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貢氏
沈仲章（1905-1987），排行名錫馨，筆名亞貢、亞貢氏等。沈仲章一生經曆豐富，涉足甚廣，頗具傳奇性。
正文
沈仲章捐獻米友仁《雲山墨戲圖》（三）
沈亞明
[宋]米友仁 雲山墨戲圖卷（局部）
三、 捐 獻
鄭振鐸見了《雲山墨戲圖》，自然也是大喜。
父親對他說，你拿去吧。鄭振鐸說，慢！這是你的收藏品，先蓋個章再捐獻不遲。
鄭振鐸非常起勁，參謀印文什麽的。父親堅決不要留自己的名字或別號，回答說，如果要治印，就刻四個字：“還諸人民”！
關於“還諸人民”中的“人民”，父親這麽認為，捐給人民共和國，在公共博物館展示，“人民”就都能欣賞這幅古代名畫了。父親也與我討論過“還”字的含義，可我記憶有些模糊，分不太清哪是他講的，哪是我想的，日後有機會理清再說。
父親對在古人作品上留字留印鑒一向有看法，最後沒有鈐印題字，便交給了鄭振鐸。也無任何附加條件，隨鄭振鐸決定該給哪個博物館。父親覺得，他隻是替朋友、替國家辦成了一件他們辦不成的事，盡快交差，他的任務便完成了。
沒想到上海方麵不高興了，埋怨沈仲章捐獻得太快。原以為沈先生花大價錢買了名畫，總要留著把玩一陣子，按個印章，寫個“得畫記”什麽的。上海也知道沈仲章早有捐獻意向，還沒來得及遊說他，結果胳膊往外拐了。他們認為，鄭振鐸是文化部的人，中央偏向國家級別的機構，都在北京。果不出所料，該畫歸了故宮博物院，在北京{#12}。
上文提到，那年頭文物的主要買家是政府。政府是個籠統的概念，細分有各個部門，還有地方與中央。其他地方對古董不怎麽在意，某段時間的局麵是上海與北京競相爭購，有時因此而把售價抬得很高{#13}。
北京其實指的是中央，所以父親說，就是上海拿到了，北京真的想要，還是可以“調”過去的。但父親沒告訴我，最初去龔府索看小米畫卷的是哪裏派的人。父親以為都屬於“國家”，不分什麽“門戶”。我主要從父親角度敘述，治史者還可從其他層次解析，整個來龍去脈可能更加完整。
文化部接受捐贈後，準備頒發六千元獎金，鄭振鐸通知沈仲章，被回絕，這事前麵已提及。鄭振鐸又說，文化部計劃在上海舉行一個儀式，表彰沈仲章。父親無反應，“慶功會”不了了之。
父親說，鄭振鐸後來為別的事，請他吃了頓飯。據我了解，父親與鄭振鐸很熟，請客並不稀罕。但我仍想查一查有無任何線索，提示鄭振鐸為別的事宴請沈仲章，就算代表政府答謝他的捐獻。
我搜索鄭振鐸發給沈仲章的飯局請柬，目前找到兩封。光看信封上的地址，便知都不是1958年在上海。
一封請柬的收信地址是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那個住處原是鄭振鐸替沈仲章找的。是父親婚前的單身宿舍，據此便可推算應在1949年7月以前。再辨認郵戳年份為“卅六”，即1947年。其時鄭振鐸也住上海，信內寫“在敝寓約建功、巴金等數友便酌”。建功應是魏建功，同年魏也有信給沈仲章，有待對照排算日期。
另一封的收信地址是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招待所，信內“便酌”地點在西四。請帖用箋印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字樣，鄭振鐸與王冶秋並排署名。文物局正副局長一同出麵，也許就該是這一次？仔細想，父親並沒說鄭振鐸在上海請他，盡管我覺得如果在北京，父親會說明一下的。信封上有個“急件”章，但無郵戳，估計由人遞送。可惜信內落款隻有月日，沒有年份，內容極簡單，難以進一步推測。
簡言之，對父親說的可能與捐畫有關的鄭振鐸設宴，地點、時間和名義上的事由都不清楚，探討暫且到此{#14}。
回頭探索另一問題：父親捐贈這一古代畫卷，到底發生在哪一年？我以為，思考相連事件，也許有助於有機地解讀曆史。
褒獎狀的日期是1958年2月14日。據故宮博物院院史編年，1958年文物入藏中列有：“接受沈仲章先生捐獻南宋米友仁繪《雲山墨戲圖卷》1件、元代黃公望繪《天池石壁圖》軸1件。”
可是，至少《雲山墨戲圖》的捐獻，應在1958年以前。父親回憶，大概在1955年左右{#15}。
捐贈品沒馬上進故宮博物院可以理解，不議。鄭振鐸直屬文化部，如果1955年甚至1956年的捐獻，文化部到1958年再發褒獎狀，似乎太慢了些。但如果捐畫在1958年初，褒獎狀2月就簽署，沈雁冰的動作又迅速了點兒{#16}。因此起先我取父親記憶和官方記錄的中間點，猜測捐畫是在1957年。
暫安於自己“折中”之法，正打算結束這一小節，突然想起葉恭綽曾致信沈仲章，問及小米之畫。趕緊查看葉翁那封信，內中寫道：“聞年前得小米嬉春圖，此極難得。未知可得圖片一觀否？”
雖然葉恭綽所“聞”畫名不同，但沈仲章所得“小米”之圖，當是《雲山墨戲圖》。“圖片”二字應指父親翻拍的該圖照片。抗戰時父親在香港為印製居延漢簡版圖冊攝影，經費來自庚子賠款基金會，葉恭綽是在港管錢的。因此，他料定沈仲章攝有照片。
我還有個猜測，葉恭綽索看圖片而不提原畫，也許已知沈仲章捐獻之舉？要不然葉翁可要求，來京時能否把畫帶來共賞？
那段時間父親常去北京，僅在1956年秋季，至少兩次。一次參加全國音樂周，一次為陪同查阜西和沈從文考察西南做準備。還有，當他聽聞陳夢家等在編製居延漢簡圖冊，便親自把一批漢簡珂羅版圖片，專程送去{#17}。《居延漢簡甲編》“編輯後記”說：“我們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整理這批資料”，而該後記成稿日期是1957年11月。算來父親不是在1956年，就是在1957年，為居延漢簡去過一次北京。
現在聚焦關鍵問題：葉恭綽在哪一年知曉沈仲章在“年前”得了小米之畫？仔細辨認郵戳，北京寄出與上海收到時間都有“56.12”字樣，即1956年12月。
這麽說，還是父親的記憶正確？
近年來我整理父親遺留資料，已經不止一次，發現父親的記憶比某些“正式”記錄更符合史實。官方文件難免做官樣文章，日期挪前推後倒也不必大驚小怪。另外舉個例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方團長斯文·赫定，以勤於日記著稱，出版了多本基於他即時記錄的著作。我注意到對某次會議的地點，赫定的早年記錄與沈仲章的晚年回憶不同。起先我盲目崇拜赫定，斷定是父親錯了。後來查閱一份當年會議記錄，驚歎父親的記憶力更準確{#18}。
《雲山墨戲圖》父親過手的時間不長。父親總說，他買畫、拍照、修複之後，“即刻”、“馬上”就捐出去了。這一係列環節緊密相連，我認為不該逾年。
而政府方麵，他們打算頒發獎金，籌劃舉行儀式，…… 簽署褒獎狀，看來花費了一些時間，直到1958年，才授予沈仲章一份正式記錄。這僅僅是對捐贈者的表彰致謝而言，父親當年並不在意。他對畫卷上交之後，在各級機關中的流程如何，包括故宮博物院何時接收，不見得清楚。因此父親敘及這些事件的時序間隔等等，也相對含糊。我也隻能提出疑問、推測和參考依據，深入研究還待專攻者。
（未完）
【注釋】
{12} 徐森玉之子徐文堪補充：“給北京還是歸上海，當時應有爭論。上海文博界大概多數主張留上海，但家父向無地域觀念，加上鄭振鐸的關係，故最後歸北京。”
{13} 父親提及，因南北相爭，有幅畫賣到“六萬塊”，可惜我忘了怎麽回事。我這麽想，要是我專攻這行，理應弄清楚了再公布。但正因我外行無力追究，對連帶出來的“題外”零碎信息，不提也許我不再想起，錄下可供別人參考。本文還有些若接若離的旁枝末節，也出於類似考慮，在此一並解釋。
{14} 陳君葆留有文字，提到他在北京赴宴，鄭振鐸做東，巧遇沈仲章。日後可對照有無關聯。
{15} 父親有次說買畫大概是1954或55年。徐文堪補充：“令尊有購畫捐獻的打算，可能較早（1952年左右），後經不少曲折，才得實現。”依此推算官方去龔府探問更早，較易解釋藏主初始心態。從計劃征集到記錄捐獻經曆多年，或與時局有關。
{16} 據孫峻峰，除簽名部分，褒獎狀文字是張珩（張蔥玉）筆跡。
{17}《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學出版社，1959，北京）“編輯後記”寫：“沈仲章寄來”。父親特意告訴我，不是寄的，是專程送去的。好像還說是坐飛機去的，聽口氣是交給陳夢家。估計1957年11月“編輯後記”定稿時，陳夢家自顧不暇。此事另題專議，但父親這一連串北京之行有助計算捐畫時間，提及備考。另外，我也希望學術界關注一下陳夢家對《居延漢簡甲編》的直接貢獻。
{18} 參見《沈仲章回憶斯文赫定片斷：采集品請運瑞典案》，《古今論衡》第30期，2017。
【編者按】
作者授權轉載。原題《還諸人民：記沈仲章捐獻米友仁《雲山墨戲圖》》，首刊於《收藏家》2017年第7期。現分四篇連載。
參見故宮博物院·景仁榜·沈仲章 https://www.dpm.org.cn/donate/103478.html
評論
Argon_Argon
2023-09-15 12: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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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轉評：數《雲山墨戲圖》上印鑒，至少52枚。沈仲章擬刻之“還諸人民”章，雖未鈐於紙麵，卻當永遠印在感懷者心間。
Argon_Argon
2023-09-12 21:41:12
回複
悄悄話
作者加注：文刊後陸續見資料，能支持沈仲章的記憶，有待另文介紹。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