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凡
舉頭望星空，問心求義仁。
此間有真意，
幸愧共凡塵。
大約有11萬至12萬西海岸日裔美國人被納入這項大規模驅逐計劃，其中約8萬名“二代”（Nisei，第二代）和“三代”（Sansei，第三代）是美國公民。[131] 其餘的是“一代”（Issei，第一代）移民，他們根據《外國敵人法》被拘留；這些“常住外國人”中的許多人已經在美國居住了幾十年，但法律剝奪了他們成為歸化公民的權利。西海岸的驅逐行動還包括101名從禁區內的孤兒院和寄養家庭帶走的日裔孤兒。[132]
根據全國學生會重新安置計劃（主要由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支持），大學適齡學生被允許離開營地，前往願意接收日裔學生的院校就讀。雖然該計劃最初隻向極少數學生發放了休假許可，但到1943年12月31日，最終共有2263名學生獲得了休假許可。[135]
（校注： 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AFSC, 是一個基於基督教公誼會 （Quaker，貴格會）的組織，成立於1917年，初衷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那些因宗教原因拒絕參軍的貴格會成員提供幫助。強調通過非暴力方式推動社會公義，和平和人權。對日裔美國人上大學這一“例外”反映出政府內部對待日裔政策的矛盾態度，也體現了在壓製政策下仍存在的道義縫隙與人道抵抗。）
集中營條件
1943年，內政部長哈羅德·L·伊克斯寫道：“至少部分日軍拘留營的情況很糟糕，而且正在迅速惡化。”[136] 集中營的生活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負責管理的政府機構。美國國立拘留營受國際條約的約束。“拘留”和“轉移”之間的法律差異對被監禁者產生了重大影響。
根據1943年戰爭安置管理局的一份報告，營員被安置在“用油氈紙覆蓋的簡易框架結構營房中，沒有任何管道或烹飪設施”。這些簡陋的設施符合國際法，但仍有很多不足之處。許多營地都是由民間承包商在1942年夏天根據軍營設計匆忙建造的，這些建築設施簡陋，不適合擁擠的家庭居住。[137]在許多營地裏，25人被迫住在隻能容納4人的空間裏，毫無隱私可言。[138]
(圖片說明：阿肯色州傑羅姆戰爭安置中心，雨天打傘上學的女孩，背景中的防水油氈房屋結構可見。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集中營英文維基頁麵）
位於懷俄明州西北部的心山戰爭安置中心是一個被鐵絲網包圍的封閉空間，裏麵沒有隔斷的廁所，床鋪用帆布床代替，每人每天的口糧預算僅為45美分。[139][140]
這些營地都部署了武裝警衛，這些營地都位於遠離人口中心的偏遠荒涼地區。營員通常被允許與家人待在一起。有記錄顯示，警衛會向試圖走出圍欄的營員開槍。其中一起槍擊事件，即在托帕茲監獄對詹姆斯·瓦卡薩（James Wakasa）的槍擊，促使當局重新評估營地的安全措施。一些營地管理部門最終允許營員在營地劃定的邊界外相對自由地活動。近四分之一的營員離開營地，前往美國其他地方，在禁區之外生活和工作。最終，一些人獲準在獲得忠誠擔保的美國家庭或機構的監督下返回禁區內的家鄉。[141]
（校注：詹姆斯·瓦卡薩（James Wakasa）被槍擊致死事件在托皮茲集中營內引發了強烈的憤怒與抗議，是日裔美國人集中營曆史上最重要的內部衝突之一。)
“shikata ga nai”（粗略翻譯為“無能為力”）一詞通常用來概括被監禁家庭在這種條件下對自身無助的屈服。正如珍妮·若槻·休斯頓和詹姆斯·D·休斯頓在著名回憶錄《告別曼紮納》中所提到的，他們的子女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可能將這些情緒內化，以防止失望和痛苦影響到孩子。然而，孩子們仍然意識到這種情緒的壓抑。[142]
（校注：《告別曼紮納》出版於1973年，通過個體化的敘述敘述者（作者彼時為7歲女孩）在集中營前後的生活，揭示了種族主義、身份認同、家族關係以及移民體驗等重要主題。對美國曆史上的種族問題以及戰時歧視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視角。該書被認為是紀念日裔美國人集中營曆史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回憶錄之一，也是校注者對這段曆史關注的起點之一。）
醫療
戰前，87名內外科醫生、137名護士、105名牙醫、132名藥劑師、35名驗光師和92名實驗室技術人員為日裔美國人提供醫療保健，其中大多數人在洛杉磯、舊金山和西雅圖等城市中心執業。隨著西海岸的驅逐行動的進行，戰時民事控製管理局與美國公共衛生服務局（USPHS）以及許多專業人士合作，在臨時集結中心內建立了醫務室。每座設施都指定一名一代醫生管理，並有其他醫護人員在其監督下工作，盡管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USPHS）建議每1000名營員配備一名醫生，每200名營員配備一名護士，但這一建議並未得到滿足。過度擁擠和不衛生的條件迫使集合中心醫務室優先接種疫苗，而不是普通護理、產科和外科手術；例如，在曼紮納，醫院工作人員進行了超過4萬次傷寒和天花免疫接種。[4]食物中毒很常見，也需要特別關注。在托帕茲、米尼多卡和傑羅姆被拘留的人都經曆了痢疾爆發。[138]
更永久性的“轉移中心”的設施最終超過了臨時集合中心醫務室，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醫院在營員開始抵達時尚未完工，並且幾個月都無法完全投入使用。此外，藥品、手術和消毒設備等重要醫療用品也十分有限。集合中心遭遇的人員短缺問題在勞工改革協會（WRA）的營地中持續存在。政府決定顛覆管理結構，將日裔美國醫務人員降職至白人員工以下的職位，同時將其工資上限設定為每月20美元，這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例如，在哈特山（Heart Mountain），日裔美國醫生的月薪為19美元，而白人護士的月薪為150美元。）[143][144] 戰爭導致全國醫護人員短缺，營地經常將潛在的新兵流失到薪酬和生活條件更好的外部醫院。當勞工改革協會開始允許一些日裔美國人離開營地時，許多日裔醫務人員在營地外重新安置。留下來的人員在醫院的管理中幾乎沒有權力。再加上白人和日裔美國員工之間薪酬不公，幾家醫院發生了衝突，1943年哈特山還發生了兩次日裔美國人罷工。[4]
（校注：集中營範圍對日裔美國醫務人員的歧視性用工政策是由戰爭安置局（WRA）決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節省成本並維持對日裔美國人的控製。當時集中營外的日裔美國人雖然有個別不平等待遇，但是並沒有受到類似集中營內的係統性壓製和薪酬歧視。）
盡管醫護人員短缺、設備有限，以及白人管理人員和日裔美國工作人員之間關係緊張，這些醫院仍然為營內提供了急需的醫療服務。偏遠監禁地點的極端氣候對嬰兒和老年營員來說十分艱難。高原沙漠地區頻繁的沙塵暴導致哮喘和球孢子菌病病例增加，而沼澤密布、蚊蟲肆虐的阿肯色州營地則使居民麵臨瘧疾風險，所有這些瘧疾患者都在營地接受了治療。這些醫院共進行了近6000例活產分娩，所有產婦都接受了產前和產後護理。美國婦女研究協會（WRA）記錄了十個營地共1862人死亡，其中癌症、心髒病、肺結核和血管疾病占大多數。[4]
教育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拘留了11萬名日裔美國人，其中3萬是兒童。[145] 他們大多是學齡兒童，因此營地裏設立了教育設施。[146] 政府沒有為營地做好充分的規劃，也沒有為新的營地教育設施撥出真正的預算或計劃。[147] 營地校舍擁擠不堪，教材、書籍、筆記本和課桌都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求。開學一個月後才發放書籍。[148] 在西南部，夏季的校舍異常炎熱。[147] 班級規模非常大。在阿肯色州的羅威爾營地，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到2339人，但隻有45名持證教師。[149] 營地裏小學的師生比例為48:1，中學的師生比例為35:1，而全國平均水平為28:1。[150]當時美國普遍存在教師短缺問題，教師們被要求住在拘留營裏。[148] 盡管拘留營的工資是正規教師工作的三倍，但當局仍然無法用合格人員填補所有教學職位，因此一些未經認證的被拘留教師被雇用為助手。[148]
（圖片說明：阿肯色羅沃戰爭安置中心，浪本百合子（Lily Namimoto）教授二年級學生。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集中營英文維基頁麵）
體育
盡管營裏的生活非常艱苦，日裔美國人還是組建了許多不同的運動隊，包括棒球隊和橄欖球隊。[151] 1942年1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向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總裁肯尼索·芒廷·蘭迪斯發出了後來被稱為“綠燈信”的信，敦促他盡管戰爭仍在繼續，但仍要繼續參加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比賽。羅斯福在信中表示，“棒球提供了一種娛樂”，這對日裔美國營員來說也是如此。曼紮納營組建了100多支棒球隊，以便日裔美國人可以進行一些娛樂活動，其中一些球隊的名稱沿用了他們被監禁前組建的球隊的名稱。[152]
(圖片說明：1943年加州曼紮那戰爭安置中心，日裔美國人進行棒球比賽。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集中營英文維基頁麵）
男女營員都參加了這些運動。在某些情況下，來自營地的日裔美國棒球隊會前往其他社區與其他球隊比賽。來自愛達荷州的營員參加了1943年的州錦標賽，獄警和日裔美國球隊之間進行了比賽。[153] 1947年，布蘭奇·瑞基（Branch Rickey）將傑基·羅賓遜（Jackie Robinson）帶入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他致信所有WRA（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訓練營，表達了對發掘一些二代球員的興趣。1943年秋天，三名球員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球探喬治·西斯勒（George Sisler）的指導下參加了布魯克林道奇隊的試訓，但最終無一入選。[153]
（圖片說明：1943年4月時任美國第一夫人埃利諾羅斯福在WRA管理局長狄龍邁爾陪同下訪問Gila River集中營。圖片來源：https://fdr.blogs.archives.gov/2017/02/17/images-of-internment/。
出於人道主義與憲政原則的考量，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反對將日裔美國人強製遷入集中營。雖然她未能改變羅斯福總統批準該政策的決定，但她在戰爭期間多次公開呼籲尊重日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並支持盡早結束這一政策。
她曾多次嚐試探訪其他拘留營，但最初的請求被政府拒絕。直到1943年，她才獲得批準前往Gila River集中營。在訪問後，她通過報刊專欄、演講和私人通信等方式，持續為日裔美國人發聲，推動政策的改變。此外，她還支持成立了“國家日裔美國學生重新安置委員會”，幫助被拘留的日裔學生重返大學校園。）
（校注：除上述提到的生活各方麵外，成年日裔美國人還有日常勞作，主要包括營地內的維護、建設和管理工作，以及外部的農業和輕工業勞動。營地設立了工作崗位，如廚師、清潔工、園丁、教師、醫護人員和工廠工人等，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並維持營地的日常運轉。
許多男性參與了營地的農場工作，種植蔬菜和糧食作物，以補充營地的食物供應。女性則主要承擔營地內的家務勞動，如清洗衣物、做飯、照顧兒童及老人。部分年輕人也參與到工藝製造和手工藝品製作，以賺取營地內的少量收入。
在俄勒岡，為了利用集中營內的日裔美國人的勞力，減少農業損失，西部的官員們提出一個“俄勒岡計劃，將集中營內的日裔成年人轉移到營外的農業區縣，參與季節性的甜菜、土豆等農業生產，前後約有3萬人參與這個計劃，但是營員們所得甚少。
（圖片說明：亞利桑那吉拉河戰爭安置中心，日裔美國人營員在收獲菠菜。圖片來源：日裔美國人集中營英文維基頁麵）
日裔美國人在營地工作的工資普遍極低，甚至遠低於美國同等崗位的標準。大多數人每天僅能獲得最高也不過幾十美分（同時期自由工人的收入為40美分每小時），而由於營員被剝奪自由缺乏談判權，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也未能明顯提高。薪酬的不公和經濟困境加劇了營員的生活壓力。
營地的工作由戰爭安置局（WRA）統一管理，嚴格控製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發放。盡管勞工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寄托和經濟來源，但營員們也反映出由於勞動強度大、條件艱苦，且缺乏合理待遇，勞作成為一種負擔。
日複一日的單調勞作，加上被剝奪自由的處境，給成年人的精神狀態帶來了沉重負擔。許多人感到無望和挫敗，但也有通過勞動尋找自我價值和抵抗無助感的例子。勞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營員維持心理平衡和社會聯係的重要方式。
資料來源：https://encyclopedia.densho.org/Oregon_Plan/， Michi Nishiura Weglyn, “Years of Infamy: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Concentration Camps” (1976)，Tetsuden Kashima, “Judgment Without Trial: Japanese American Impriso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2003) 等由ChatGPT整合。）
《告別曼紮納》（Farewell to Manzanar）是我寫作這個係列的引子。起初，我對日裔美國人被強製拘禁的曆史隻有模糊的印象；但這本書和它的作者，使我開始對那些遭受集體懲罰的普通人產生深切的共情，並激發了我探尋這段曆史來龍去脈的願望。不過，我得坦白，我尚未通讀這本書，隻了解了它的一些背景和核心內容。
當生活趨於富足，或者一時找不到更高的意義時，勞動——無論體力還是腦力，簡單還是複雜——往往成為賦予人生意義的方式。它提醒我們：生活，不隻是活著。
另外關於勞動，你結尾的這句特別精彩。讚。
再次謝謝分享！有意義！
“25人被迫住在隻能容納4人的空間裏，毫無隱私可言” 真是生不如死。那些小孩的眼神很純真，不像集中營裏的人。想到烏克蘭被綁架的兒童，至今還未返回……————戰爭中的兒童是最無辜的，不管是現在烏克蘭的衝突，還是加沙的衝突，又或者是非洲的衝突。孩子們都值得更好地善待。
世界共審戰犯，日本戰犯被審判，祝普京早日被逮捕！—————戰爭帶來的是巨大的災難與痛苦。希望和平早日到來，願人類社會以更大的智慧化解爭端，最終讓曆史得到更公正的評價。
“25人被迫住在隻能容納4人的空間裏，毫無隱私可言” 真是生不如死。那些小孩的眼神很純真，不像集中營裏的人。想到烏克蘭被綁架的兒童，至今還未返回……
世界共審戰犯，日本戰犯被審判，祝普京早日被逮捕！
兒童那張照片還好吧，至少穿得整整齊齊，還教育人家。————高妹說得有理！這也是我想展示的一點，就是美國的這個集中營其實在人道主義這一塊比同時代的其他一些國家在物質和精神上還是要高出一大截來的。
總得來說，美國人的集中營比納粹集中營，一個天堂一個地域了：）————確實，在自由被剝奪、家庭和身份遭到破壞上，美國二戰時期的拘留營和納粹滅絕營都有沉重的精神傷害，但兩者的性質和後果相去甚遠。美國拘留營雖違法且令人羞恥，卻主要是“隔離”與“監控”，大多數人最終獲得釋放；納粹滅絕營則以係統性屠殺為目的，存活希望幾乎為零。
總得來說，美國人的集中營比納粹集中營，一個天堂一個地域了：）
嗯嗯，程程說得有道理。希望沒有戰爭，也希望在涉及公民權利的時候能發聲的時候發出聲音吧，尤其在美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也許作用不大，但是說了多少會有些效果？
可可說得很在理！
昨天去博物館看Ruth Asawa的特展，她也住過這種隔離營地。看了你這些文字，給我最大的感觸----曆史的一粒塵埃，落在普通人的頭上，就可能是滅定之災。人類為了不走回頭路，必須要做的就是不斷反思，不斷改革社會製度，避免戰爭。但同時，也不能抱著過去不放。畢竟社會一直在進步中。————對的。曆史裏可能是一段話帶過，但是也是十幾萬人的生活受到深刻影響，就如同後世來看疫情的自我隔離和病亡人數一樣，不管是對被疫情直接影響的還是間接影響的都是深遠的。當然，回頭來看這段曆史，倒不是要揪著過去不放，而是提醒現在人不能再蹈覆轍。還有就是對可能的不公正對待，如何從過去的經驗中獲得啟發。
文中提到”戰前“服務日本人的醫務人員統計，我不是很明白。這種營地的設置應該是戰後吧？那麽戰前講的那些數據是以前服務全美國日裔的？怎麽統計出來的？————這個應該是珍珠港事件後對當時日裔人口登記的時候他們申報的職業來統計的，所以才有在加州各地營業的說法。戰後很多人都沒有再回到原來的居住地，在全美的其他地方安家了。
另外，”囚犯“一詞我覺得值得商榷。————謝謝可可提醒！我偷懶了一點，英語裏是inmate，考慮到他們並未被宣判，更合適的詞該是集中營營員，所以用了“營員”來代替了。
文中提到”戰前“服務日本人的醫務人員統計，我不是很明白。這種營地的設置應該是戰後吧？那麽戰前講的那些數據是以前服務全美國日裔的？怎麽統計出來的？
另外，”囚犯“一詞我覺得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