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自己戴紅領巾的時間其實並不長。入隊的時候已經是第二批了——入隊儀式上,身著白上衣藍褲子的新隊員們靜靜地等候著,突然,喇叭和隊鼓齊鳴,出旗曲奏響了,那小鼓敲得人心裏直發慌;隊歌聲中,幾個大年級的隊員兩人一組,捧著紅領巾緩緩走到我們麵前,熟練地將紅領巾係在我們的脖子上......我很珍惜那條紅領巾,每晚睡覺前都會將它仔細地疊起來放在枕頭下麵。
紅領巾戴上沒有幾天,文革就開始了,周圍的一切開始變得有點異常——老師蓬頭垢麵,臉色帶著憔悴,講課的聲調明顯的低了下來,教室後牆上那些花呀鳥呀的剪紙也被撕掉了,還有,中隊長也不再站在教室門口檢查隊員們戴沒戴紅領巾了。
一個炎熱的午後,班主任老師緩慢步入教室,說以後不要再戴紅領巾了,但並沒有說因為什麽,我猜想一定是文革的緣故,此時,文革開始已有一段的時間了。
又是一天下午,老師疾步走進教室,將一些寫著紅小兵字樣的臂章放在講台上,說以後不許提少先隊了,要叫紅小兵,毛主席的紅小兵。然後走下講台,將一種紅底金字的菱形臂章發給我們,讓我們戴在左臂上。我接過紅小兵臂章,卻並沒像其他同學那般興奮,隻為不能再戴紅領巾了而沮喪。
紅小兵顯然要比少先隊更具戰鬥性,下課後,大家圍住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逼迫他們背毛主席語錄,有一個“小地主”背錯了,大家於是衝上前去,用力掐她的嘴,並用黑板擦砸她的右手,她顯然被砸痛了,不知是淚水還是汗水從那臉上滾落下來。
少先隊隊歌也不準唱了。少先隊不再存在,隊歌也隨著停止,倒也合乎邏輯,可聽說不準唱的真正原因是隊歌的曲作者馬思聰叛逃美國所致,作者反動,曲子自然也反動,這更合乎邏輯。紅小兵沒有“兵歌”,隻是挑些語錄歌曲哇啦哇啦唱,唱得依然興奮。
之後幾年文革進行得轟轟烈烈且腥風血雨,年少的我們幹不成大事,整天價學工學農撿廢鋼鐵,不記得上過幾天課。
又是幾年,熱鬧勁兒有些過去,我們也很快就要升入中學。一天老師忽然對大家宣布:臂章別戴了,你們回家把以前的紅領巾找出來,找到哥哥姐姐的也行,今後紅小兵仍舊要戴紅領巾了。
雖然紅領巾又重新讓戴了,但名稱卻還叫紅小兵——戴紅領巾的紅小兵。 那條紅領巾又重新係在了我的脖子上。好多同學的紅領巾都找不到了,也隻好不戴,由於再過幾天就要小學畢業了,老師對我們並不像對低年級同學那樣嚴,也就不強迫。幾天後,見許多同學都不戴紅領巾,大家也便都不戴了。最後的幾天裏,班裏隻有我還帶著紅領巾上學,因為我知道進入中學後就沒機會再戴了。
又是多少年過去,文革終於結束,少先隊名稱又重新恢複了,這時我們也早已高中畢業了。少先隊雖然恢複了,可少先隊隊歌卻並沒恢複,而是選用了《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首電影插曲作為新隊歌,也就是小朋友今天所唱的隊歌。
如今,那種紅底金字的紅小兵臂章早已是不多見了,人們甚至忘記了它有存在過。回想起來,雖然小學裏大部分時間是戴著紅小兵臂章度過的,可不知為什麽,它留給我的印象卻遠不及紅領巾那樣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