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監禁的知名人物
喬治·武井(George Takei)是一位因在《星際迷航》中飾演蘇魯而聞名的美國演員,他在五歲至八歲期間曾被關押在羅爾集中營和圖萊湖集中營。[292] 他在2019年的係列劇《恐怖:恥辱》中反思了這些經曆。[293] 武井也在圖畫小說《他們稱我們為敵人》中講述了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曆。[294]
帕特·森田(Pat Morita),美國演員,在《龍威小子》中飾演宮城先生。他和家人被關押在吉拉河集中營。
日裔美國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決定自願從紐約遷往亞利桑那州的波斯頓,但最終因營地條件惡劣以及與日裔美國人社區的疏離而要求釋放。
愛子·赫齊格-吉永(Aiko Herzig-Yoshinaga),一名彼時二代高中生,被關押在加利福尼亞州曼紮納爾,她成為了一名政治活動家,致力於各種事業,包括為日裔美國人伸張正義。
諾曼·Y·峰田(Norman Mineta)曾任美國聖何塞眾議員,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商務部長,以及喬治·W·布什總統時期的交通部長。
露絲·阿薩瓦(Ruth Asawa),藝術家,露絲·阿薩瓦舊金山藝術學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她與家人一起被關押在阿肯色州的羅赫爾營地。[295]
展覽與雕塑 (本部分有刪節,未列出全部維基頁麵內容)
1987年,史密森尼學會旗下的美國國家曆史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名為“更完美的聯盟:日裔美國人與美國憲法”的展覽。該展覽通過考察日裔美國人在二戰前、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的經曆,審視了美國憲法的製定過程。展覽展出了1000多件與日裔美國人在二戰期間的經曆相關的文物和照片。展覽於2004年1月11日閉幕。2011年11月8日,博物館推出了同名線上展覽,並共享檔案內容。[296][297]
2022年9月,洛杉磯的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啟動了一項項目,將每位被關押在拘留營的日裔血統人士(超過12.5萬個名字)[298][131]的名字都展示在一本名為“Ireichō”的印刷姓名簿、一個名為“Ireizō”(ireizo.com)的網站以及一個名為“Ireihi”的燈光雕塑中。[299][300][298]
在日裔美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後,曼紮納集中營於1992年被指定為國家曆史遺址,旨在“保護和闡釋與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遷移相關的曆史、文化和自然資源”(《公法》102-248)。2001年,位於愛達荷州的米尼多卡戰爭遷移中心所在地被指定為米尼多卡國家曆史遺址。霍諾裏烏利國家曆史遺址和阿馬奇國家曆史遺址也已被列入國家公園係統。
(圖片說明:2008年,加州,曼紮納戰爭安置中心國家曆史遺址中當年的崗哨。圖片來源:https://www.nps.gov/museum/exhibits/manz/manzanar_today.html)
波斯頓集中營1號單元的小學是集中營中唯一幸存的校舍,也是波斯頓集中營唯一幸存的主要部分,於2012年被指定為國家曆史地標區。[301]
2013年4月16日,日裔美國人拘留博物館在阿肯色州麥吉希開館,講述了兩座集中營的曆史。
2015年1月,托帕茲博物館在猶他州德爾塔開館。[302] 博物館的既定使命是“保護托帕茲遺址和二戰期間拘留經曆的曆史;解讀其對被拘留者、他們的家人以及米勒德縣公民的影響;並教育公眾,以防止再次發生類似的剝奪美國公民權利的事件”。[303] 2017年6月29日,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阿爾法伍德畫廊與日裔美國人服務委員會合作,舉辦了“然後他們來找我”展覽,這是美國中西部地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關於日裔美國人監禁和戰後重新安置的展覽。展覽原定持續至2017年11月19日。[304]
第三代日裔美國人雕塑家尼娜·赤木(Nina Akamu)創作了名為《金鶴》的雕塑,雕塑中兩隻丹頂鶴成為日裔美國人二戰愛國主義紀念碑的核心。美國國防部在2000年11月9日紀念碑落成典禮的描述中寫道:“細雨交織,淚水潺潺,流淌在日裔美國二戰英雄和那些在戰爭年代被囚禁在隔離拘留營的人們臉上。”赤木的家族與集中營的淵源源於她外祖父的經曆,她外祖父曾在夏威夷的拘禁營被關押並最終去世;此外,她本人也曾在夏威夷長大,並曾與父親在珍珠港捕魚;此外,在她位於意大利馬薩的家附近,還豎立了一座日裔美國人戰爭紀念碑,這些都激發了她對這座紀念碑及其建造的強烈共鳴。
美國司法部長珍妮特·雷諾也在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上發表了講話,她分享了克林頓總統的一封信,信中寫道:“當任何美國人因其血統而受到不公平的攻擊時,我們都會感到羞愧。這座紀念碑和這些拘留場所有力地提醒我們,刻板印象、歧視、仇恨和種族主義在這個國家沒有立足之地。”[305]
據美國日裔美國人國家紀念基金會稱紀念碑:……不僅象征著日裔美國人的經曆,也象征著每個人從極度痛苦和受限的境遇中解脫出來。它提醒我們,我們為克服無知和偏見而進行的鬥爭,以及融合文化的意義,這種文化曾經飽受痛苦和撕裂,如今已得到治愈和統一。最後,這座紀念碑將日裔美國人的經曆展現為所有民族的象征。[306]
關於日裔美國人被拘留的電影
數十部關於集中營以及在集中營內拍攝的電影;這些電影講述了營員的經曆,或由前集中營營員製作。以下是一些例子。
電影《黑岩鎮的糟糕一天》(Bad Day at Black Rock, 1955年)講述了戰時對日裔美國人的偏見。[307]
在《功夫夢》(The Karate Kid, 1984年)中,拉爾夫·馬奇奧飾演的丹尼爾發現了一個盒子,裏麵記載著宮城先生的妻兒在曼紮納集中營的死亡,以及宮城先生(帕特·莫裏塔飾演)在第442步兵團服役期間獲得榮譽勳章的事件。[308]
由艾倫·帕克編劇並執導的電影《來看天堂》(Come See The Paradise, 1990年)講述了一位歐裔美國男子與一位日裔美國女子私奔,並在戰爭爆發後被監禁的故事。[309]
由史蒂文·岡崎執導的紀錄片《等待的日子》(Days of Waiting, 1990年)講述了白人藝術家埃斯特爾·石護自願加入日裔美國丈夫的集中營生活的故事。該片靈感來自石護的著作《孤心山》,並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310][311]和皮博迪獎。
視覺研究學者兼行為藝術家蒂娜·竹本 (Tina Takemoto) 執導的電影《尋找次郎》(Looking for Jiro)(2011 年)探討了集中營中的酷兒群體和同性戀欲望,聚焦於被關押在托帕茲戰爭安置中心的舊金山同性戀單身漢小沼次郎 (Jiro Onuma)。[312]
格雷格·錢尼 (Greg Chaney) 的紀錄片《空椅子》(The Empty Chair)(2014 年)講述了日裔美國人被強製從阿拉斯加朱諾驅逐和監禁的過程,以及該社區如何默默反抗這些政策。[313]
紀錄片《心山的遺產》(The Legacy of Heart Mountain)(2014 年)探討了懷俄明州科迪市心山集中營的生活經曆。[314]
紀錄片《成為武井》(To Be Takei)(2014 年)記錄了演員喬治·武井的早年生活,他在集中營度過了數年。[315][316]
劇情片《血紅的太陽下》(Under the Bolld Red Sun, 2014年)由日裔美國導演蒂姆·薩維奇執導,改編自格雷厄姆·索爾茲伯裏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一位13歲日裔美國男孩在夏威夷的生活,他的父親在日本轟炸珍珠港後被拘留。[317][318]
拘留對情感和心理造成的傷害已在個人敘述和口述曆史中得到充分記錄。幸存者講述了羞恥感、身份認同喪失以及代際創傷。紀錄片《集中營的孩子們》[342]揭示,許多被拘留者將這些經曆的負擔一直延續到成年,影響了家庭關係和文化表達。
文學
許多書籍和小說都是由日裔美國人創作的,並講述了他們在集中營居住期間和之後的經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小說《日本情人》(The Japanese Lover, 2017年)講述了兩位移民之間終生的愛情故事,其中一位是日裔美國人,他和全家被關進了集中營。[319]
傑米·福特(Jamie Ford)的小說《苦樂參半的酒店》(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2009)講述了一個中國男子尋找一張奧斯卡·霍爾頓爵士樂唱片的故事。這張唱片是他童年時與一位日本朋友在西雅圖購買的,二戰期間被遺棄,當時她和家人被送往日裔美國人集中營。[320]
大衛·古特森(David Guterson)的小說《雪落香杉林》(Snow Falling on Cedars,1994)及其1999年的電影改編都提及了今田(Imada)一家在曼紮納爾(Manzanar)被監禁的故事。[321][322]
辛西婭·卡多哈塔(Cynthia Kadohata)的曆史小說《野草花》(Weedflower,2006)以12歲的日裔美國女主人公的視角展開,並獲得了許多獎項和認可。[323]
弗洛倫斯·克蘭內爾·米斯(Florence Crannell Means)的小說《搬出去的人》(The Moved-Outers,1945)講述了一位高中生及其家人在日裔美國人被監禁期間的遭遇。該書於1946年榮獲紐伯瑞榮譽獎。[324]
約翰·岡田(John Okada)的小說《不不男孩》(No-No Boy,1956年)講述了一位來自西雅圖的主人公,他因在忠誠度問卷的最後兩個問題上回答“否”而與家人一起被監禁。該書探討了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戰後環境。[325]
珍妮·若月·休斯頓(Jeanne Wakatsuki Houston)和詹姆斯·D·休斯頓(James D. Houston)合著的《告別曼紮納爾》(Farewell to Manzanar,1973年)講述了珍妮在曼紮納爾戰爭安置中心的經曆以及之後的生活。書中探討了她童年在集中營的經曆。[326]
(圖片說明:回憶錄《告別曼紮納》封麵,來自亞馬遜小說商品展示封麵。該作品後來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是校注者對這段曆史關注的起點。關於該書作者的介紹放在本章節的末尾。)
朱莉·大塚(Julie Otsuka)的小說《閣樓上的佛陀》(The Buddha in the Attic,2011年)榮獲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講述了加州日本女性移民的故事,並以集中營和留守鄰居的反應作為結尾。[327]
朱莉·奧蘇卡 (Julie Otsuka) 的小說《當皇帝是神聖的時》(2002 年)講述了一個無名日裔美國家庭被監禁在猶他州托帕茲戰爭安置中心。這部小說取材於作者本人的家庭經曆。[328]
克米特·羅斯福三世(Kermit Roosevelt III)的曆史小說《效忠》(Allegiance,2015年)帶領讀者走進美國政府和最高法院,審視圍繞日裔美國人拘留的法律和道德爭論,以及鮮為人知的事實。這部小說入圍哈珀·李獎(Harper Lee)決賽,改編自真實故事。[329]
薇薇安·希弗(Vivienne Schiffer)的小說《九號營》(Camp Nine,2013年)以阿肯色州羅威爾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及其附近為背景。[330]
山崎豐子(Toyoko Yamasaki)在《二國》(Futatsu no Sokoku,1983年)中描寫了戰爭期間日裔美國人相互衝突的效忠立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V·迪克森·莫裏斯翻譯的英文版,書名為《兩個家園》。[331] 2019年,東京電視台將其改編成同名限定劇。[332]
喬治·武井(George Takei)出版了圖畫小說《他們稱我們為敵人》(They Call Us Enemy,2019),講述了他在集中營的經曆、戰爭期間日裔美國人的困境以及集中營關閉後的社會和法律後果。該小說由賈斯汀·艾辛格和史蒂文·斯科特共同創作,哈莫尼·貝克爾負責插畫。該書榮獲2020年亞太裔美國圖書館協會文學獎、艾斯納獎[333]和美國圖書獎。[334]
音樂
福特·米諾爾(Fort Minor)的《健二》(Kenji,2005)講述了邁克·信田的祖父及其在集中營的經曆。
傑克·島袋(Jake Shimabukuro)的個人專輯《Peace Love Ukulele》(2011年)收錄了歌曲《Go For Broke》,靈感源自二戰期間全日裔美國人組成的第442美國陸軍部隊。[335]
岸橋(Kishi Bashi)2019年的專輯《Omoiyari》以監禁計劃為中心主題。[336]
米婭·土井·托德(Mia Doi Todd)2020年的歌曲《Take What You Can Carry》(Scientist Dub One)講述了集中營對她母親和祖母的影響。[337][338] 這首歌於2020年2月20日發行,當時加州立法者通過了一項決議,正式向日裔美國人道歉,就立法機構在監禁日裔美國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39][340]口述
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其關於個人權利和批評美國政府的獨白中,談到了將日裔美國公民重新安置到指定集中營的問題。[341]
電視
《天堂執法者》(Honor Thy Father)第81集“孝敬你的父親”(2013年12月)致力於破獲大約70年前在霍努裏烏裏拘留營發生的一起懸案謀殺案。[343]
《恐怖:恥辱》(The Terror: Infamy,2019)的大部分情節發生在俄勒岡州一個虛構的WRA集中營。[344][345]
戲劇
音樂劇《效忠》(2013)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首映,其靈感來源於主演喬治·武井的集中營經曆。[346]
(校注:這一章節內容較長,且內容並未看過,故保留英文翻譯的主體部分以饗讀者。關於《再見,曼紮那》這本書,根據維基頁麵,補充作者珍妮·若月·休斯頓的介紹如下:
珍妮·若月·休斯頓(1934-2024)於1934年9月26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英格爾伍德。她是若月家十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有四個哥哥和六個姐妹。在前七年裏,她過著正常的童年生活。她一直生活在洛杉磯,直到1942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9066號行政命令,她和家人因此被強製關進拘留營。
她和家人被迫離開家,被帶往曼讚納集中營。他們從洛杉磯乘坐大型灰狗巴士前往曼讚納,如今這段路程大約需要四小時。當時她隻有七歲,並不了解正在發生什麽,因為她對戰爭毫無概念。接下來的三年裏,她和家人一直被關押在集中營裏,在鐵絲網後麵,在探照燈照射下、武裝衛兵看守下,努力嚐試過一種“正常”的生活。
營地的條件非常惡劣,疾病在其中迅速傳播。這主要是由於營地擁擠:將近一萬名被拘押者被安置在一個500英畝的區域中,導致病患頻發。適應氣候也十分困難。冬天非常寒冷,夏天則酷熱難耐。他們所提供的食物是罐裝的軍用食品,並不符合他們熟悉的飲食習慣,很多人因此選擇不吃。營地的水質也不幹淨,常常導致痢疾。盡管他們努力適應,仍麵臨重重障礙:父親酗酒並有暴力行為、沒有自由、狹小的居住空間等等。
在她的回憶錄《再見了,曼紮那》中,珍描述了當時的居住條件:“晚飯後,我們被帶到了16號區,那是一簇剛建成一兩天的十五棟兵營——雖然‘建成’這個詞並不太準確。這些小屋是用鬆木板建的,外麵糊著防水油布。它們坐落在混凝土地基上,地板與地麵之間約有兩英尺的空隙。木板之間有縫隙,隨著時間推移,綠色木頭幹裂,縫隙變得更大。地板上的節疤孔也張著嘴。”她接著解釋了兵營的大小和布局:兵營被分成六個單元,每個單元長16英尺、寬20英尺,天花板上隻掛著一個燈泡。他們取暖依靠一個燃油爐,每人有兩條軍用毯子,還有一些床墊套和鋼製軍用行軍床。盡管如此,後來生活條件逐漸有所改善,他們也逐漸學會適應環境。
1945年離開集中營幾年後,珍妮在加州完成中學學業,隨後進入聖荷西州立學院(今聖荷西州立大學)學習社會學和新聞學,她在那裏遇到了後來的丈夫詹姆斯·D·休斯頓(James D. Houston),兩人於1957年結婚。
珍之所以決定寫這本《再見,曼紮那》,是因為她的侄子——一個出生在曼讚納的人——在大學裏開始學習相關曆史,並希望了解更多關於他出生地的情況。她的丈夫詹姆斯是該書的合著者。他認為,這本書不僅是寫給他們家族的,更是寫給全世界的。《再見了,曼讚納》如今已售出超過一百萬冊。)
哈哈,嗬嗬說的這點我覺得很對。改開以後來的一代華人自己多數是硬核專業形成了路徑依賴,對“文科”不夠重視。其實文史哲藝術本身對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表達也很嚴肅很有意義,值得華人群體認真考慮。
程程說得對,經濟危機時戰爭危險會上升。希望人類能跳出戰爭轉嫁危機的老法子,更有智慧全球合作而不是對抗。
借古鑒今和借他山之石來給我們自己做參考吧,好過於盲目焦慮。
高妹說得對!我之所以把這一節略顯枯燥的內容放在這裏,也是有提醒美華多學習其他族裔的好的經驗。在結束章節我會繼續談到這個問題。
21世紀後來美的一代移民和老華人對美國的華人曆史有比較深的斷層,這一點我認為是不足的,尤其是對準備在美國落地生根的華人來說。過去170年的美國華人史,也應該是我們自己要去了解和傳遞給下一代的精神遺產,不管是積極的還是苦難的,隻有這樣才能理解曆史的複雜性和美國的特色。
中國大陸有個問題就是官方重視修史的正統性,對民間修史(回憶錄)等比較警惕其立場是否符合官方的政治立場,這個其實是對人們思想表達的一種壓製,對人民的幸福(至少是自身的認知)是一大阻力。人畢竟不是動物,吃飽喝好就夠了,精神世界的情感思想記錄非要去按照官方去修剪,隻能讓人無法充分表達情感,帶來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