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誰的地獄

   如果“文革”已成為曆史，那麽，這段僅僅過去才幾十年的曆史如今卻已被一些人描畫得麵目全非了。中國民眾曆來有造神的傳統，沒有神偏要造出一個來，但與基督教不同的是，中國民眾更喜歡塑造世俗的神。很難說對毛澤東的崇拜隻是中共傳教士們極力塑造的結果，硬是把一個奢淫的暴君美化成一個災害年份半年不吃肉的平民化上帝也不光是中共傳教士的功勞，這裏也融進了社會底層百姓們的一種期望——作為已習慣了受人擺布的國民，他們期盼出現一個理想的擺布者，這種期盼使得他們不但把超人的力量賦予一個來自世俗的偶像，同時也賦予這個偶像以完美無缺的人格，並擺脫了人的一切劣跡。漸漸的，連他們也分不清了理想與存在有什麽不同，這裏，理想漸漸的代替了存在，以至一旦有人指責那個作為理想的載體的實在的人時，他們首先會認為那是在指責理想本身。這便是直到如今一講到毛澤東的劣跡，仍有一些愚昧的百姓會如同祖宗被罵過一樣立刻抱有習慣上的反感乃至憤怒的原因。

   不是嗎——“文革”才過去幾十年，免於“文革”恐懼的一些底層民眾又開始打造他們心裏的那個本土“上帝”以及他所發動的“文革”了。這裏既有愚昧的過來人，也有一些壓根不知道“文革”為何物的青年人。愚昧也罷，無知也罷，本來隻是個人的事，要命的是他們還要發表見解，並為自己那種毫無事實基礎的見解津津樂道。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某些百姓在懷念君王，解釋“文革”時提出的一個奇怪觀點：毛澤東的精神遺產在於反官僚，“文革”的意義即在於此。並以“事例”為證——“文革”時當權派挨整，百姓揚眉吐氣。在他們眼裏，毛澤東儼然是普通民眾的代言人和反官僚特權的英雄。

   果真如此嗎？理智稍微有點正常的過來人都知道，對普通人的殘酷迫害才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不管是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還是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或是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都是針對普通民眾而非針對所謂當權派的。與當權者受到的短暫衝擊相比，那十年間中國的苦難主要是社會下層，尤其是“文革”前就一直受到迫害的那些賤民（黑五類及其狗崽子）所承受的。隻要稍加留意，我們就不難發現，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毛澤東都不曾動搖過中共特權官僚製度。

   至於“文革”時對官僚們的衝擊，那完全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在這場內訌中，毛澤東甚至忌諱用官僚階級這個詞，他給政敵按的罪名是“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要打倒身為新官僚階級的政敵卻又忌用新官僚階級這個詞，為了避免人們懷疑到專製製度本身，他特意為政敵選擇了“資產階級代理人”這樣一頂遠非符合他們身份的帽子。中國的封建特權官僚們竟急於搞政治上放開言論，經濟上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還有充當其代理人？如今看來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其實，這個打著共產旗號的官僚特權階級根本就無需代表其他階級，它本身就是有其自身特殊利益的支配者階級，而“官民對立”才是這個社會的基本階級分野，也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直到今天都是這樣。毫無疑問，作為毛澤東所建立起的這個極權製度的受益者，今天的當權者其實比誰都熱衷於維護毛澤東這麵旗幟，因為正是這個極權製度，成就了今日我們所看到的這種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的“中國式資本主義”也即“權貴資本主義”。如果說“文革”是地獄，那麽在火湖裏掙紮著的正是廣大的普通人尤其是所謂的賤民們。與老幹部們“文革”後半期便已恢複工作、補發工資不同，普通受害者至今仍在承受著“文革”後果，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文革”僅過去了幾十年，如今卻有一些人開始談論“文革”的正麵意義了。他們沒有看到，整個“文革”十年，對中共特權官僚的衝擊其實隻是一個短暫的插曲，插曲之前（也即運動初期），是高幹子女們（老紅衛兵）對弱勢群體（黑五類）的殘酷迫害，插曲過後，則是由官僚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對已不相信官民平等神話的“造反者”（此類人與老紅衛兵無緣）的全麵追殺，縱觀整個過程，物盡其用的“造反者”隻是毛澤東用來鞏固個人權力的棋子而已。“文革”並不遙遠，那時的場景不該這麽快的就被一些人所忘卻。作為草民，我們那時就像一隻隻被纏得牢牢的粽子，隻有恐懼的自由和呼喊萬歲的自由，如果我們僅僅因為權貴們也曾受到過短暫的衝擊而肯定“文革”的正麵意義，那實在是對千百萬真正的“文革”受難者的不公平，他們當中，有因“文章罪”遭槍殺的遇羅克，有因“言論罪”而被拖上刑場的林昭，麵對這些受難者的亡靈，不知那些至今還在肯定“文革”的人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