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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和蘇美爾文明的出現極大地依賴於埃及學和亞述學，而埃及學和亞述學的建立有賴於商博良和羅林生對考古發現的古埃及文字和古波斯文的破解釋讀。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為開端”，“19世紀初，由於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地釋讀了象形文字，埃及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被創建起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埃及學，就沒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頁）
“1822年，商博良發表了其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結果，埃及學由此誕生”。（詳見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6年10月10日文《埃及考古係列學術講座啟動儀式暨首場報告——“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講座紀要》）
“楔形文字的成功釋讀是19世紀人文科學領域取得的劃時代的成果，是人文科學的曆史性勝利。在地下埋藏了幾千年的楔形文字文獻開始說話後，一個被遺忘的古代世界又開始活現在人們的眼前，一個失落的文明又開始重現光彩。”（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7頁）
“羅林森、欣克斯、奧佩爾、德·索爾西和塔爾博特等人這時又開始研究巴比倫文字的銘刻，不久也釋讀成功，找到了研究拜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的鑰匙。”（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5頁）
“羅林森獨立地解讀了貝希斯敦銘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英國人把他尊為英國的‘亞述學之父’，他當之無愧。”（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頁）
在某種意義上說，破讀死文字就意味著埃及學和亞述學的誕生，也意味著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誕生。因此，商博良破解羅塞塔石碑和羅林森破解貝希斯敦銘文是西方上古史研究的關鍵性環節。
（公元前196）
（公元前 520 ）
西方偽史賴以建立的兩個重要基石就是考古學和語言學（文字），我在“文行先生”公眾號2月5日文《顛覆西方考古學體係和曆史學體係》中已經證明了西方考古學體係是偽學（碳14問題將在後文中闡述），我將在本文中通過間接和直接的方式證明西方所謂的破解釋讀死文字是不可信的、錯誤的、虛假的。
證明西方破讀死文字是錯誤的，就能推翻西方建構的亞述學和西亞文明學術體係，證明亞述學和埃及學是偽學，西方所敘事的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不存在。因此，必須重頭再來，重新研究，還原真實的北非文明和西亞文明。
下麵以波斯波利斯銘文和貝希斯頓銘文為例來具體闡述。
間接方式
如前所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發現”有賴於亞述學的誕生，而亞述學的誕生有賴於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發現的死文字的破解釋讀。
我們現在知道，羅林森識別了波斯波利斯和貝希斯敦銘文上三種文字為古波斯語、埃蘭語、阿卡德語，並破解釋讀了它（主要是古波斯語和阿卡德語）。
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宣稱破解釋讀了波斯波利斯銘文，但與羅林森的完全不同。
提赫森“1798年出版了關於波斯波利斯銘文的小冊子……（他）武斷地給楔形文字字母加上音值，然後，按照它的音值組詞，再參照其他塞姆語和印歐語中類似發音取義。按照他的解釋，波斯波利斯是帕提亞（安息）王朝的創建者阿爾薩克斯的銘文”，提赫森認為波斯波利斯上的“三種語言分別是波斯語、米底語、巴克特裏亞語”。（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頁）
但提赫森的破解釋讀被認為是“不正確”的。
明特爾否定了提赫森的銘文斷代，並認為波斯波利斯的第一種文字為字母文字，語言是闡德（Z end）語，即《阿維斯陀》用語；第二種文字為音節文字，語言是缽羅缽（Pahlavi）語，即通行於公元3-9世紀的中古波斯語；第三種文字為表意文字，語言是帕西（Parsi）語，即公元8世紀的中古波斯方言。（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頁）
這說明表音文字的破解釋讀具有多種可能性。
又例如，線性文字B被麥克爾·文特裏斯（Michael Ventris）破解為希臘語就被西方承認，而塞勒斯·戈登把線性文字A破解為閃米特語就不被西方所接受，因為這意味著克裏特文明不是西方人創造的。（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379頁）
因為當時人們“認為人種與語言也是一回事”。（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79頁）
由此可見，表音文字的破解具有一定靈活性和隨意性，具有較大的附會空間，並不具有唯一性，即表音文字的破解具有多解性，但不是科學的真解，而是偽解，因為沒有任何方法可證明其正確性，同時，西方的接受具有選擇性。
雖然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破解釋讀體係，但最終哪個體係能被發展完善並被接受取決於西方建構偽史的需要：聖經考古學的需要和建構最早文明的需要。也就是說，提赫森和明特爾的破讀不符合或沒有響應當時西方建構聖經史和上古史的需要，因而沒有被發展成一個形式完善的破讀體係，隻“解”到初始階段就被放棄了，否則，就可以出現三種不同的破讀體係。
直接方式
在古波斯語、埃蘭語、阿卡德語中，古波斯語是第一個被破解釋讀出來的，其他兩種語言是根據已破解釋讀的古波斯語和貝希斯頓銘文破讀出來的。因此，古波斯語和貝希斯敦銘文是關鍵。
在西方破讀古波斯文的曆史中，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即格羅芬特之前；
第二個階段，即格羅芬特；
第三個階段，即羅林森。
下麵我將逐一質疑。先看格羅芬特之前。
“在格羅芬特之前，人們已就下麵幾點達成了共識：1.楔形文字的行文從左往右；2.經常出現的斜楔有頓字作用，是隔字符號；3.第一種文字所用的符號最少，可能是一種字母文字；4.這些銘文出自阿黑門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5.它們的內容可能與阿黑門尼德王朝的國王有關。”（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0頁）
沒有什麽共識是不能顛覆的，任何科學結論都是可以質疑的，科學的結論是可驗證的，不可驗證的研究不是科學，而是宗教信仰。
所謂的共識就是破解釋讀的前提，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嚴謹的分析和審慎的審查，看看“共識”是否可靠。
一、先看第4點，“這些銘文出自阿黑門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顯然，如上述，提赫森認為該銘文係出自安息王朝，而不是古波斯。那麽，為什麽否定安息而選擇古波斯的阿黑門尼德王朝呢？
“理由有二：其一，尼布爾所描繪的出土銘文的遺址與狄奧多魯斯描繪的波斯波利斯十分相像；其二，在尼布爾的遊記中發表的一幅臣民圖中有埃塞俄比亞人，而從希羅多德的《曆史》中人們知道，波斯帝國的版圖隻有在阿黑門尼德王朝時才遠達非洲。”（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頁）
對這種邏輯的證偽很簡單，隻要用反證法即可，隻要能舉出一個反例即可證偽。如果根據遺址與狄奧多魯斯的描繪相像就認定的話，那麽，若幹年以後，人們就可以把廈門同安影視城當成了北京紫禁城。所以，這種論證是嚴重錯誤，極不嚴謹。下圖為廈門同安影視城。
事實上，在我們西方偽史辨學的眼裏，希羅多德《曆史》、狄奧多魯斯《曆史叢書》等西方古文獻本身就值得懷疑，可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根本不具備去證實的資格。
更重要的是，這就陷入循環論證的邏輯錯誤，以文獻驗證考古，又以考古驗證文獻。
因此，該遺址為波斯波利斯遺址根本不可信，至少是存疑的。所謂“波斯波利斯”遺址位於設拉子東北52公裏的塔赫特賈姆希德附近。如果依據對“二裏頭為夏都”的質疑模式：1.塔赫特賈姆希德遺址中的銘文的破解釋讀模式是以該遺址為波斯波利斯為前提的，因此，在認定該遺址為波斯波利斯之前，其遺址中的文字是尚未破讀的，有文字相當於沒有文字，所以，與二裏頭遺址一樣，該遺址沒有文字證據證明其為古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2.當時沒有碳14測年，無法確定該遺址的年代，無法確定是否屬於古波斯帝國時期範圍，而二裏頭經過碳14測年，根據其誤差範圍，二裏頭與夏朝年代並無衝突，因此，二裏頭為夏都未定，則塔赫特賈姆希德遺址為古波斯阿黑門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更不能確定（標準必須全球統一）。
不能確定而強行妄定，這大概犯了“希臘波斯強迫症”，先入為主。
事實上，西方早期的考古就是挖寶、破壞。
“發掘者的動機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獲取文物，方法極不科學，因此帶有極大的破壞性。”（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頁）
這方麵的內容在“文行先生”公眾號《顛覆西方考古學體係和曆史學體係》一文中已作闡述，不再贅述。
因此，西方早期考古學手段極其有限，理念極不成熟，態度極不嚴肅，方法極不科學，根本不具備判斷一個遺址的民族屬性和絕對年代的能力；又由於早期在西亞的考古以法國人和英國人為主，他們身處黑暗的中世紀千年，對西亞曆史和文化來說，完全是不同的曆史文化背景，研究起來不但錯誤在所難免，而且無論在理解上還是實踐上都錯漏百出；這些人多是非專業人員，如外交官、軍事人員、商人、年輕人，按現在的說法，是典型的民科，是拙劣的民科，充滿個人英雄主義；19世紀又是西方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思潮和浪漫主義夢幻高漲的年代；而且，西方研究其他文化主要是服務於其自身的價值和利益，缺少對其他地區文化應有的敬畏感，隨意性在所難免，最後導致應用上極不嚴謹，穿鑿附會、生搬硬套、胡亂猜測、指鹿為馬比比皆是。
出土銘文的遺址妄定為波斯波利斯，這一點非常致命，因為如果錯了，則後麵的所有破讀都是白搭，都是錯誤的。而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人肯定是定錯了。
二、因為臣民圖中出現了埃塞俄比亞人，所以就說明古波斯征服了埃塞俄比亞？所以就說明是阿黑門尼德王朝？這簡直是混蛋邏輯！難道人員交流相識隻有征服一種方式嗎？這就相當於說中國土地上有特朗普照片，就證明中國征服了美國一樣，真是荒唐。除了先入為主的一廂情願、穿鑿附會，難以想象會如此武斷和荒誕不經。
這一點也非常致命，因為如果出錯，斷代定年就錯了，則後麵的所有破讀都是錯誤的。
三、“它們的內容可能與阿黑門尼德王朝的國王有關。”可能與國王有關！隻是可能，還不足以以此開展破解釋讀工作，難道不可以是大將，類似“摩崖石刻”。這完全是先入為主的猜測，是“國王強迫症”，沒有任何一絲確切的證據。但是，西方人不管，以此猜測開啟了其破讀的旅程。到這裏，敏感的人會意識到，如果西方真的破解釋讀成功的話，那麽就說明表音文字的破解釋讀具有巨大的附會空間。
四、“經常出現的斜楔有頓字作用，是隔字符號”，這又是猜測，沒有一絲證據，也許像文言文一樣，該文字體係就沒有隔字符號，也許該“斜楔”相當於“之乎者也”中的任何一個。
再看格羅芬特的破讀。
五、假定為古波斯帝國的遺址，假定為古波斯帝國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假定為跟國王有關，在這些個假定之下，格羅芬特通過某種排列組合進行斷詞、斷句，如下圖：
發現銘文中某個句式類似中古波斯的句式：
“（國王的名字），……王中王，……之子，……子孫。”（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9頁）
“（國王的名字），……王，……王中之王，……萬國之王。”（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頁）
於是，就以該句式的內容進行破讀。這裏非常奇葩的是，以某種排列組合進行斷詞、斷句形成了某個句式，把某個句式直接當成了該句式的內容，即：
排列組合斷句＝某句式的形式＝某句式的內容
中國古詩和對聯中有大量這樣的句式，難道不可以是“霍去病，漢朝的將中將，衛青之甥，霍光之兄”嗎？
如果一個文明的語言單調乏味到看到這樣的句式就隻能是這樣的話語內容，那麽，這個文明的內涵也不怎麽樣，高不到哪裏去！
當然，根據著名典故，“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也許並非要如上所述的那樣斷詞斷句。
還有，難道古波斯帝國經過四五百年的安息時代到了薩珊波斯，不會發展，不會改革嗎？這是“關公戰秦瓊”的思維，是機械的思維，是刻舟求劍。
所以，斷詞、斷句、套句式也是非常致命的，正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六、在上述第“五”點的假定之下，又猜測銘文中有“兩個國王的銘文，二者一個為父，一個為子，而且名字的長度都一樣，都有七個字符組成。這兩個國王是誰？首先他想到這兩個自稱‘王中之王，萬國之王”的國王一定是阿黑門尼德王朝鼎盛時期的王國，這就把範圍縮小到薛西斯以前”。（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頁）
這裏格羅芬特又猜測是阿黑門尼德王朝鼎盛時期，這又犯了“鼎盛強迫症”，同樣地，也是沒有一絲確切的證據。
七、於是，“再次把範圍縮小到居魯士（Cyrus）和岡比西斯（Cambyses）、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兩對父子身上。”（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頁）
也許對於古波斯人來說，他們理解中的最強盛時期與希臘人不同，例如法家眼裏的強盛和儒家眼裏的強盛就不同。這是以希臘人的觀念認知強加在古波斯人身上。這也是猜測！當然也是以古希臘文獻為真為前提的。
正如金壽福所講，“埃及語的解讀方式無論在語音、語法方麵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構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維模式。”（參閱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6年10月10日的文章《埃及考古係列學術講座啟動儀式暨首場報告——“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講座紀要》）
同樣，古波斯語的解讀方式也是如此。
八、“格羅芬特斷定，大流士的父親敘司塔司佩斯一定也出現在銘文。”（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頁）
這又是猜測，沒有任何一絲的證據和根據。
“格羅芬特就是通過這種仔細的觀察、認真的思考、天才的猜測、合情的推理部分地成功解讀了古波斯語銘文。”（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2頁）
格羅芬特的觀察倒是仔細，思考倒是認真，但這麽多沒有一絲確切證據的、由一係列“猜測”、“推理”而來的所謂破解釋讀，如同一係列小概念事件連續不斷發生，其正確率比彩票中簽率還低。
下麵看羅林森破解貝希斯敦銘文。
貝希斯敦銘文“不但為深入研究古波斯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也為解讀埃蘭語和阿卡德語提供了必要前提。”（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頁）
羅林森“首先從古波斯語銘文入手來開始他的解讀工作的”，“羅林森是迄今所知的第一個成功攀登上貝希斯頓銘文和浮雕的人，也是第一個成解讀阿拉德語銘文的人”。（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頁）
“羅林森完全獨立地完成釋讀了古波斯語貝希斯敦銘文，完全獨立地完成了古波斯語的翻譯工作，為埃蘭語銘文和阿卡德語銘文奠定了基礎。”（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頁）
羅林生是怎麽破解釋讀的呢？
九、“巴茲的研究結果表明，羅林森的解讀方法基本上與格羅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從專有名詞入手，即首先確定專有名詞，再把希臘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讀音分解成字母，然後再把具體字母與具體的古波斯楔形符號對號入座……由於貝希斯頓銘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基本都見於希羅多德的《曆史》等希臘古典著作，這就使羅林生成功解讀古波斯文成為可能。”（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57頁）
我們現在要理解他國語言文字，要先學習他國語言，懂的他國的文獻內容，然後再翻譯成自己母國的文字。而羅林森的破解卻是，先把他國文字想方設法成母國的文獻內容，也就是說，還未學習他國語言，就以母國文獻猜測出他國文字的內容，從而知道了他國文獻的內容，之後破解了他國文字的詞匯，然後再去破解他國詞匯的字母。前提是，他國的發音必須與母國一樣，須知，“希臘、埃及、托勒密”在希臘語和阿拉伯語中的發音是不同的。
如此天才，還學習他國語言幹嘛？猜不就行了？！把破讀方法總結出來，教給大家，就相當於學會了全世界語言了，簡單而高效，“學會破讀術，輕鬆遊天下”。尚未學習他國文字就已經知道了他國文字內容，世界上那麽多語言院係是幹什麽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可以取締，設立“北京外國語破讀大學”得了。
從根據中國甲骨文的破解釋讀情況看，專有名詞是最難破解釋讀的。未破解釋讀之前，怎麽知道貝希斯頓銘文的古波斯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稱會見於古希臘著作中呢？須知，中途島海戰，為了檢驗日本電報中的“AF”是不是指中途島，美國還巧設計謀進行了驗證。
西方的破讀恰恰是從專有名詞入手的再說。還有，那真的是專有名詞嗎？也隻是猜測罷了。
所謂的釋讀是順著西方人的知識體係和理解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死文字本身的語音、語義、語法。這不是釋讀，而是先入為主、一廂情願、穿鑿附會、按圖索驥。
十、在破解釋讀的道路上，猜測遠非上述這些，還有大量的細節問題，需要更專業的質疑，例如語言學專業。我已經發現了大量的問題，隻因非語言學專業人士，怕理解不到位，不方便講，故而留給語言學專業人員去揭露。
這種破讀是有很多前提條件，是很有問題的，是由一係列未經求證的猜想組成的。從數學思想來說，是一係列小概率事件的乘積。從破讀整個過程看，“一係列”所指的具體數值不會少於100。
方法不靠譜 與 質疑
或許，羅林森意識到公布破讀過程就把破讀邏輯公開化，結果隻會越描越黑，隻會啟人疑竇，乃至嘲笑。因此，對於他的偉大成就——
“不知道為什麽，羅林森對他解讀楔形文字的經過總是輕描淡寫。在回答人們的追問時，他寫道：‘我已經講不出我當時確定每個字母讀音的方法。’”（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頁）
格羅芬特這樣做的潛台詞是說：大家不要問我是怎麽破讀的，隻要按照我說的去做就行了。
可以肯定的是，所謂的破讀根本不可信，破讀的過程和邏輯根本經不起任何考驗和詰問。
事實上，公眾對羅林森的破解釋讀並不相信。
“但解讀者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取得的豐碩成果並沒有馬上被公眾承認和接受。許多學者仍對解讀方法和由此取得的成果表示懷疑。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阿卡德楔形文字的一字多音（homophones）和一音多字（polyphones）的特點。盡管羅林森一再開設講座，向公眾和學術界說明阿卡德語和象形文字的特點，但人們對此還是難以置信。”（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57頁）
“如果照他們（按：指羅林森等）的方法去做，不但會給一切不確知的事情大開方便之門，而且就連古代亞述人自己也絕不可能讀懂這樣的文字。所以，他們解讀的方法不可能正確，其解釋也勢必錯誤百出。”（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67頁）
可見，羅林森等人的破讀的非科學性早於為人所周知。那麽，後來人們又怎麽相信了？亞述學怎麽發展起來了呢？這不得不說起一樁著名的往事。
一場騙局
1857年，博爾塔特自己釋讀了一份由羅林森寄來的剛在亞述發現的一個棱柱銘文，他把釋讀結果封存起來郵寄給“皇家亞洲學會”，要求讓羅林森釋讀一下，以比較二人的釋讀結果。如果二人不謀而合，就足以證明解讀方法的科學性和結果的正確性。羅林森提議以“皇家亞洲學會”名義召集欣克斯和奧佩爾一起參加“會試”。“皇家亞洲學會”接受了這一建議，把博爾塔特的銘文副本分別寄給欣克斯和奧佩爾，要求他們在規定期限內把譯文寄回，由“皇家亞洲學會”組織擴大會議進行鑒定。評委們的結論是：各家解釋雖在細節上有一定出入，但總體一致。從此，解讀者的辛勤努力和豐碩成果開始得到公認。因此，常有人把這一“會試”視為亞述學誕生的標誌。（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67頁）
拋開串謀和陰謀不談，釋讀結果相同，就足以證明解讀方法的科學性和結果的正確性嗎？
如果理科生還有印象的話，應該記得高中時期做題有一種現象，即有一道題，班上隻有少數幾個優秀學生做對，其他大部分學生都做錯了，而且錯的一模一樣，采用的解題方法都相同，因為遵循了同樣錯誤的理解和邏輯。
博爾塔特、羅林森、欣克斯、奧佩爾的釋讀相同，隻能證明他們遵循了同一個錯誤邏輯，並不能證明他們做對了。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隻要加強宣教，三人成虎，大家眾口一詞就是正確的——拋開事物本身的邏輯，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眾口鑠金，這是荒誕的；這也正是目前西方偽學得以確立的原因，它已經培植起了一大幫信徒。一種破解釋讀體係是否正確，取決於該體係本身的內在邏輯，而非其他，如寡眾權威。
無論是陰謀還是陽謀，這都是一場騙局。而就是這場騙局，確立了亞述學和西亞文明研究的“科學性”和可信性。
或許有人會說，中國都可以破解了甲骨文，為什麽西方就不能破解西亞死文字？這是個好問題。劉家和先生說：
循著從“楷書→隸書→篆書→金文→甲骨文”而進行的由已知推求未知，“中國學者對於古文字做的是考釋工作，考舊以知新，推陳而出新。在西亞古文字研究中，情況就另是一樣了。學者在那裏最初麵臨的是一片茫然，沒有任何現存直接的文化信息橋梁，所以他們做的是一種破讀（decipher）工作。”（劉家和，拱玉書《西亞考古史》《序》）
我們同文同種，文明不曾中斷，文字演變脈絡清晰，可西亞文明沒有這樣的條件。
綜上所述，西方破讀死文字的實質是一係列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確的可能性是一係列小概率的乘積，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讀正確。與其說西方破解釋讀了一種“死”文字體係，不如說重新創造或發明了一種“新”文字體係。以近代的知識水平，這並不是難事。通過這種“破讀”方式而創造或發明的“新”文字體係可以幫助西方偽造任何需要的文獻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