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丁玲一席話的深思

我是個愛到處走走、看看，寫一點文章的人。疫情期間為了安全，隻好呆在家裏。於是，過去我與各位名家及友人之間來往的事就一幕幕浮現在腦子裏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下午，我到北京友誼賓館去探望伯母丁玲。我們在賓館的食堂裏吃了晚飯後，由於天氣太熱，我們就找一處樹旁的石階坐下來聊天。

她突然問我，你是做什麽職業的？我告訴她，我是個教師，在一所中學裏教語文的。她說，這是講文章的，又說，你會講文章，但你又會寫文章，你是這個，說著就伸出大姆指讚我。我嚇了一跳，其實，我隻是在報刊上發表一些豆腐幹大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提，這隻能當成是一位大作家對晚輩的鼓勵吧。

講文章和寫文章是兩種職業，世上講文章的人多而寫文章的人少，會講文章又會寫文章的人更少。許多大學裏的教授，甚至名牌大學裏的教授，大多數也隻會講文章，上課教文章，甚至還會教學生怎樣寫文章，而且講得條條是道。但隻會講別人的，不會寫自己的。

像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他不但會講文章，自己還會寫文章，他是一位寫散文的大家，是散文園地裏的一哥，至今還沒有人超越過他。你看《背影》、《荷塘月色》、《綠》等作品寫得多好啊！

像巴金隻會寫，你看《家》、《春》、》《秋》寫得多好啊！然而，他不會講文章，如果你請他作一次報告，他結結巴巴的三言兩語就講完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好像大學教授都是留過洋，獲取什麽博士學位的才會講文章、寫文章的。非也，你說沈從文連小學都沒有讀，隻是上過不久背誦“人之初”之類的私塾，就去當兵了。然而，他卻寫出一手漂亮的好文章，還在大學的講壇上，講文章、改文章，獲得學生的讚揚，甚至講動了美女學生的心，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學生呢。

《邊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結集了幾十部，人稱之為“中國鄉土文學之父”呢。

那天傍晚閑聊時，伯母突然間說起，她在主持文學講習所期間，根本就沒有將自己的大照片掛在牆上，也沒有提倡過什麽“一本書主義”，但是，自己講課很生動。她又問我，你講課生動嗎？我答道，不生動。她問為什麽？我說生動了會說題外話，怕出軌，出了軌又戴上什麽帽子，降了工資女兒、兒子沒人養。我戴的那兩頂“裏通外國”和“蘇修特務”的嚇人帽子已經夠了！她聽完又大笑了。

停了一會兒，她又告訴我，自己在延安寫的《三八節有感》受了批判，幾十年後又拿出來再批判，文章一次又一次被“槍斃”。並且做了手勢，說完又哈哈大笑。

伯母不僅是“講文章”、“寫文章”還是個“判文章”的。她所說的“判文章”者，即是指報刊的編輯，編輯有權“判”作者文章的“死刑”。她不僅“判”別人的文章，也“判”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批判自己。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許多大作家根本沒有誰給他們上過怎樣寫作，用什麽方式、技巧寫作的課，可是，他們寫出來的作品，有的卻比上過寫作課的人好得多。像俄國的高爾基上的是社會大學，根本談不上什麽學曆，可是，他卻寫出了顯赫世界文壇的作品，如《母親》、《海燕之歌》等。

沈從文不也是這樣的嗎，自己什麽寫作課也沒有聽過，什麽大學也沒有上過，卻登上大學的講堂去大講特講。

因為，原來社會生活中已經有寫作的技巧和奧秘深藏在其中了。人們在閱讀作品之時，在不自覺不在意的狀態下，已經將某些深藏在書中的寫作方法和技巧都學到手了，到了寫作時卻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被運用上去了。

從《詩經》開始，在曆代相傳下來的文庫裏，寫作技巧和奧秘，俯拾皆是。但隻是在後來，一些教授、學者從中尋找出來，總結出一套又一套寫作的方法和技巧等等並出版成書。所以，才有會講文章的不一定會寫文章，不會講文章的卻寫了一手好文章的現實存在。

我在這裏不是一概否認講文章的寫作技巧和奧秘的教授、學者。當然，學習寫作的技巧和奧秘是有好處的，但沒有學也不等於就不會寫文章，會不會寫文章是因人而異的。文章寫得好的那是有天分，文章寫得更好的並且有突破、創新，達到衆人無法達到的那是有天才。

說到“判文章”者，話題就多了，矛盾也就多了。當下，在國內編輯手上的尺度是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此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如各位編輯均有自己的愛好及習慣，有的一讀到文句與自己的口味不合時，即判了文章死刑。因為，投稿太多，所以，投稿的成功率很低，有的編輯手裏有自己的作者群、關係戶，更甚者是私情交易，其他的投稿甚至不看一眼。雖然世上還有正直的編輯，但為數不多。

這種現實的存在，效果非常嚴重，甚至導致文學殿堂的坍塌。然而，可喜的是，在網絡上有時會發現了一些好文章，其中可能就是報刊發表不了，就弄到網上去的。其實，文章最重要是發表，不管什麽報刊、網絡，隻要能與讀者見麵就好了。

丁玲是一位講文章、寫文章和判文章三者集於一身的大作家，可惜的是她卻換來了坎坷的一生。因為，此三者都與“錯”字坐在一條板凳上。她提出的話題：講文章、寫文章和判文章。它們在現實中曾經是這樣的而現在又不斷地被深化著。這太令人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