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月如霜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閑花落地聽無聲
——《長江東流去》（上卷）讀後
朵兒
這部小說發到我手機上的時候，還是熱氣騰騰的，作者一改再改，我看到的仍然不是最終的版本。作為一部典型的“留學生文學”，作者用溫暖而有力的文字為我們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主人公龔一澄的出國留學經曆。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中國大陸出國潮的出現，表現中國留學生異域生活的作品逐漸出現，並隨著《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作品的暢銷而形成一股“留學生文學”熱，《人民文學》《小說界》《十月》《收獲》等文學期刊都有刊登留學生文學作品，一批年輕的留學生作家也開始嶄露頭角。1989年《文藝理論研究》推出了一期討論“留學生文學”的專欄，1994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留學生文學叢書”，為“留學生文學”熱又添了一把火。如今，距離改革開放已逾四十年，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一代又一代留學生，書寫了不同的“留學生文學”，建構起獨特的文學譜係。如果我們把這部《長江東流去》（上卷）置於這一譜係中進行觀照，會發現這部小說能夠帶給讀者很多新鮮的閱讀體驗。
雖然這部作品也是以20世紀90年代初的留學生活為表現對象，但卻呈現出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留學生文學作品不一樣的情緒特征和敘事風格。上世紀90年代初的作品，作者群體基本都是從文革中掙紮而出的一代年輕人，他們幾乎都經曆了上山下鄉，身體和精神被特定時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知青文學的特征，他們筆下的中國常常充滿疼痛的記憶，促使他們想要逃離。比如査建英的《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都是把過去的知青生活與當下的美國生活交織在一起，構建起回憶與現實的雙時空背景，凸顯知青經曆對異域生活的影響。還有的作者幹脆把異域留學經曆稱為“洋插隊”，以揶揄在異國他鄉遭逢的艱難困苦。另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這批留學生文學作品，大多是寫作者對異域留學生活經驗的即時反應，作者所描寫的多是他們剛剛經曆或正在經曆的生活，這種即時性反應到作品中，通常會過多強調和表現主人公在異域經曆的生活困頓與文化衝突，文學成為他們排解這種生存焦慮的一個出口。即時性既造就了當時的留學生文學作品感性的、鮮活的一麵，也不可避免造成情緒的宣泄、主題的單一與重複。這些作品，往往具有充滿戲劇性的情節結構和激烈的矛盾衝突，人物前後的遭遇常常形成鮮明對比，由此突出主人公的傳奇經曆和那引人向往的美麗新世界。
與之相對，《長江東流去》（上卷）的作者是一位70後，是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精英群體的代表，一路名校畢業，大學畢業後順理成章申請出國留學。這樣一種成長經曆與生活背景，與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群體相比，在麵對異域生活的時候，會產生迥然不同的主觀感受。他不需要渲染苦難，並用國外看似光鮮的人生去彌補曾經遭遇的艱難過往。另外，《長江東流去》（上卷）的作者雖然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即赴美求學，卻在30多年後才開始回顧過往的生活，書寫那段人生經曆。經過歲月的沉澱與打磨，往事如一幅畫卷，徐徐展開，生活的粗糲感被時空過濾，留下的是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雲卷雲舒的淡定與通透。這種情緒特征是經過理性打磨之後對生活的重新觀照和詮釋，使得這部小說的敘事總體上也是不疾不徐，從容有度，所有的悲喜冷暖，痛苦與磨難，都在作者舒緩的文字中娓娓道來，讀來頗有一種“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之感。
作者並沒有刻意突出文化衝突帶來的“邊緣人”感受，也沒有過多描寫異國他鄉的光怪陸離，作者不是靠“新奇”感和充滿戲劇性的情節來吸引讀者，而是把焦點置於龔一澄這位傑出青年的奮鬥和成長經曆上，整部小說可以說是主人公龔一澄的心靈史和成長史，同時也是當時中國無數海外學子的典型，通過龔一澄的經曆，我們可以感受到20世紀80至9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貌，也能感知更深刻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變遷。龔一澄們的人生際遇與命運走向雖然因留學背景略顯特殊，但是個人主體在麵對生活困境的時候，如何積極樂觀地抵禦挫折，不屈不撓，勇敢前行，這是每個人都要麵對的人生問題。每個人都會經曆艱難困苦、起伏高低，不因民族、性別、人種而有區別，這是這部小說容易引起讀者共鳴之處，也是其在情感結構上與之前的留學生文學形成差異之處。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注重突出的是留學生在異國他鄉的無根的漂泊感與悲劇命運（如白先勇的《紐約客》、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文學，更多描述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經濟差距與文化傳統對留學生們的強烈衝擊，以及在兩種文化間不斷拉扯的“邊緣人”心態或者暴發戶心理（如蘇煒的《遠行人》，小楂的《叢林下的冰河》《到美國去》，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長江東流去》（上卷）則著重凸顯出一種積極、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作者沒有刻意描寫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異與衝突，也沒有像之前的小說一樣，要塑造一個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來突出小說主人公的民族特性，甚至把西方與中國、西方人與中國人置於強勢與弱勢、先進與落後的二元對立的位置上。這部小說中出現的眾多人物，既有大陸的，也有台灣的，既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既有東方的，也有西方的，作者消弭了外部標簽可能帶來的對小說人物的刻板印象，用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不同身份的人物及其命運，老老實實通過人物行動塑造人物性格，用個體差異取代民族差異、種族差異、文化差異，真正實現了所謂文化自信，這是這部小說一個鮮明的特點。因此，小說中人物眾多，但性格都較為鮮明。同樣是美國高校中的華裔教授，差不多年齡，又同樣是中國大陸的文化背景，錢家樂與韋敏莉卻截然不同，一個正直善良，愛才惜才，一個卻為名為利，笑裏藏刀，居心叵測。小說主人公龔一澄，是一個真誠樂觀的青年，他積極向上，誌存高遠，卻腳踏實地，從不桀驁不馴、輕佻狂薄。他身上能夠體現出中國傳統的“君子”美德，與“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宏闊境界不謀而合，這大概也是作者對小說主人公寄予的厚望。
作為70年代生人，《長江東流去》（上卷）的形式也頗有70後特征。這代人一方麵深受中國傳統文學形式影響，三國水滸的章回體樣式仍然深入人心，一方麵又在改革開放的東風中接受更多新穎的文藝形式和內容。因此，《長江東流去》（上卷）創造了一種類章回體小說結構。在整部小說之前，作者引用了數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詩與歌詞，類似《三國演義》開篇的那首“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總領全書的故事基調，同時隱喻作者永遠的“中國心”。在每章開頭，作者也都引用詩文，這些文字格式不限，形式多樣，出自詩歌、小說、流行歌曲，電視劇台詞等等，既是一種獨屬於70後的文化符號，又已沉澱到中國人的文化無意識中，比如《上海灘》主題曲，不僅文字內容充滿抒情和浪漫主義色彩，而且歌曲既有大氣磅礴之勢又不乏百轉柔腸之態，為靜態的文學閱讀引入了動人的音樂旋律，可以引發讀者無限蕩氣回腸的暢想，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妙。章後分節，每一節作者也精心安排了小標題，雖然不像章回體小說的標題是兩句嚴格對仗，卻也獨木成林，充滿了中國文化意蘊，比如“關關雎鳩”，引入了朦朧的初戀對象。“黃蓋找到了周瑜”，隱喻一段求職經曆，如此等等，這樣的標題既精準詮釋小說內容，又不落俗套，讀後常有會心之感。
作為作者的處女作長篇小說，《長江東流去》（上卷）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作者在這部小說的序言中提到，他期待“用一個普通人的視角折射出大時代的風雲變幻”，在第一部中，時代的琴弦已然撥響，而身處其中的龔一澄們也早已成為我們這個大時代的弄潮兒，在各個領域成就斐然，各領風騷，凸顯出新時代異域華人的新麵貌。作為一個與他較為熟悉的人，我既為他已經寫出的這部厚重的作品感到欣喜與驕傲，又期待著他後續的兩部作品盡快問世，因為我知道，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麵。加油，龔一澄！
（請在亞馬遜 www.amazon.com 輸入 “長江東流去”即可找到傳統的紙質版（Paperback） 和電子版 （Kindle Edition） 供您選擇。)
讀書、作者之間，有個第三隻眼，叫做評論家，通常扮演讓人發怵的角色。朵兒是當代文學評論大家，尤其是海外文學這塊兒，讓人躲不開，隻能硬著頭皮交作業。朵兒認真，看完了有一陣子沒吱聲，原來“考古”去了，把曆年寫得入眼的作品又捋了一遍，再給《長江》號脈診斷，看這娃兒幾斤幾兩、落地後還能否站穩……然後洋洋灑灑開了個方子如下，讓人心悅誠服，評論的確是一次再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