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那些香港商海的人和事

《香港商戰風雲錄》是廣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家祝春亭著的一部紀實作品。該書分上中下三冊，長達90萬字。出版當時我就買了這套書，陸陸續續，至今我已讀了七八遍。

最近又對此書翻了一下，發現許多內容仍很有意思，現作簡略筆記如下。

 

一、方原的序

方原在為本書作序中說：“本書堪稱是一部香港開埠以來150多年的經濟發展史。初時英商稱霸，華商勢弱，經過百餘年商戰風雲，華商崛起，英商式微，其間還有美商、日商、澳商、僑商、台商加入香港商場的紛爭。華商與英商比拚，英商與英商內訌，華商與華商爭鋒……刀光劍影，烽煙彌漫；或明爭硬搏，或爾虞我詐，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朝破產。競爭帶來活力，活力帶來經濟奇跡。600萬人口的香港，卻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加工業中心；香港的人均生產值及外匯儲備，居世界前茅。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雲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家和投機家；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一席豪宴6萬港元，一幢花園洋房動輒億元，一塊私車靚牌炒到3000多萬港元。香港的億元富豪有5000多人，百億巨富有近百位。被譽為香港華人首富的李嘉誠，身家500多億港元。而他說比他更有錢的香港至少有六七位。須知大部分超級富豪，都是他們這一代白手起家，積累起富可敵國的資產。”……

 

二、自由港政策

1841年，英國占領香港之初，英方宣布香港為世界自由貿易港。百多年來，“自由港”是英國治港的最根本政策。其核心內容有三個方麵。

貿易自由。香港對進出口貿易基本沒有管製，提倡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對一般進出口商品不收關稅，隻對煙酒等少量商品課進口稅；轉口商品免課稅；報關便捷，隻收進出口文件的行政費用；隻對危及公共衛生和人身安全的商品貿易管製，實行進出口許可證製，但手續簡便，不收手續費。

企業經營自由。私人開辦企業注冊簡便，收費很低，對本港企業和外來企業一視同仁，同等看待；企業自主經營，政府不予幹涉；隻對違禁品和厭惡性企業進行監督管製；實行低稅率製。

金融自由。香港鼓勵各國金融家來港開業，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一視同仁；1973年撤銷外匯管製，港幣和外幣可在當地自由兌換；1984年徹底開放黃金市場，黃金進出口自由；資本進出自由，不受任何限製。

此外，港府對人員出入的限製放得很寬，持有英聯邦護照的人出入自由，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進出香港，手續簡便。

我以為自由港政策是香港繁榮昌盛的根本原因，當然實行嚴格的法治也是其繁榮昌盛的根本保證。

 

三、買辦世家何東

香港世家，首推何東。何東一生可用16個字概括：富甲香江，身貴名赫，枝葉繁茂，吝嗇好施。

何東是香江著名買辦，即是洋商的代理人，相當於今天外資企業的中方代理人或高級職員。

何東是個混血兒，出生於1862年12月，母親是中國人，父親何仕文是英國人，商行職員。父親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常常教何東英語，送他上私塾學國文，畢業後又送他上中學——大書館求學。因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作助教。由於大書館的教員幾乎是清一色的英國人，學校裏全部用英文，這使何東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

何東隻在大書館呆了四個月，便跳槽去了廣東海關任職。當時海關內勤部隻招1名職員，卻有12人報名，唯有何東如願以償，何東流利的英語令主考官自歎不如。

何東在海關隻幹了兩年，便又毅然放棄了被世人目為金飯碗的海關職位。“洋人為什麽看不起中國人，就是因為中國人窮”。父親的這一句話常常使何東陷入反省。何東在海關接觸了大批的洋商華商，受其感染，何東對經商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認為循規蹈矩的海關工作，會束縛一個人的發展，經商能最大限度地施展一個人的潛能。華人要想富，隻有像英國人一樣，熱衷於經商。

何東先是進入香港最大的洋行作翻譯，兩年後正式成為買辦，任職兩火險公司經理。他為人謙和，彬彬有禮，很有人緣，為公司賺了許多錢。

真正使何東發起來的是業餘從事地產經紀。何東26歲那年，他聽說有一家洋行要出售一塊地皮。何東立即去見大班，要求做這塊地的中介。大班知道他的人品和能力，就全權委托了他，底價定為30萬港元。結果何東以43.5萬港元售出，打破香港自開埠以來地皮每平方英尺的最高紀錄。何東從買賣雙方各提取1%傭金，計8700港元。從此何東在地產經紀行名聲鵲起，請他作中介的人絡繹不絕，何東財源滾滾，30歲時他已成為百萬富翁。以幣值計，百萬富翁相當於今日身家數億的超級富豪。

 

四、因禍得福的李石朋

早期香港有四大買辦家族，他們是何東家族、羅文錦家族、李石朋家族。按理李石朋人生之路應從紅地毯上走過，事實上李石朋作為李氏家族的第一代傳人，早期的發展十分坎坷。

李石朋生於1865年，廣東佛山人氏。李的父親是中產地主，妻妾成群。李石朋19歲時，父親病死，李石朋因為是小妾所生，他和妻兒隻分到一間舊牛舍。搬家當天，牛舍便倒塌了，一家人無家可歸，隻好寄住在異母的兄弟家，過了一段寄人籬下的生活。他由此萌發了出門闖蕩的念頭。

他先在廣州做傭工，後幫主人做點生意。摸到門檻後，就獨立做小生意。1888年，他傾其幾年積累，買了一船西瓜運去香港販賣，不料因海中風浪太大而船沉沒。

被人救出的李石朋來到香港，一下子被香港的異域風光吸引住了，他忘掉了破產的慘痛，決定在香港發展。

他先在碼頭做苦力，後來想想做苦力委實沒有發展前途，便想做做生意，可惜的是本錢一分都沒有。一天他來到一家天主教堂，本來尋求神父幫助，後來想為了謀生發財求助神父不太光彩，便臨時改口稱要向神父學英語。神父是一個中國通，滿口答應了。25歲的李石朋被神父安排進教會辦的一個書院，讀英語低級班，同班的多是10歲左右的孩子。李石朋不怕恥笑，認認真真學英語，一年後便能協助神父輔導同級同學。李石朋除了學英語以外，還在書院認真學了數學，這為他日後的生意有極大的幫助。

英語達到一定程度以後，他便重返社會。他應聘進一家船務公司作業務員。由於他懂英語，他為公司拉來不少洋商業務。公司的船在李石朋的運籌下幾乎沒有空閑過。老板常常想：“我的兒子有他一半能幹就好了。”

不久，年老多病的劉老板過世了，李石朋成了總經理。由於劉老板的兒子不務正業，坐吃山空，兩年後，小老板主動將公司轉讓給了李石朋。幾年後，李石朋的公司擴大到了七八條船，生意日益紅火。

生意好了，李石朋接來了家人，又將懂英語的妹夫叫來協助他。妹夫很能幹，為他創造了很多財富，一年後竟然自立門戶了。無奈之下，他叫在香港學英語的8歲兒子李冠春輟學，幫他打理業務。李冠春委實不凡，兩年後，填貨單、記帳、安排船期、與洋商談判，皆是一腳踢，13歲時，就擔任了公司經理。盡管忙得四腳朝天，李石朋仍規定兒子每日必須自學兩個小時英語。

1906年，18歲的李冠春進入東方銀行做了見習生，兩年後正式成了銀行買辦。1919年，李冠春和好友馮平山、簡東浦創辦了東亞銀行。

李冠春作了銀行買辦，給李家帶來很多好處。李石朋的公司得到很多資金支持，使他的船隊迅速擴展，航運觸須遍及中國東南沿海及南洋。到1918年，李石朋因病暴瘁時，留下的遺產有800萬港元。

李冠春以家族掌門人的身份，在家族中推行“後代求學成才”戰略，以至於第三代、第四代均受過良好教育，專業人才輩出。其中最有名的乃“香港證券之父”李福兆。

 

五、“同居共財”的張氏家族

張祝珊家族，是香港最具封建色彩的大家族。家族的最大特點是“同居共財”。該家族於1930年代末遷居香港，靠擺小攤為生，到1980年代，家族財產已逾100億港元。

張家雖然是巨富，卻保持低調，新一代香港居民對其知之甚少。80年代初，家族財產糾紛產生一場官司，張氏家族名聲大噪。80年代末，該家族一口氣拋售21幢大廈，套現16億港元，頓時轟動香港，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話題。

張祝珊乃廣東新會人，生於1882年，娶妻郭庚。生有四子兩女，兩女早殤。1903年代初，張祝珊攜家小到廣州謀生，一家人住在九曲行的一個老屋裏，張祝珊日夜在租屋前的空地上編織草席、藤席、竹席等，交給土雜行銷售，以換取家用。場地狹小，連床上都堆滿了東西，晚上再搬出來，騰空睡覺。

等到有了一定積蓄以後，張家開了第一個店鋪——張錦記，自產自銷，收入漸豐。生活剛剛有了起色時，張祝珊以54歲英年早逝。生活重擔一下子落在郭庚和長子張玉階肩上。郭庚召集兒子們訓話：“爹爹過身，你們兄弟要齊心，齊心才能活下去，才不會遭人欺負。”

張玉階當時隻有22歲，已極富生意頭腦，他知道隻靠手工業不可能發達，他改變思路，進各種各樣的編織品和山貨來賣。僅僅兩年，賺到的錢已超過了父親一生的積蓄。

1938年，廣州淪陷，張玉階一家人哭哭啼啼，放棄物業，帶著辛苦賺來的3千塊大洋逃到香港。

張玉階一到香港，他就去找檔口，整整花了五天時間，才在永吉街找到一個鋪位，開了一家張錦記洋雜貨鋪。

郭庚的另三個兒子，老二在內地讀大學，老三幫大哥打理生意，老四則送到香港名校英皇書院讀書。郭庚認為窮人隻有讀書才有出頭之日。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一家人連糊口都成了問題。郭庚鋌而走險，從走私船上販了一點私貨，給日軍逮住，關進了牢房。數日放出後，郭庚不敢再去擺小攤，便帶著四子逃到湛江，不久在那裏又開了一個小店。戰亂稍平後，張玉階帶三弟返回廣州開了一家張錦記。當時澳門屬於中立區，有許多省港難民，十分繁華，張玉階又在那邊開了一家張錦記。

抗戰勝利後，張家的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張家仍保留廣州、湛江、澳門的店，以香港為聯絡處和供貨站。各分店需要什麽貨，張玉階馬上買好交班船帶去。幾年間，張家先後開了張錦記山貨行、利來西藥行、祝興洋行、泰和行，從零售業逐步轉向進出口貿易。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張家的西藥業務有了飛躍發展。當時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內地本來匱乏西藥，現在百萬大軍開赴前線，對消炎特效藥盤尼西林需求巨大，唯一的藥源就是香港。有不少船隻來往於香港至內地及朝鮮半島的“秘密”海上航線。張家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也為了報效祖國，側身其間；3年的朝鮮戰爭使張家成為巨富。

50年代初，香港人口爆漲，房價地價飛漲，張家將投資重點放在地產業上，先後開了好幾家房地產公司。以後的二十年，張家一直將房地產業作為主業。到70年代，張家又以多處物業換取鼎鼎大名的英資集團會德豐的40%股份。十多年後，華商巨子包玉剛與星洲富商邱德拔爆發會德豐大戰，誰能勝出，都操在大股東張玉良手中。正是這場大戰，使得人們得知昔日開小小西藥鋪的張氏家族現在已富可敵國。

張氏一家的一個特點是同居共財。一家四房，全住在一幢樓房裏。鼎盛時，整個家族30多個成員都住在一起。張家四兄弟做衣服買製服都是統一的。張家媳婦也都差不多。張家共有14個孫子、12個孫女，也均在一個學校上學。交一樣多的學費，上學放學同去同來。香港豪門中，這麽多後代同在一校就讀，大概隻有這一家。

“一碗水要端平”。祖母郭庚常以喜悅之情感歎道。郭庚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極仁慈，極善良，克勤克儉，安貧樂道。作為整個家族的靈魂，郭庚積極鼓勵後代發財致富。她對財富的渴望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證明張家的後代是有出息的。

 

六、終成霸業的何鴻燊

何鴻燊1921年生於香港，他的祖父何福乃何東之弟，也是香港的華商巨子，曾做過議員，父親何世光乃洋行買辦，受過高等教育。本來他的家庭一帆風順，一場飛來橫禍改變了他的命運。父親精通英文，有一天，洋行大班故意將一個公司“機密文件”放在桌上，讓他的父親看到。這是一個有關公司股票不日將全線飄紅的報告。何世光信以為真，鼓動一個弟弟不惜用房產抵押舉債，大量買進股票。哪知，他們兄弟倆買進沒幾天，公司股票大跌，兄弟倆賠進了全部家當。就這樣何世光破了產。為了躲債，何世光帶了何鴻燊的兩個哥哥遠走越南，何鴻燊和姐姐，隨母親留在香港。當時何鴻燊隻有13歲。

何鴻燊最不能忍受的是原來那些親戚見何家財大勢大，見了何家人總是恭恭敬敬，頷首低眉，現在見了何鴻燊，卻都是避而不見，甚至冷嘲熱諷。有一次，何鴻燊到了一個親戚開的牙科診所去補牙，也許這個親戚以前曾受何家的冷落，故對何鴻燊說：“沒有錢，補什麽牙呀？幹脆把牙齒全部拔掉算了。”何鴻燊不禁淚如泉湧，扭頭就走。多年以後，成為巨富的何鴻燊回憶過去的這件事，仍會恨得咬牙切齒：“想不到人窮，親戚便如此勢利。我於是下決心要爭一口氣。”

以前由於家境優裕，何鴻燊讀書不是太用功，受此刺激，他開始發憤讀書。1939年，何鴻燊考取香港名校香港大學，專修理科。

1941年12月8日，香港淪陷。在叔公何甘棠的幫助下，他來到中立區澳門，成了一家公司的員工。何鴻燊隻做了一年的員工，成績斐然，才幹出眾，被吸收為公司的合夥人。

成為合夥人後，何鴻燊的主要職責是押船。即把貨物運到海上，和貿易夥伴在海上交易。有一次，由於船員出賣，他押運的船受到伏擊，海盜打死了幾個人，搶走了30萬元貨款。何鴻燊終算九死一生，撿了一條命。

何鴻燊出生入死，成了公司功臣，當年公司給他分紅高達100萬港幣。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澳門當時一個工人的月薪才幾十澳元。這時何鴻燊才22歲。

成了大富翁後，何鴻燊不想再做這玩腦袋的押船生意，於是受人邀請，做了澳府貿易局供應部主管。一年後，他離開貿易局，與人合夥開了大美洋行。

戰後，時局平穩，許多香港人乘船到澳門來賭錢。何鴻燊看準時機，購置了一艘載客300人的客輪，為當時港澳航線上最大最先進的客輪。

同時，他不斷擴大經營範圍，拆船、金銀買賣、藥品代理、火柴製造等均有涉及。至1946年，他的財產增加到200萬港幣。

1947年，他又和人合夥開了煤油提煉廠。煤油廠的利潤豐厚，惹得一幫江湖勢力眼紅。他們威脅利誘，何鴻燊斷然拒絕。1953年，地方勢力又來搗亂，何鴻燊在別人的勸說下，去了香港發展。

1958年，澳門賭業專利權爭奪戰烽煙再起。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人口很少，又是一個彈丸之地，沒有多少資源，故一開始，葡萄牙政府把賭業作為澳門的一個支柱產業來發展。1958年之前，專利權歸老牌賭王傅老榕、押業大王高可寧牢牢控製。

話說傅老榕手下有一個賭聖名葉漢，這個人天生好賭，而且是所有賭法無一不精，被江湖中人傅老榕所用，葉漢為傅老榕的發跡立下了汗馬功勞，傅老榕對葉漢表麵上推崇備至，實際上口惠而實不至，年終花紅一分也不見漲，月薪還是這麽多，這徹底惹惱了葉漢。葉漢離開了傅老榕，自組公司，欲與傅老榕他們爭奪專利權。哪知傅老榕他們買通了澳門當局，葉漢兩次競標，兩次敗北。

1961年7月6日，澳門新總督頒布娛樂博彩業新條例，取消了原來持牌人的優先權，實行公開招標，價高者得。葉漢東山再起，邀約了來自印尼的投資行家、賽車高手、語言天才葉德利以及葉德利的舅仔何鴻燊、地產猛人霍英東，組成一間公司，和傅老榕的公司對壘，決心一決雌雄。結果何鴻燊他們的四人公司出價316.7萬澳元，傅老榕公司出價315萬澳元，比對方多出1.7萬元勝出。

賭王何鴻燊，自然是個商界好手。1972年，他在香港成立倍德公司，主營港澳海上客運，兼營飲食、地產。次年，他將信德公司上市，進入80年代，何鴻燊通過一係列漂亮的收購，信德市值大增，1994年突破120億港元，何鴻燊的身家，也有百億港元以上，曾躋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

有資料顯示，何鴻燊旗下的賭場，每年的投注額在1300億港元以上，相當於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6倍，每年上交給政府的賭稅超過40億港元，占澳門總財政收入的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門人受雇於何鴻燊的公司。

自澳門賭業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的百多年來，賭業群雄蜂起，然稱霸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地位最高、財富最多的，唯何鴻燊一人。

 

七、地產猛人胡應湘

珠江三角洲的廣東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中國大酒店和廣深珠高速公路的。這兩項大型工程，便是香港地產猛人胡應湘的傑作。

胡應湘祖籍廣州花都市，父親胡忠曾是香港的士大王，曾擁有378輛的士和120多輛紅牌車。

胡應湘從小喜歡建築玩具，中學畢業後，赴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學土木工程，1958年學成回港，做了五年建築工程師，後又進入港府工務局任職。

胡應湘的父親胡忠經常有一個問題想不通，許多生意人辛辛苦苦一輩子，不如地產商一年炒地的所得多。在這一點上，作為政府官員的胡應湘也有同感，他們認為要想發達，非做地產不可。

1969年，胡應湘在父親的幫助下，邀得友人擔保，獲得匯豐銀行1500萬港元貸款，成立了一家合和實業公司，他父親任董事長，他任總經理。

合和初創，勢頭洶湧，加上胡應湘是地產界少有的科班出身，令人景仰。合和於1972年8月順利上市，實收股本1.5億港元，每股麵值2元，共發行7500萬股，後升值至5港元，發行股後增至1億股。

1973年開春，股市牛氣衝天，股價被炒到了極不合理的高價，恒生指數攀升到1700點，每天交投達五六億港元。當時股民如癡如狂，這時一個消息如晴天霹靂在股市炸響：股市發現假股票。此時合和股已被炒到30港元。港府責令合和公司“停止交易以便徹查”。

“合和假股”事發，一些準備入市的投資者望而卻步，而另一些炒股老手預感到大禍降臨，急忙大量拋售股票，股價狂瀉。恒生指數從1775點急速下滑至494點。合和受到巨大損失，子公司保利因破產清盤而使合和損失990萬港元，股票也縮水40多倍。

所幸的是，合和遭此重大挫折，主要不是經營不善、決策失誤，而是命途多舛，因此，銀行並未拋棄合和，而是給予必要的資助。合和穩住陣腳，緩慢拓展。1976年，地產複蘇，樓價攀升，合和的盈利也不斷攀升，到1979年，終於超過曆史最高水平，年盈利達768萬港元。

這一時期，胡應湘在九龍灣開發的德福花園，共有40多幢住宅大廈，近5000個住宅單位，1977年開始發售，為合和帶來滾滾贏利。

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胡應湘，念念不忘自己的專業。在為自己公司造辦公大樓——合和中心時，胡應湘決心一試身手。合和中心為胡應湘親自設計和建設，這座非凡的建築，使胡應湘飲譽海內外，成為一代建築大師。

合和中心位於灣仔大道東，橫跨大道東、堅尼地道和春園街，占地5.4萬平方英尺，高達66層，為當時香港最大的商業大廈。

合和中心造型別致，為圓筒型建築，包括三個內筒牆和一個直徑150英尺的外筒牆。主樓的流線形狀，可抗禦5000年一遇的特大風暴。主樓施工采用滑模技術，每4天完成一層，創下亞洲建築速度紀錄。除辦公自用外，大部分物業用於出租。當年租金收入逾7000萬港元。

1984年，胡應湘兩次向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穀牧提出在中國建高速公路的設想，指出中國至少得修三條高速公路：京津線、廣深線、沈大線。如今這三條高速公路已變成現實，其中廣州-深圳_珠海高速公路為胡應湘的合和公司牽頭興建，工程投資15億美元，

於1993年全線貫通。

1994年，胡應湘向他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捐款1億港幣。

1995年，香港的《資本》雜誌選出華人百億富豪27人，胡應湘與霍英東並列第11位，家族自有資產均為200億港元。

 

八、股壇教父李福兆

李福兆是上文所提到的李石朋的孫子，李冠春的第12個孩子。1929年生在香港，17歲進入香港大學，隻學了一年，便隨身攜帶5萬美元去了美國，在俄亥俄州威丁堡大學完成工商碩士課程，時年21歲。

當時香港政府隻認可英國教育，所以李福兆的學曆不被承認。李福兆不想在家族的庇蔭下做事，於是他飛往英國考取專業資格，1958年回港時，已是注冊會計師。

李福兆的祖業有銀行、船務、物業。就他的興趣而言，他希望能進入他父親是大股東的東亞銀行工作，但其中忌諱很多，故他以會計師身份打理家族船務和物業生意。

他從小對股票有興趣，業餘熱衷於炒股，幾年中，斬獲甚豐，有人問他炒股的經驗，他竟說：“不要與股票談戀愛”。後來這句話成了日後股壇教父的經典名言。

1967年夏，香港事件，人心惶惶。股票大戶大量拋股套現，股價一瀉千裏。李福兆攜帶股票，匆匆爬上飛往倫敦的飛機。同機都是草木皆兵的香港富人。

在倫敦蝸居的日子，李福兆常去幾間證券交易所轉悠。倫敦的證券交易所很多，經紀會入會簡便，會員眾多，公司上市也容易。而香港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香港的證券交易為一家所壟斷，香港會基本為西人所控製，華人寥寥無幾。經紀會隻限60人，新人有錢都很難廁身其中。幾年前，李福兆曾向香港會建議把會員擴大到80人，被斷然拒絕。

李福兆耿耿於懷，欲從事股票經紀的夢想化為泡影。他開辦了一間會計師樓，隻能以普通股民身份炒股，而股民的命運操縱在香港會的大亨手中。滯留倫敦期間，傳來香港會（證券交易所）停市兩周的消息。李福兆望著抽屜裏數百萬計的股票，氣不打一處來，他發誓要打破一家獨霸的局麵。

香港動亂平息，李福兆回到香港，與人密謀創立一家新的證券交易所，李福兆唯恐香港會擁有專利權，找律師谘詢，方知香港會隻是一家普通公司，港府並未對證券交易進行專利管製。

李福兆興奮異常，為防西人先發製人申請專利，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其中150條電話線是以私人名義向電話公司申請安裝的。

經過兩年多的秘密籌備，1969年12月17日，遠東交易所成立，李福兆任第一屆主席。

李福兆開創了香港股市的新紀元，遠東交易所開市首年，成交額隻占全香港的10%，1970年上升到49%，1971年高達六成，超過了香港會的成交額。

遠東會的成立和業績，推動了金銀貿易場成立金銀證券交易所，不久，九龍證券交易所又開張營業。

四會的出現，使不少素質較高而被香港會拒之門外的華資企業得以上市，僅一年時間，新上市的公司達到了60間。

遠東會的交易形式，是采用倫敦慣例，但具體做法，靈活變通。交易以廣東話進行，交易文件有中英兩個文本。原來的香港會隻用英文，勢必將不懂英語的人排斥在外。遠東會允許沿用華人經紀“咬耳朵”的交易方式，但極力鼓勵經紀運用電腦。

遠東會的經紀會籍，隻需付50萬港元即可獲得，故有不少缺乏相關知識的人也入場作經紀。遠東會的職員也基本是生手，在李福兆看來，他們都是小學生。

李福兆雖留洋出身，但由於出生於封建大家庭，故不自覺地將封建家長式作風帶到交易所。他常常召集經紀和職員訓話。曾任立法局議員的大哥李福樹說：“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晚輩敢坐著。無論在家在遠東會，他的話就是聖旨，沒有人敢違抗，更無人提異議。”他在遠東會得到一個尊號——李校長。當他後來成為聯交所主席，家長式作風依然故我，“股壇教父”的綽號不脛而走。

1980年7月7日，在李福兆的大力推動下，香港會、遠東會、金銀會、九龍會合並為香港聯合交易所，德高望重的胡漢輝任主席。兩年後，李福兆接替病重的胡漢輝，出任聯交所主席。1986年4月2日，聯交所開業。9月，聯交所正式被接納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會員。李福兆又一次聲名大噪，蜚聲國際證券界。

聯交所的成立，抑製了四會競爭導致上市公司參差不齊、各會報價混亂的局麵，並使用電腦交易，便於監管。進入九十年代，香港與紐約、東京、倫敦並列為世界四大股市。1994年，聯交所上市公司市值高達3160億美元。

香港是世界自由港，它的股市也和世界股市息息相關。1987年，股市牛氣衝天，到10月1日，恒生指數攀升至曆史最高點—— 3949.43點。

10月16日，美國華爾街股市暴跌108點，立即引發全球性大股災。香港股市於19日周一開市，一天內恒生指數暴跌508點。倫敦、東京股市均跌幅驚人。

李福兆閱看海外電傳，徹夜未眠。次日（20日）晨，聯交所宣布從10月20至23日停市四天，以改善交收情況，讓投資者冷靜下來。

傳媒對停市眾說紛紜，有讚成的，有反對的，但反對的占了多數。連李福兆的侄子、東亞銀行總經理李國寶也直言反對。

股市複市，雖港府安排救市，但仍未遏止股市狂瀉。到26日，恒生指數暴跌至2241.69點，創香港股市有史最低。

在記者會上，一澳洲記者毫不客氣地質問李福兆：下令停市是否與個人的私利有關係（李福兆管理著家族股票）？李福兆一貫受人尊敬，哪裏受過這樣的質問口氣，不禁勃然大怒，用英文破口大罵這個記者。李福兆的衝動，無疑是對整個傳媒界的蔑視。次日，海內外媒體均以此為要聞，李福兆“手指篤篤”、“口噴筋暴”的新聞照片鋪天蓋地。有一位記者稱他為“沒有教養的鄉下佬”。

原本，公眾大多對停市不滿，現在傳媒成了倒李的急先鋒，借公眾之口譴責停市的過失。在這種壓力下，港府宣布成立“證券業檢討委員會”，李福兆首當其衝。

11月中旬，李福兆任期屆滿。若不發生世界股災，他的崇高威望足可以讓他連任。李福兆辭去主席一職，隻掛名副主席。

李福兆平時盛氣淩人，更加上他在停市一事上，在多種場合對公眾輿論的批評進行反擊，如火上澆油，使倒李的陣容越來越大。對手們齊心協力，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

1988年1月2日，香港廉政公署采取拂曉行動，在淩晨將李福兆帶走。李福兆被控“收受上市公司股份，作為方便上市報酬”，查實收受股份折實為80萬港元。1990年10月7日，李福兆被判有期徒刑4年。

李福兆被判刑前後，公眾與傳媒眾說紛紜。有同情李福兆的人說，李福兆身家百億，這80萬元對他來說根本不算錢。再說李福兆身為聯交所主席，對股市的走勢了如指掌，他指點家人炒股，獲益百十萬，對他來說易如反掌，他沒有必要去圖這區區80萬的蠅頭小利。這些優先配股是他的手下人幫他收下的，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而反對他的人認為李福兆罪有應得，股票計入李的賬戶，這就是鐵的事實。庭審那天，雙方辯論空前激烈，整整花了十小時三十分鍾。

由於表現良好，李福兆於1993年6月16日提前獲釋，鐵窗生涯2年8個月。股壇教父、一代風雲人物，就這樣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九、漫畫奇才黃玉郎

香港是漫畫王國，漫畫充斥書店報攤，許多人以漫畫為業，其中的奇才當數黃玉郎。

黃玉郎原名黃振隆，1951年生於廣東潮州。7歲隨父來香港，屬升鬥小民之家，故黃玉郎小學剛畢業，就進入社會謀生。

13歲那年，黃玉郎進入時代漫畫社作小工，他對漫畫有特別的稟賦，閑時偷著學畫，居然也可畫個人模鬼樣。可惜尚未出師，就因為畫社不景氣而被炒了魷魚。

年僅15歲的小玉郎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未去求職，而是纏著父親借他1000港元，自做老板開了一家漫畫社，出版《笑畫世界》漫畫書。可好景不長，隻出了5期，輸光老本“執笠”（關門）大吉。

到1969年，黃玉郎已是數次創業，數次執笠，錢沒賺到，畫藝卻大有長進。手頭沒有錢，黃玉郎隻好又進入海燕出版社作了畫師。

當時，美國電視《超人》熱播，畫界名師丁小香約黃玉郎畫一套《超人之子》漫畫書。為了瞞天過海，不讓海燕出版社發現，丁小香為他起了一個筆名黃玉郎。

《超人之子》一炮打響，黃玉郎得到了可觀的稿酬，這時他舊癮複發，開了一個鑽石出版社，又當起了老板。黃氏紅過一陣，又因不善理財，出版社易主。黃玉郎又跟新老板打皇帝工，除稿費，他還有分紅。1971年，他又做老板，成立了玉郎圖書公司。

不久，黃玉郎涉足報業，投資2000萬港元，辦起一份漫畫為主、消遣性文章為輔的《生報》。《生報》垮台後，他又陸續辦了《遠東經濟日報》《勝報》《香港日報》，辦一家垮一家，還好他有畫技在身，尚不至於流落街頭。

黃玉郎辦報屢遭挫折，漫畫事業卻步入佳境。玉郎圖書公司出版多種漫畫書係列，以武俠漫畫最竄紅。

1979年，黃氏成立玉郎國際，將漫畫版權售給東南亞出版公司。1984年購買美國迪斯尼卡通片版權，改成漫畫投放市場，一紙風行。

1986年8月，玉郎機構有限公司上市，玉郎集團出版14種漫畫書刊，另有一份《玉郎電視》周刊，年盈利4570萬港元。

1987年10月中旬，全球大股災。黃玉郎正擬配股集資1.7億港元計劃泡湯，玉郎集團市值銳減兩億多港元，他看好的恒生指數期貨爛市，總共虧損3億多港元。

黃玉郎除了把原來的盈水泵回去外，還得把自己的玉郎股票抵押給銀行還債。股市蕭條，黃玉郎創辦的以股民為主要對象的《金融時報》隻出版了72天就關門大吉。

曆史教訓告訴黃玉郎，他一涉足他業，必一敗塗地，回到漫畫界，才能竄紅，利錢滾滾。

這個時期，黃玉郎老老實實，專注漫畫創作出版。他看到香港的漫畫市場日趨飽和，自己公司作品已占了香港市場的九成，便起意向海外拓展。在這之後，他的漫畫讀物打入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韓國，以及東南亞。其中英文譯本的武俠漫畫在北美最暢銷，黃玉郎成為世界級的漫畫巨擘。

黃玉郎見績心喜，又骨頭輕輕，忘乎所以起來，豈料早有人虎視眈眈，要對黃玉郎的公司下手。

玉郎公司是個上市公司，從理論上講，誰有公司的股票，誰就是公司的股東，一旦有一個公司持有玉郎公司的股票占公司總股票的50%以上，這家公司便對玉郎公司有了控股權，換句話說，玉郎公司的老板將不再是黃玉郎。

1989年2月11日，一家公司動用6億現金，宣布全麵收購玉郎集團。為了保住江山，黃玉郎忍痛割愛，先售出新聞大廈，又售出暢銷大報《天天日報》的七成股權，套回現金3.37億，用於反收購。

這時一個第三者不期而至，它也在市場高價吸納玉郎股票，這個神秘的第三者原來是星島集團主席胡仙。胡仙是東南亞報業女皇，昔日黃玉朗擴張時，曾收購了胡氏家族的新聞大廈和《星洲日報》。看來黃玉郎遇到麻煩，胡仙趕來是趁火打劫，以雪當年奪產之恨。

窮途末路的黃玉郎鋌而走險，以瞞天過海之術，編造假賬，套取玉郎集團的現金，以求擊潰胡仙的圍剿。

1989年4 月，香港廉政公署得到舉報，搜查了玉郎總部。6月，廉政公署初步查明黃玉郎的犯罪事實，黃玉郎被迫辭去玉郎集團主席職務，由好友及債權人錢國忠接任。

錢國忠屁股坐穩，臉色一變，追究起好友及前任的“壞賬責任”來。年底，錢國忠訴到法院，進而提出要收回黃玉郎淺水灣豪華寓所、私家車、3個俱樂部證、14部大哥大和一部傳呼機，以清債務。

黃玉郎不甘集團落入小人（錢國忠）之手，走投無路，想到了宿敵胡仙。經反複談判，胡仙借給黃玉郎1.3億港元，黃玉郎以三成股權作抵押。黃玉郎知道這不是一道好菜，但為報錢國忠等人的反目之仇，忍痛走了這一步。黃玉郎拿這1.3億換回錢國忠等人的一成股權，終於將錢國忠攆出了董事局。

聰明的胡仙並未鯨吞這三成股份，而是繼續悄悄收購玉郎散股，不久，她有玉郎集團的股權占了47.5%，胡仙成了第一大股東，順理成章，入主玉郎集團董事局。

這一下，黃玉郎又受不了了，他入稟法院，稱胡仙乘人之危，鯨吞他人財產。結果法院裁定駁回。

1991年9月5日，黃玉郎四十歲生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黃玉郎涉嫌造假賬、欺騙股東和債權人的罪名成立，判決黃振隆有期徒刑4年。

1993年4月20日，黃玉郎提前出獄。赤柱監獄前圍滿了記者和他的舊部下。他仍然是往昔的驕橫之氣，他攥緊拳頭說：“我在市場仍然叫座”……

 

十、香港騰飛之謎

香港被稱為東方明珠，閃耀在南中國海上。在我上中學時，我在課本上得知，香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它實行的是一套資本主義製度，我們大陸則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製度。而且我被告知，社會主義製度終將代替資本主義製度，香港終將回歸祖國的懷抱。

但我後來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不管是香港回歸之前，還是回歸之後，許多人千方百計移民香港，很少聽說有人從香港千方百計移民內地的。

我另外又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隻有680萬，可是藝人眾多，且名震中外，如劉德華、張學友、周潤發、周星馳、張曼玉、王菲、鄭秀文、劉嘉玲、萬梓良、黎明、陳百祥、舒淇、李宗盛……而大陸的上海，人口1200萬，國際上有名的藝人屈指可數。

總體上說，香港的發達超出了大陸一般人的想象，否則為什麽這麽多大陸人以到香港一遊為榮？

除了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保證了香港的繁榮外，我認為香港的繁榮隻少還有如下幾個原因。

一是寬鬆的文化環境。

據《香港商戰風雲錄》一書披露，香港在1996年就有200多家出版社。1989年港府統計資料，注冊登記的新書有7100多冊，其中外文書4500多冊，中文書2500多冊，平均每天近20本新書出版。這種水平，在全世界也沒有幾個城市能與之相比。香港的出版社雖多，規模均很小。香港出版社小的僅租用一間寫字間，社長、總編、編輯均是一個人，外加一名身兼數職的秘書。香港出版社人雖少，但效率高，和內地比，一名編輯的出書量可以一當十。

另據1990年香港年報統計，香港一共有公開出版的報紙63份，期刊598種，在全球華文報紙中香港是人均擁有報紙比例最高的城市。另外，全球有90餘家國際通訊社、報刊和廣播公司、電視台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記者站。

香港的電影業相當發達，有幾十家電影公司，從1913年香港拍了第一部故事片到今天，香港拍了約7000部電影，占全中國的一半。香港影業發達，堪稱東方好萊塢。

寬鬆的文化環境使香港人擁有更多的資訊、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創造空間。

二是嚴格的法治。

香港回歸之前，一直是英國的領地，受英國政府管轄。英國雖有女王，實是一個法治國家，法律的權威至高無上，女王隻是一個國家的象征。香港被英國租借後，英國將法律直接適用於香港，公務員依法辦事，市民依法納稅，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權力不受製約一定會腐敗，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一九七十年代，香港公務員貪汙盛行，港督對此深惡痛絕，為廉明香港政治，1974年，專門設立廉政公署，對付腐敗。廉署的權力很大，他直屬港督，可獨立工作，設有三個部門，即執行處、防止貪汙處、社區關係處。廉署鐵麵無私，雷厲風行，整肅了一批犯罪分子，受到了市民的信任。公務員貪汙成風的現象得到了遏製，市民後來極少遇到索取賄賂的事情。自由港政策，清明的法治環境，吸引了全球商人爭先恐後到香港來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