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閑聊】張國燾對毛澤東權力的另種成全

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流行的官方說法：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個領導地位當然不是指毛成了黨魁， 因為張聞天才是遵義會議產生的黨的總負責， 其名譽上的黨內地位在後來長達十年間都高於毛，毛為此還給張封了一個“明君”的稱號，張也聽得怡然自得， 全不知這是毛在麻痹自己， 等到毛羽翼豐滿的時候，張這個明君也就成了“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的教條主義者了。

 

故官方所說的“遵義會議確定毛的領導地位”， 其意也隻是指毛從此掌控了當時最關鍵的軍權。

 

但其實這也並非曆史真相。

 

在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17日）的領導層調整中，毛澤東雖然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從而重新進入中共高層決策圈，但這種介入， 說其是重新插足了中共決策的平台則可， 若說他從此掌控了軍權則錯。即使是毛那時就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所謂“最高三人軍事小組”這個版本， 也是以訛傳訛  。

 

 實際上，遵義會議既沒有否定原有的政治路線，也沒有成立什麽軍事小組，隻是更換了領導架構，由張聞天出任總負責。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才以朱德、周恩來和王稼祥的名義下達命令設立前敵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毛這才在軍事事務上獲得較大的發言權，但仍然隻是配角，隻能說毛從此在參與軍事決策中有了更重的砝碼，但也僅此而已， 否則， 也不至於在1935年3月10日召開的決定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大家都一致反對毛的主意， 而當毛以退為進的撂挑子的時候， 竟然沒有一個人挽留， 尷尬的老毛隻好自己舔著臉半夜三更地打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和朱德，等於自己給自己找了個複職的台階。  不過話說回來， 毛如此低聲下氣， 一改他過去霸蠻剛愎的風格， 也說明了毛政治上的弄權術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台階，此後毛就漸漸真的成了超一流的政治弄權大師了。

 

應該是由於毛的這種難得的改變贏得了當時真正的決策人物周恩來的支持， 此事之後， 毛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為由成立新的三人軍事小組的提議在3月12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獲準，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 因這三個人隻有毛最懂軍事， 毛軍事上的發言權才因少了其他高層成員的掣肘有了質的飛躍， 但即便如此，軍事最終決策權無論是從名義還是從實質這時候仍然依舊掌握在周恩來手中，毛並沒有真正的主導權。

 

讓情勢出現戲劇性變化的事發生在 1935年6月第一和第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由於張國燾的強勢加入， 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決定重新調整中共軍事首腦。此次調整之後，  周恩來讓出了總政委， 周身心交瘁， 旋患重症（肝膿瘍）一度危怠，周的軍中地位也進一步萎縮，此消彼長，毛在紅一方麵軍的軍事地位則進一步做大，草地密電事件後紅1、4方麵軍分裂，  至1935年11月， 毛澤東於周恩來重病之際， 乘機提出變更中共軍事權力架構， 之後遂成為西北中革軍委主席（其實際地位就相當於中革軍委，因虞與張國燾徹底鬧翻，故名西北軍革軍委）， 從此毛終於取代了周恩來，重新奪回了軍隊的指揮權。而張聞天等政治局常委皆同意做此調整的最重要原因，則 應是他們慮及當時唯有與張國燾資曆不相上下、且有豐富戰爭經驗的毛澤東， 方能與擁兵自重、殺伐決斷梟雄氣極強的張國燾抗衡；當然也與當時周確實病重精力不濟有關。

 

客觀的說， 張國燾以個人政治眼光和厚黑學的修煉段位而言， 絕不下於毛，徐向前、 李先念、謝富治、陳再道、許世友、傅鍾、洪學智、王建安、詹才芳等等， 哪一個都不白給，而沒有張的眼光和提攜這些人你很難脫穎而出。而張當時的實力，則遠強於中央一方麵軍， 張國燾有八萬虎狼之師， 而紅一方麵則僅有不足一萬人，且疲敝不堪。 張最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方麵軍是名正言順的中央大佬們的親兵部隊，而第四方麵隻是中共軍隊的一個分支， 中央紅軍不是白叫的，紅四方麵軍這種後娘養的終究不能比。 當時這些中共中央的大佬們經過長征，尤其是遵義會議以後，那些產生於中央蘇區的矛盾已經得到了相當的釋放，而麵對著咄咄逼人的張國燾，他們 自然就更要放下對毛的戒心， 表現出高度的團結，換言之， 如果沒有張國燾，張聞天等中共蘇派未必會輕易同意改變 周恩來的軍事決策權。 

 

張國燾決意南下的關鍵原因就是他認定自己在中央沒有市場， 而張國燾沒有想到的是， 他的強勢反而無意中在反麵幫了毛的大忙。  

 

斯諾曾經問過毛一個關於他的至暗時刻的問題，毛不假思索地回答：草地分兵的時候。  可見， 張國燾曾是毛澤東引以為最危險的敵人。 甚至可以說， 就毛澤東個人的一生而言， 張國燾曾給毛帶來的威脅比蔣介石更有過之。但 曆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宿命性的吊詭：成全一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往往來自於他最強的政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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