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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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按照“常識”，希臘首都雅典即“古希臘”城邦，是西方文明的直係源頭，也是人類智慧與社會理想的原初聖地之一，它令億萬現代人趨之若鶩，五體仰慕和萬裏朝拜；這個兩千多年前的古城，其神韻悠悠、神秘幽幽，其氣勢雄偉、氣象萬千，足以令任何一個東方名勝為之遜色。然而，如果我們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雅典果真如此嗎？事實上，在一百多年前，它是個隻有幾千人的窮山村，加上其附近山上的一個由奧斯曼占領軍修築的小城堡；被歐洲列強武斷地選定為希臘首都，並且按照“古典主義”的藍圖而精心打造，使之舊貌換新顏，才形成了這個舉世聞名的人文地理景觀！
同樣是村莊變都市，“深圳速度”令“雅典奇跡”小巫見大巫。一個是現代科技，一個是西方偽史，真是極大的諷刺！
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文明的暴發戶”的曆史榮耀，呼之欲出。
（一）一個村莊被選為國都
1820年代，在歐洲列強的支持下，希臘人從奧斯曼—土耳其的統治下獲得了“獨立”（1830年）；不久以希臘本土內訌為名，列強乘機“輸入政權”——1833年，17歲的德國巴伐利亞王子奧托 （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被派遣來做“希臘國王”。
次年，這個新國家把首都從納夫普利翁遷到了一個村莊，並用傳說中的“雅典”（Athens）來命名它（原先的村名是土耳其語的，叫法完全不同）。這個“淒慘的村莊”（miserable village），隻有不到5千人；其交通狀況乃泥濘不堪，簡直無路可走。除了居民土屋和山上的一個土耳其軍事要塞之外，那兒幾乎沒有一個建築物；“隻有400棟看起來像棚屋的房子”，“沒有公共建築、沒有學校、沒有醫院……”。臨時修建一些簡易房子之後，奧托國王於1835年到達這裏。
為什麽要選擇如此糟糕的地點，來作為新生的希臘王國的首都呢？當時有兩個基本理由：一是避開希臘本土的各派勢力，表示“公正”；一是那裏的地形頗具戰略意義，可以抵禦暴力進攻。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即當時希臘很落後，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城鎮；前首都納夫普利翁估計也隻有幾千人口（1981年是1.1萬）。
當然，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德國和別的歐洲強國撇開希臘民族及其領導層，單方麵地否定了希臘政權和首都（1822—1832年）；而在該國選擇一塊“處女地”，實行“入主統治”和興建“文明古城”。德國人早有預謀，提前準備，於1832年完成了城市規劃全圖；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進行地形勘察、田野調查和考古發掘！再說這個村莊根本不是一個“古城廢墟”。羅姆斯（Andrew Roams）說：“一種現代廢墟，……雅典在過去幾千年中沒有任何景點。”
達文波特（W. W. Davenport）說：“1834年，雅典被定為新獨立的希臘王國的首都。最初是由一名叫肖伯特（Schaubert）的德國建築師，受雇規劃街道、公路和廣場；這樣，後來就有了現代的‘雅典’——從1834年僅有5千居民的村莊，到1936年變成了一座54萬人口的城市。”
英國的安德魯布斯爵士（Sir Edmund Antrobus, 1818–1899）說了大實話，即：“雅典在1834年才成為這個國家的首都。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雅典在百年前並不存在；那時，這座城市還是一個沉睡的土耳其村落。‘希臘有著悠久而光榮的曆史’……隻是最近才成為一個‘地理事實’。”
上圖所示，第一個雅典城市建設的規劃草案，由德國建築師肖伯特（G. E. Schaubert, 1804—1860年）於1832年構思、繪製和刊印出來的。德國人未經過任何考古調查（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而是憑空想象，來興建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城”。
為什麽德國人熱衷於打造“雅典古城”？這是與當時德國的“希臘熱”密切相關。美國哲學家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指出：“德國人把古希臘當作他們的親緣精神，奉為自己的完美典範。”再者，美國作家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進一步說；“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古希臘連在一起，隻有德國在全力以赴地傳播希臘精神；由此，真正的思想來自德語，而法國人必須說德語才能思考。……當海德格爾納悶‘希臘人在哪裏’的時候，就會想到他的19世紀初浪漫主義的前輩們，都將古希臘視為他們的偶像。”
（二）了解一下相關的曆史背景
上文所說的19世紀上半期德國的“希臘熱”，應該是西方首次真正的“複興古典”運動。但極為諷刺的則是，按照兩位學者勃蘭特（Bettina Brandt）和普迪（Daniel L. Purdy）主編的《德國啟蒙運動中的中國》，就在幾代人之前，即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到歌德，中國文化與物質文化及“漢字密碼”，塑造了德國文明及其所有方麵，包括文學、哲學和現代德文。
美國鮑登學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指出：“如果重新講述曆史故事，中國將會被置於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文學與文化史的核心地位”；“到19世紀前期，各種新型的中國式的學科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西方。”
而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則是轉折點：他組織收集和翻譯中國文獻，形成德語資料庫，並基於它來開發“古希臘”的成果。
概述一下總的情況：
18世紀西方是“中國化”（Sinicization），分為兩個方麵：
“中國熱”→ 歐洲啟蒙運動（世俗化、文明化）→ 引進中國思想與製度。
“中國風”→ 引進中國物質文化及文藝和工藝 → 浪漫主義與“新古典”運動。
然而到19世紀，即法國革命結束後不久，形勢急轉直下——“後啟蒙”之全麵反動，“去中國化”、掀起西方中心論、複興“西方古典”和變本加厲地殖民擴張與帝國主義侵略。
西方的真實曆史與我們從書本上所學到的，乃大相徑庭、大異其趣；古代的西方偽史自不待言，讓我們來看近現代：
19世紀初開始大張旗鼓地“複興古典”（希臘—羅馬），它是浪漫主義運動的主要內容；1855年發明“文藝複興”（Renaissance）詞語和概念，僅局限於法國“曆史”；1860年定性為“（14—16世紀）意大利文藝複興”，隨後的幾十年則是精心設計和全麵塑造之。
進而言之，“古希臘”從何而來？近代早期歐洲的神職學者使用不成熟的文字，杜撰了它的雛形或“皮毛”；而且都是反動的，例如那時的亞裏士多德及“亞裏士多德主義”被批評為“科學發展的大敵”（Aristotle……as the arch enemy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19世紀初開始全麵而係統地偽造“古希臘”——與現代西方同構或同質的“古代模式”，而“雅典古城”則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物質文化之標識；這場鬧劇的合乎邏輯的收場就是在該世紀下半期拋出了“意大利文藝複興”，一個連接歐洲古代與現代、並把“一枝獨秀、一往無前”的西方與其餘世界區別開來的“曆史樞紐”。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希臘王國及奧托一世就被賦予了如此使命，即：配合歐洲列強來打造西方文明的搖籃和“古典招牌”，其內容分為兩個部分：推行“希臘化”和“希臘語”。前者主要是按照新古典主義的想象，建設既古老、又現代的雅典（城市）。當然，這是經過了好幾代人的努力，直到20世紀上半期才初具規模。後者指歐洲列強和西方中心主義在希臘國家推行“希臘語”，但最終是失敗的（1976年後不再是官方語言）；它實際上則是一種“偽古典語言”（pseudo-Classical language），原本是宗教用語，近代依靠印刷術鎖定“發音符號”（字母）而形成文字，但僅在19世紀被“現代化”（modernized）之後，才能成為偽造“古希臘”的專屬工具。
（三）新古典藍圖建設“古城”
在評述首個雅典城市規劃草案（1932年平麵圖）的時候，雖然雅典國立技術大學教授科洛尼亞（S. A. Kolonias）絲毫沒有否定“古希臘”的意思，但她在論文中承認“雅典古城”是19世紀新古典主義的產物。從該論文的題目便可顧名思義，即《雅典遺產：新古典規劃與現代視角》；其中心思想是：
肖伯特和克林斯提（Kleanthis）被要求設計第一個雅典城市規劃（1832年）。他們介紹了其新古典主義的描述，包括宮殿、衛城、凱拉米克斯遺址和古代體育場。19世紀見證了大規模的公共建築和住宅營造，它是希臘新古典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盡管雅典的新古典主義最初源自在歐洲學習的希臘人、（德國）巴伐利亞人和其他參與雅典重建的建築師；但是，它（希臘新古典主義）很快就形成了現代希臘的獨立形態，自成體係，從19世紀到20世紀已有70多年的傳統了。……通過新古典主義的雅典的路徑，就會發現和認識“古代雅典”。
另外，肖伯特還設計了雅典都主教座堂（1862年落成），它彰顯“偽東方的富麗堂皇”（pseudo - oriental opulence）。
建設中的“雅典古城”——不僅是按照圖紙規劃和使用現代手段“重建”，而且是挪用各地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廢墟碎片來拚湊“古典元素”。
全是19世紀的西方人所構思的“古典”《希臘旅遊曆史》（Tim Boatswain）寫道：“按照德國和法國建築師的新古典主義觀念，試圖重現古希臘城市的整潔和優雅。幾何形狀的寬闊街道，包括廣場和開放空間，兩旁都是大學、學院和天文台等莊嚴的公共建築。巴伐利亞建築師加特納（Gärtner）受命在辛達馬廣場（Sindagma Square）的北側建造王宮，而法國人則為此處設計了一座合適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作為國會大廈。”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城市地圖集》寫道：“1834年，雅典被宣布為新生的希臘王國的首都，並用現代城市設計和紀念性建築對它進行了重建；歐洲的新古典主義將‘古典風格’傳入此地，是一件值得慶祝的盛事；這是人為創造都城的最成功的實踐之一……。通過對‘古典之雅典’的重新詮釋和定向選擇，歐洲開始樹立‘希臘化’（Hellenism）的楷模；借用各種建築和工具概念，試圖塑造現代歐洲所想象的‘希臘身份’。”
從那以後，直到20世紀前期，這個既古典又現代、體現千篇一律的歐式風格的城市，拔地參天，而“名垂青史”。
（四）浪漫主義所憧憬的“曆史”
《希臘建築》（Janina K. Darling）寫道：“奧托致力於建造這座新城市，是按照浪漫主義之新古典風格的設計，後者起源於希臘獨立戰爭期間（1920年代）的歐洲。來自德國、丹麥和法國的建築師開始實施這項工程，……要為雅典創造出一種‘希臘式’的新古典主義的風貌……。”
關於浪漫主義之新古典的來龍去脈及其在雅典的實踐，雅典國立技術大學建築史教授珂諾詩（Manolēs Korres）說：
在1800年左右，新古典主義是早期浪漫主義（在建築美學上）的既定用語。它融合了法國啟蒙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的方方麵麵，也兼容了稍後溫克爾曼（Winckelmann）對“古典藝術”的詮釋……。尤其是建築方麵，新古典主義追求一種新的方法，……其審美的基本原則是尊重材料的自然特性。這個任務集中體現於在希臘……。隨著希臘獲得獨立，新古典主義很快就實現了其政治目標；那就是，讓一個屬於“古希臘人”後裔的新社會赫然屹立。在浪漫主義的氛圍裏，雅典從過去諸世紀一直是不重要的地方，現在變成舉世聞名的城市，這多虧了它的古老遺產的光環。
重申一下，雅典古城建設的靈感之由來，不是真實曆史，而是當代理想——19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後者則衍生於的浪漫主義運動。《浪漫主義百科全書》寫道：
19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雅典建築師大多不是希臘人，但他們對希臘首都所描繪的願景，都有助於定義和鞏固希臘的身份認同。……對於這些外國的建築師和他們所服務的希臘公民來說，現代希臘“傳統”就代表了“古希臘”。而采用新古典主義形式的雅典建築，實際上則是浪漫主義的一種表現，而與同時期的德國狂野的哥特式相媲美。……希臘的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她的民族文學和民族身份的形成過程。希臘人吸收歐洲浪漫主義思想與實踐的獨特方式，構成了現代希臘曆史上一個複雜而關鍵的階段；它起到了浪漫主義運動中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包括雅典學院這座“古典”建築……。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勞文斯 （Stuart Klawans）評論：“如果說這樣的（雅典）建築完全是幾代希臘人勞作的結晶，那麽，隻能說他們是對現代社會的貢獻，而與古典式的希臘主義無關。……希臘詩人塞菲裏斯（Giorgos Seferis, 1900—1971）指出：‘我們都知道雅典學院是偽古典建築的一個例子。……雖然在智力方麵，歐洲的希臘主義是被創造出來了；但是，真正的古典希臘主義，卻沒有出現，其傳統也沒有被恢複。’”
（五 ）新古典就是偽古典、偽希臘
打著“恢複”或“修複”的幌子，來塑造偽古典或偽希臘，再說除了各地的土耳其城堡廢墟之外，希臘本來就沒有任何古跡或遺址！
英國藝術評論家哈克特（George Roland Halkett, 1855—1918）揭露：以德國為主的建築師“已經使雅典擁有了100座‘偽古典建築’（a hundred native pseudo - classic architecture）”。
克萊格霍恩所著《建築》（George Cleghorn: Architecture）書裏批評：
……觀看雅典衛城的最精美建築的現代修複，包括帕台農神廟、密涅瓦神廟、埃雷赫修斯神廟和潘杜羅索斯廟，以及風之塔；……然而，這僅僅令人對現代建築師的高級品味感到嫉妒，但對他們的“古典作品”產生質疑。不幸的是，當我們把這些“偽修複體”（pseudo - restorations）和想象中的原型進行比較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除了被修改和換位之外，兩者在形式、構圖和特質上都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總之，如果我們檢查一下所有的現代“修複品”、“仿製品”和模型，我們就會發現，它們組成了一個不和諧的整體。……更荒謬的是，僅僅用“希臘愛奧尼亞”和“羅馬多立克”等名稱，將這些結構轉換成了“古希臘”的。”
甚至偽造的“希臘哲學”都體現在這些偽建築風格之中。巴特利（Adam Bartley）著《我們時代的琉善》一書寫道：“……雅典衛城似乎抓住了偽犬儒主義（Pseudo-Cynic）、偽柏拉圖主義（Pseudo-Platonic）、偽亞裏士多德主義（Pseudo-Aristotelian）和偽斯多葛主義（斯多葛主義）……。”
同樣的道理，“意大利文藝複興”也是如此；它的所有成果——尤其是意大利各城市的“古典建築”——都是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前期的傑作。請讀諸玄識有關“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幾篇文章。
維克多·雨果批評：“……可悲的‘古典藝術’；把高盧的、舊歐洲的和境外土著的殘垣斷壁，改造為‘希臘’和‘羅馬’的；把真實的、現代蓋建的變成偽古典（pseudo-antique），如此的敗壞現象就是文藝複興！”
雨果還認為，“複興希臘”陷於了自相矛盾。按照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塞爾（David E. Roessel）所著《拜倫的影子：英美想象中的現代希臘》的研究：
維克多·雨果把現代希臘，及英美文學中希臘，稱之為“拜倫希臘”（Greece of Byron：浪漫主義之精神故園）；而與之相對的則是“荷馬希臘”（Greece of Homer：曆史主義的文明源頭）。“雖然在地圖上，兩種‘希臘’占據同樣的地理空間；但在西方的想象中，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實體。正如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評論：‘我很努力地將舊希臘放在我的右手，將新希臘放在我的左手；說想說的是，兩者格格不入。’……”
（六）幾位西方名人的雅典觀感
《身份的虛構和雅典的人類地理學》（E. N. K. Panourgia）一書寫道：
如果你想要的是美，你就不要到雅典來；因為在那裏，你可能會發現別的什麽。——安德魯斯（Kevin Andrews, 1924—1989，美國希臘主義者和考古學家）。
……安德魯斯告誡我們什麽？（倘若有一天，你來到雅典）有一件事肯定不會發生，那就是：你發現一座“古典城市”，那裏有已發掘的未被時間所掩埋的“曆史瑰寶”；從而確認人類社會的連續不斷的過去，並揭示清晰可辨的歐洲文明之根。當然，我們希望雅典所展示的一切都是真的……。
巴林頓夫人（Mrs. Russell Barrington, 1841—1933，英國作家）在參觀了哈德良拱門和奧林匹亞宙斯神廟之後，於1912年寫下了訪問雅典的感想；她完全不相信地說：“一個至今仍在想象中遙不可及的聖地，居然是如此離奇的鬼地方！”真的來到雅典時，眼前一切讓她目瞪口呆……。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學創始人）在1904年和他的兄弟參觀了雅典衛城，與巴林頓夫人的看法大致相同；之後，他在1936年給羅曼·羅蘭的一封信裏講述了這件事。弗洛伊德用完全不相信的語氣寫道：“當我們到達後的最後一天下午，我站在雅典衛城上，環顧四周的景色時，一個令人驚訝的想法突然進入我的腦海：‘所以這一切確實存在，真就像我們在學校學過的一樣！’……”言下之意是，這場戲演的太真了。
以上不謀而合的兩種觀點都是否定古代景觀與現代複原之間的關聯。巴林頓夫人認為現代雅典是一個與“古代”完全脫離的的地方。
拜倫的希臘主義是現代性的……。雅典（“古城”）的確是19世紀浪漫主義的成果，也是意識形態的產物；那時的西方人試圖把實際上是異質性的歐洲，打造成一個同質實體；後者的核心則是構建一個共同的曆史。
因此，我們在談論雅典這座城市時，我們指的是19世紀的雅典。那時，希臘獨立戰爭之後不久，雅典人試圖把自己的城市置於歐洲的大都市之列，因而按照主流歐洲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來建設它。……因此，作為啟蒙運動產物的新古典主義，濃縮了現代世界的思想；它在希臘，也就成為19世紀歐洲主義的具體化。
我們必須記住一個事實，即雅典城建於1832—1890年間，其在哲學、政治、理論和美學等方麵都離不開現代歐洲；換言之，歐洲在藝術、政治和哲學上具有決定性。也就是說，雅典成為一個現代城市，就必須分享現代歐洲城市的內涵；沿著這條路線，實現啟蒙運動的目標。
博桑奎特夫人（Mrs. R. C. Bosanquet）於1914年寫道：“雅典是東方的小巴黎。”的確，雅典努力變成像巴黎一樣的輝煌，沒完沒了的建設……。由鋼鐵和磚石建造的拱廊……，這再次印證了伯蒂徹（Bötticher）的觀點，即通過新美學體係的藝術形式，來落實“古希臘風格”。
（七）新古典和浪漫主義的中國源
如上所述，雅典從無到有，從一個荒涼而淒慘的村莊，變成了一座標誌“西方文明的搖籃”的現代都市（從幾千人到現在的數百萬人）。但實際上，與“古希臘”毫無關係的它，隻是19世紀新古典主義的成果，後者衍生於浪漫主義運動，而總源於18世紀的“中國風”。
英國學者彼得·基森（Peter J. Kitson）著《中國塑造浪漫主義》（劍橋大學出版社，2013年）寫道：“（美國哲學家）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的論文《浪漫主義的中國起源》指出，18世紀的英國引進了中國的園藝自然主義的理念，在形式和內容上均滿足了‘新古典主義’的渴望；它導致了對自然審美的新認識，最終誕生了歐洲浪漫主義。”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全部的中國曆史都已變成了浪漫主義的素材。”即法國哲學家德裏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中國成為“歐洲幻覺”（European hallucination）。難怪英國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稱“可以在古代中國的知識和見解裏找到‘古希臘文明’的種子”！
應該指出，所有的歐洲“古代”和“中世紀”的建築，實際上都不會早於18世紀中葉；而且是濫觴於“中國風”——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於1760年代把“中國風”建築改造成草莓山莊，是第一個哥特式。〔詳見大衛·波特著《18世紀英國的中國品味》（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世紀前的歐洲是個教派禁錮和部落混戰的社會，從上到下普遍吃人肉和不洗澡，哪來文明與文化；要有，都是偽造的。再說，西方人是在現代早期（1700年左右）才學會如何製造建築用磚和采石所用的鋼，哪裏會存在它自己的“建築傳統”和“古典風格”呢！
馬爾索（Jo Marceau）著《世界藝術史》稱：“進入19世紀，‘中國風’被其他的異國情調所取代，像是土耳其的、埃及的和哥特的……。”於是，哥特建築在混雜越來越多的奧斯曼元素的過程中普及開來，並且衍生出“古典式”建築，再後來才有“文藝複興”的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