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劉看世界
Medicine, History & Nature Lover
在宋、明、清朝等曆史時期，曾有一個特殊群體一一來華的基督傳教士。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等教派，其中以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來華為多。傳教士是曆史上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近代史上，他們對推動大清國的改革和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本文將重點介紹在清末社會動蕩與曆史轉折時期的艱難環境下，傳教士們是如何以個體之力將現代醫學實踐引入中國的廣大地區並大幅度地改善了底層人民的醫療衛生條件的過程。他們還積極推廣現代醫學教育和推動清政府及後來的民國政府建立了現代醫療衛生行政管理體係。而對傳教士在中西方關係中的曆史定位及評價這個近代史上的大課題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曆史發展到今天，現代醫學已經成為健康的生活質量必不可少的社會保障！在今天的中國，人們大都能夠享受到現代醫學帶來的先進醫療技術和服務。從新生兒的出生，到年邁疾患告別這個世界，每一個人的一生都離不開醫院和醫療。從天災地震到人身意外，裝備先進醫療器械設備的醫務人員總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救援，這些都充分地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現代醫學的進步和發展。
現代醫學是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與科學進步同步發展和完善的。大致在1805年，現代醫學理念和技術開始被引入中國的。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曲折發展，今天的中國現代醫學體係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保障職能。
西方工業革命前的各種醫學理論統稱為西方古典醫學，其特點為：在經驗和觀察與思辨推理的基礎上形成，其代表之一是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平衡理論 (Humoral Theory)，即用體內液體與固體的互動來解釋人體功能及疾病。這與中國傳統醫學的陰陽五行平衡理論很相似。
隨著工業革命興起和不斷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如顯微鏡，進化論，細胞學和遺傳學等)，西方醫學家開始用一種實驗證明為主的全新方式來審視健康和疾病，從而在古典醫學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了現代醫學體係。
在18世紀，醫學家就已經解剖了大量屍體，對人體結構和病理觀察形成了清晰的認識。如意大利病理解剖學家G.B.莫爾加尼(1682～1771)於1761年發表《論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書，詳細地描述了疾病影響下器官的變化。
到了19世紀初，在生理學、細胞學、遺傳學、診斷學新知識新技術的基礎上，人類對疾病又有更深入的了解。在預防醫學藥理學等方麵也出現許多突破，如牛痘疫苗接種和從植物中提取奎寧嗎啡等。這些醫學的新發現，新知識和新技術同時也被傳播和應用到世界各地。
但同時期的中國，現代醫學的推廣應用卻遇到了極大的障礙。清王朝從1720年起因為與羅馬教廷之間的＂禮儀之爭＂而實行嚴曆的禁教和閉關鎖國政策，如嚴禁傳教士來華傳教，一經發現，地方官員可先斬後奏；又如嚴禁大清國民教授西洋人學中文或出售中文書籍給他們，否則是違法當以重刑處罰其中一條是流放至新疆。來華傳教士曆來是西方科技發展和文化交流的使者，這就導致了清王朝從1720年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的一百多年裏，中斷了與西方交流和對世界的基本了解，大清國與當時世界快速發展的潮流完全脫離。
既使在最嚴曆的閉關鎖國政策下，也總是會有不顧個人安危去傳播文明和進步的先驅者。在1805年牛痘天花疫苗接種技術傳入中國使無數百姓得益就是一個例子，這也是現代醫學傳入中國的起始。
雖然現在人類已消滅了天花，甚至今天連醫學院也不再教授這一疾病。但曆史上，天花曾是一種世界流行和致死率很高的烈性傳染病。18世紀中，僅在歐洲死於天花的總人數就在1億人以上，又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北京天花流行，僅數月之間因此而死亡的兒童就達到1萬7千人。
1798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明了安全可靠的牛痘天花疫苗接種，1801年，歐美國家開始全麵推廣天花接種。僅在4年後的1805年，英屬東印度公司船隊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帶入牛痘苗至澳門。他在數月內便接種了外籍及當地居民近千人。在當地華人富商鄭崇謙支持下，皮爾遜又到廣州在民間推廣預防接種，一年內接種兒童數千並撰寫一本介紹痘苗種植法的書，其名為《????咭唎新出種痘奇書》。此書介紹了此病傳染特點、痘苗延續、保存，接種及注意事項並配有詳細圖解，堪稱第一本來華的現代醫學教課書。
皮爾遜還在民間教授華人學習種痘法，學生中海南人丘熺被譽為佼佼者之一。僅僅丘熺一人＂經予手所種小兒，不下萬千，皆根基長養，以致娶妻生子，不能悉數＂。到了1830年代時，廣東地區的天花已無流行趨勢，僅有散發病例可見成果斐然。皮爾遜的學生還攜痘種入閩川及江浙設局種痘。雖然自宋朝起就有人用活天花病毒吸入鼻腔直接感染來接種。“苗順者十無一死，苗凶者十隻八存”，說明接種的致死率可高達20%！自安全可靠的牛痘疫苗傳入中國後，再無人用這種活病毒直接感染來預防天花。後來牛痘疫苗接種術又從中國傳至日本和韓國。
1807年由英國倫敦布道會派遣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1782-1834)到澳門及廣州傳教。他開始學習漢語並獨自完成了對《新約全書》的翻譯，由於嚴曆的禁教政策，他不能公開傳教。受過醫學訓練的馬禮遜決定用開免費診所的方式來贏得當地百姓的信任和好感，進而使百姓皈依基督教。1820年他與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兩位船醫李文斯敦(J. Livingstone)和郭雷樞(Thoma R Colledge)在澳門開辦診所，所內還雇用一名中醫坐診以擴大服務範圍。數月後李文斯敦醫生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如此描述: “我很高興地報告，馬禮遜博士開始的診所，已經做了很多好事，不少中國病人已經得到醫治。有300個經已康複的病人＂3年後因馬禮遜返英述職而該診所停業。馬禮遜於1827年返回澳門後，又與郭雷樞醫生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館，可容納40住院病人。從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療患者4000多人。在1833年，郭雷樞將該眼科醫館移至廣州後也大受歡迎。因為是免費，＂病家常以水果、鞭炮等為酬；也有寫信謝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馬氏與郭氏開辦診所是西醫在華開診所的最早記錄。在澳門和廣州商埠行醫和秘密傳教的過程中，傳教士們也發現在中國傳教活動有相當的障礙，這不僅是因為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還有東西方文化差異和民間對宗教的冷漠。郭雷樞認為：“中國人傳統文化中的實用主義很強，用信仰和追求等理念很難打動他們。應該通過治愈華人的疾病和改善他們的世俗境遇從而展現神的慈善和人道，這樣才能有效地感化中國人，並引導他們產生出對上帝的信仰”。1835年他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雇請開業醫生作為傳教士來華的建議(Suggestions with regarding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的文章。郭雷樞在文中提出了影響深遠的“醫療傳教”(Medical Mission)的理念並進行了係統的闡述，告誡西方各教會在中國的傳教特點和方式與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不同，呼籲派遣傳教醫生而不是單純的傳教士來華。這對後來的一百多年裏西方各教會在華行醫傳教活動影響深遠，甚至對近代中國曆史及政治也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1835年，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體)派遣的耶魯大學神學和醫學畢業生伯駕(Peter Parker, 1804年－1888年)來到廣州。伯駕是第一位既是正規醫生也是傳教士的來華西方人。在1836年，郭雷樞，伯駕和美國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等在廣州成立了“中國醫學傳教會”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即博醫學會。後來該醫藥會在協調與溝通許多醫生傳教士在華行醫傳教發揮了極大作用和幫助。
伯駕醫生在廣州城外僅限外國人居住的商埠內(相當於今日的特區)開設了第一所以治療眼疾為主的正規西醫院，叫做【普愛醫院】(Pu Ai l-Yuan，博濟醫院的前身)。後來還有郭雷樞，白地文，柯克司，渣甸及安德遜等英美醫生抽暇相助此院。該醫院建築為三層樓的規模，內設接待室、診病室、配藥室、手術室及留診室，僅接待室就可同時容納200人候診。第一年就診治病人二千一百多，第二年中每日有二百到三百病人的門診量，最高時可達每日六百人以上。為了提高效率，在病人進門後，按先後順序領取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在候診室等待叫號，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就是今天中國醫院普遍采用的＂掛號製度”的起始。
普愛醫院雖是以治眼疾為主的專科醫院，但從廣州及周邊地區慕名前來的求醫者甚眾，從麻瘋病、象皮病、疝氣到腫瘤等各類疾病都有。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創造了不少重要的首次記錄：如切除乳癌，膀胱結石清除，扁桃體切除術及病理屍體解剖及教學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與氯仿麻醉(1848年)。這兩項麻醉法均是在西方開始用於臨床後的次年在中國的首例試用。當時的醫學新技術新醫療器械都由在美的教會總部通過定期的航輪送到廣州。廣州的病人得到的醫療服務水平與歐美幾乎同步。
普愛醫院對每個患者都有詳細的病曆記錄，包括編號、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處方用藥、治療效果、手術種類及時間的長短，連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小等都有詳細的記錄(這些病曆記錄現在仍保存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內)。
後來到廣州主持禁煙的林則徐也從普愛醫院得到治療。林則徐患有疝氣，困擾已久，來廣州後尤甚。但作為一個堂堂欽差大臣豈可屈駕露體與西洋人而求助？於是就找了一位有身材相似者作為林則徐的替身去普愛醫院。伯駕按替身者的身材為林則徐製作了半打疝帶以減除疝氣痛苦並按照替身者對林則徐的描述而判斷林有哮喘病也捎了一些袪喘藥給林則徐，而林則徐後來回贈水果等物。伯駕雖未見林則徐本人，但專為林則徐立下一個病曆，病曆編號為6565：＂疝氣，林則徐，欽差大臣＂。此外伯駕與林則徐頗有交往，林則徐曾向伯駕打聽海外有無禁煙的方法及藥品，伯駕則收集了有關鴉片危害生命等海外資料轉交給林則徐。伯駕還曾贈予林則徐地圖、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在鴉片戰爭爆發之際，伯駕還給林則徐寫了一封信，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並對清政府的禁煙立場，及鴉片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痛苦，深表 理解與同情。
伯駕在華行醫十餘年中，先後診治過病人計53,000餘眾，病人中從兩廣總督耆英等眾多清朝官員到貧民乞丐，所有治療均為免費而且不分貴賤皆細心救治，醫院一切開銷為教會資助和慈善捐款。在給每個病人治療前，伯駕等醫生都會為病人禱告上帝的恩賜，然後才進行手術，當痊愈後再同病人一起禱告感謝神的保祐，對病人及家屬宣傳基督教教義。還每個周日都在醫院內做禮拜，參加者一般在百十人左右。
因為普愛醫院治病行善，廣州官府對這種半公開傳教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傳教士們也認識到，若要廣泛地解除中國人的疾病痛苦必需培養中國醫學人才不可，開始以收徒傳授的方式，訓練醫院內華人助手掌握西方醫學知識及一些操作。這樣伯駕培養了第一批中國醫學＂學徒＂。在1838年，就已有三名非常出色的年輕華人助手，其中之一叫關韜。關氏聰敏過人掌握技術及操作很快，一年後即巳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術，還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3磅的瘤子，關韜品行及醫術頗得伯駕信任和賞識。後有四川總督慕名邀請關韜到千裏之外的成都給他做白內障手術。在1856年，清政府授予關韜璽品頂戴軍醫，到福建的清軍中擔任軍醫，成為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
伯駕前後共培養十多位類似關韜的中國醫生。伯駕也有建立醫學校從而係統培訓中國醫學生的打算，但一直未能實現。直到1866年，該醫院才設立附屬“博濟醫學校”，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教會醫學校。在1886年招收的學生中有一名20歲的青年人名叫孫逸山，後改名為孫中山。而博濟醫學校則是今天的中山醫科大學的前身。
當時居住在澳門的傳教士及西方醫生不過20人左右。他們是僅有的能用中文交流和了解中國文化習俗的西方人。正值中國曆史巨變的前夜，他們都不可避免地代表各自所在國參與了與清王朝的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的起草和翻譯。從基督教的信仰和普世價值來說，西方傳教士們對鴉片貿易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反對，其中以美國的傳教士尤甚，但是當這些西方傳教士的母國利益與大清國的利益相衝突時，他們又都是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上主張擴大侵華權益。例如後來棄醫從政的伯駕被任命為美國公使後，為了能與英法得到同樣的侵華利益曾提議派兵進駐台灣，但被美國務院否定。
1844年，裨治文和伯駕等參與了《中美望廈條約》的談判。伯駕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與從負責談判的最高官員兩廣總督耆英到多數談判代表以前就有很多私人交往，甚至連一些代表的父母都曾是伯駕的病人，以至後來有人認為清政府代表團中有人向伯駕事先通報了清政府的談判底線雲雲。
《中美望廈條約》是中美第一個外交協定。讓美國獲得了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攫取的一切不平等特權。而傳教士們長期反對鴉片貿易的努力也反映在此條約中。第33條明文禁止任何美國公民“……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任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合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在與清政府簽訂的條約過程中則一直強迫清政府開放鴉片自由貿易。
《望廈條約》還包括了一係列《南京條約》中沒有的條例。例如第17條規定美國人可以在五個通商港口的城鎮(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購買地產來建商務所需，醫院，教堂和墓地。當時伯駕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談到條約草案第十七款，關於' 美國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樓經商，以及醫院和殯葬之處' …… '醫院 ' 與' 殯葬' 之間加入了' 與禮拜堂' 的字樣……當這個有楔子作用的' 與禮拜堂' 字樣加入中美條約成為第十七條款時，我感到單為成就這一點而服務，雖一生勤勞也是值得的。" 所以《望廈條約》首次將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打開了缺口，讓清政府對開放傳教並保護傳教作了承諾。隨後中法《黃埔條約》也有類似要求，以致次年道光皇帝被迫放棄禁教政策而諭：" 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與別項邪教迥不相同，業已準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濫行查拿，即予以應得處分"。明令各地官員不得刁難傳教活動否則應得處分。
第十八條《文化條款》“準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地方人民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並準其采買中國各項書籍”。從此以後大清國民可公開教授西人學漢語及岀售中文書籍而不被治罪，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得以全麵的恢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