道：“我們都是來自同一個祖先的人。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表示同情。雖然我不是難民，但難民是我的同胞。我不富裕，但仍然有足夠的食物。
其實這篇文章是一塊豆腐那麽大，隻能看到標題，我得在電腦上放大才能看完內容。盡管文本的篇幅很小，但這些話讓我感到難過。共產黨有沒有看到普通人都有這種意識？董安東怎麽也想不到，他寫的這封信，在68年過去了，還能觸動另一個人的靈魂。我有點想哭。
記者：當你談到在長春寫這本書時，你很難找到一個幸存的證人。為什麽很難？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杜斌：是的，這非常困難。在長春閑逛時，我絕望得甚至會試著問一隻路過的狗：“你知道1948年長春發生了什麽事嗎？你知道那些幸存者現在在哪裏嗎？
例如，我想采訪一位幸存的老人。初次接觸後，我預約了，但後來他說要向負責他的中共單位匯報。我聽到後嚇壞了。他已經79歲了，但當他會見記者時，他不得不向官員報告。我很害怕，看起來這會很麻煩。如果他們問我的身份怎麽辦？我沒有工作單位。後來，他到單位報到。他屬於老戰士。他經常和學生和士兵談論這些事情。他已經談到了幾百次他的家庭。當然，他認為國民黨對長春事變負有責任。他心懷感激共產黨，相信共產黨救了他。
我想，在很多海外的社交媒體上，比如推特、臉書等平台，外國人都在談論好玩的事情、喜事，但國人基本上都是難過的：有人因為某事被捕，有人因某事被判刑，這些都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人權在中國不能說，但在船上可以說。我每天都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瀏覽新聞，感到非常難過。
記者：你把書給你父親了嗎？聽說他是中共的老黨員。
杜斌：是的，他是共產黨員，鎮黨委書記。他讀完毛主席的煉獄後，對我說：“讀完你的書，我不能出去談了。安全局局長來看望我父親。他說：“告訴你的兒子不要寫政府害怕的書。父親說：“哎呀，這孩子夠大了。有時他會聽我的，但有時他不會。事實上，我父親非常害怕我所做的事情。他還害怕我在《紐約時報》的工作。因為年紀大了，父親催促我結婚成家，生孩子。
後來，父親病重，我為沒能在他去世前回去看他而感到相當愧疚。因為當時我正在保釋候審，如果我離開北京，就必須向警方報案。他們保留了我的身份證。我想如果沒有身份證，我不可能買到車票......但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我把所有的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我必須做的事情上。我所做的就是寫下什麽應該留下，什麽值得保留。所以，《長春饑餓圍城》這本書，獻給了餓死的幾十萬百姓，也是獻給父親的。
我不識字、年邁的母親已經70多歲了，仍然每天工作。我買了一部手機，讓她給我打電話。她害怕花錢。她沒有使用電話。天黑了，她上床睡覺了。她說：“不要浪費錢。她甚至讓我過年不要回家，隻是為了省錢。
長春餓殍戰：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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