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風刮在身上暖洋洋的。操場上,同學們規矩地排著方隊,仰望著台上的胖校長。
入學半年多了,我們終於迎來了入隊儀式。不記得胖校長講了些什麽,講台上那些紅領巾在陽光下顯得有些耀眼。
幾個大年級的隊員兩人一組,捧著紅領巾緩緩走下,來到我們麵前,熟練地將紅領巾係在我們的脖子上。
掌心朝前,手臂舉過頭頂,少先隊隊歌響徹在操場的上空: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
老師要我代表新隊員上台發言,講稿是老師事先寫好的,標題是《在太陽的照耀下茁壯成長》。當我結結巴巴地念完講稿時,胖校長走過來親切地摸了摸我的頭。
放學後,我興奮地往家裏奔跑,要讓姐姐知道我也戴上了紅領巾。那晚,姐姐教會了我一首新歌,歌名叫《葵花向著紅太陽》。
初夏,明晃晃的太陽格外耀眼。同學們集中在校園中間。胖校長的嗓音有些沙啞:“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命,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命,革一切‘牛鬼蛇神’的命......”
胖校長被革命了,另外還有一些成份不好的老師。胖校長的罪名是:“不講階級路線,隻重分數不管出身,經常表揚成份不好的學生。”
批鬥台搭在操場上,十幾個“牛鬼蛇神”並排站在課桌上,那高高的紙帽子幾乎把臉都給罩住,分不清誰和誰。我想從那掛在胸前的牌子上找出胖校長來,可沒有姓胖的。有一個牌子上寫的是“龐玉芹”,身材有些像她。被打得最重的是位姓段的圖畫老師,出身資本家,她的罪名是“教學生們畫雞畫鵝就是不畫工農兵”。
停課了,我已很少再到學校裏去,上初中的姐姐卻天天要往學校裏跑,說是要看大字報。她新加入了紅衛兵,那天當她戴著紅衛兵袖標跑進家門時,她那滿臉通紅的興奮樣子一點兒不亞於我入隊時的情境。她時常領著我到她的學校裏去。中學裏的“牛鬼蛇神”更為壯觀:一位女鬼竟頭戴痰盂站在三張搭起的課桌上,口中不停地念叨:“我罪孽深重,我罪孽深重......”據說她在往教室牆上貼毛主席畫像時,手中的刷子用力過猛,把紅太陽的臉給劃破了。校園裏到處是大字報,姐姐掏出兜裏的小本子,不停地抄呀抄呀,一副忙碌的樣子。
去姐姐學校的路上,也常會看到抄家的情景——字畫、瓷器、舊家具摔滿一地。我們曾好奇地跟進到一家宅子,一些紅衛兵正朝一盤腿坐在炕上的“地主婆”吼著什麽。那“地主婆”看上去已八十多歲。紅衛兵指著她身旁那個帶鏡子的硬木梳妝台,問這是哪來的。那“地主婆”想必是已老糊塗,笑眯眯地說這可是我娘家的陪嫁,我娘家有著呢!嫁妝多著呢!那“地主婆”正絮絮地說著,突然一陣磚頭瓦塊朝她襲來,一陣子下來,“地主婆”便仰在炕上不動了,鮮血順著額頭流了下來。我頭一次看到一個活人竟可以這樣被打死。我拉著姐姐想離開,姐姐的目光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麽。
後街上的那個趙羅鍋也被揪了出來,罪名是“收聽敵台”。批鬥會場就設在他的家門口,趙羅鍋站在台階上,身子彎得宛如一隻蝦米;頭顱被幾隻手使勁地按下去,幾乎就要按進了褲襠裏。我頭一次看到一個人的頭顱可以被按成這個樣子。圍觀的群眾神情嚴肅地在議論著他的罪狀,說多少日子以來,他家白天也總掛著窗簾,踹門也不開,誰都知道他家裏有一台電子管收音機,你說那陣子他不是在收聽敵台又能是幹什麽?
那天,照例是被姐姐拽著去她的學校,說是北京的紅衛兵要來演講。
姐姐聽得很專注,眼睛都不舍得眨。我年紀還小,並不理解演講的內容,一會兒望望演講者,一會兒望望姐姐的表情。演講者據說是高幹女兒,著黃軍裝,紮短小辮,操普通話。講著講著停住了,開始跳起《葵花向著紅太陽》的舞蹈,跳累了,又接著講。忽然,我覺察到姐姐的身體開始微微顫抖,手也被她攥得生疼。我揚起臉,隻見她目光凝重,淚花閃爍。當演講者高聲唱起頌揚紅太陽的歌時,姐姐已激動得淚流滿麵,顫抖更加厲害。無意中我低頭看到,姐姐的腳下竟濕了一片,連鞋子也濕了。演講者繼續講,仍是不清楚講些什麽,隻看到姐姐激動得小便順著褲子流。我企盼著演講快點結束,握著姐姐的手,我一時無所適從。
演講終於結束了,濕淋淋的姐姐拽著我大步往回走,我在她身後一溜小跑,以便跟上她的步伐。匆忙中鞋子甩掉了,我蹲下來撿鞋子,姐姐沒有等我,仍然甩開大步往前走。抬頭望去,姐姐整個身子都沐浴在明晃晃的陽光裏,那濕透了的褲襠在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亮。
姐姐仍然天天拽著我到學校裏去。一向溫柔的姐姐學會了與人爭吵,姐姐說那是辯論。每每望著她辯論時那麵紅耳赤的樣子,我總有幾分害怕,想拖她回家,但總是不成功。
那是一個細雨霏霏的下午,我第一次聽到了姐姐那種撕心裂肺的哭嚎。那天的辯論很激烈,辯論當中,對方猛然扯下姐姐胳臂上的紅衛兵袖標,說姐姐沒有資格再戴它了,說代表組織取消姐姐的紅衛兵資格。那一瞬間,我看到姐姐不顧一切地哭喊著撲上前去,要從對方手中奪回袖標。姐姐的眼睛睜得很大,眼神很奇特,是恐懼?是絕望?我也說不清,仿佛那袖標就是生命,必須要將生命奪回來。我再次仰起頭,見姐姐那張臉因痛苦而極度扭曲著,我突然想到了世界末日。
或許是被姐姐的舉止和表情嚇住了,對方終於鬆手了。姐姐奪回袖標,緊緊攥在手裏,氣喘籲籲地張著大嘴,眼睛一動不動。
我拽著姐姐往家裏走去,一路上姐姐將袖標揣在懷中,嘴裏喃喃細語,我低著頭不敢出聲。霏霏細雨已變為串串雨珠,打在臉上,打在身上,回到家時我們全被雨水濕透了。
那天回來後,姐姐就一直發著高燒。母親讓她躺在床上,並讓我看住她。姐姐始終把那幅袖標藏在被窩裏,對家裏人也是一副警惕的樣子;好容易睡著了,卻又突然睜開眼睛,望著天花板大聲喊著:“該出發了,一千隻小喇叭吹響了!”
姐姐的燒總不退,食欲也不好,母親終於決定推著她去看醫生。醫生建議讓姐姐到安定醫院住一段時間,母親同意了。從安定醫院出來,母親望著手裏那幅袖標發呆,那是好容易從姐姐手中要下來的。
姐姐住院了,母親要上班,由於不放心我一人在家,母親便將我送到了姥姥家,並囑咐我不可以到學校裏去。
在姥姥家那條胡同裏,我隻和胖建一起玩,胖建也上一年級,但不是一個班。胖建長得虎頭虎腦,我們倆很合得來。可自從發生了像章事件後,我就開始躲著他了,我擔心他會去告發我。那枚瓷製的毛主席像章是我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撿起時,像章已摔成了兩瓣,額頭和下巴徹底分開了。胖建就是這時闖到我麵前的,他問是你弄得?我說是我撿來的。他不再言語,塞給我一把向日葵籽就走了。我發現他的眼神不對,顯然不會相信我的話。他為什麽急著要走?是要去告發我?我呆呆地望著手裏那摔成兩截的像章,一種巨大的恐懼籠罩著我,腦海裏湧現出姐姐學校裏那位女老師頭罩痰盂的樣子。環視周圍沒人我趕緊挖開腳下的泥土,將殘破的像章埋進了土裏。
像章事件已過好幾天了,顯然胖建沒有去告發,不過我總覺得那會是早晚的事。我真希望這段時間他會得病而死,那件事就不會有第三人知道;我也希望他記性不好,將那件事慢慢忘掉。為了不至讓他想起那件事,我不再去找他玩耍,隻是遠遠地望著他;有時見他跟別的夥伴在小聲嘀咕著什麽,我就覺得與我那事有關。
告發始終沒有出現,我的擔心卻並沒減輕。我時常會在噩夢中驚醒,那痰盂沉重得像要壓斷我的脖頸。母親來姥姥家看我,說我這些天瘦了,姥姥卻說這是長身高的緣故,母親臉上便露出了笑容。她們都不知道我的心事,更不知道我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晚秋,姐姐住院已兩個多月了。那天母親領我去安定醫院看望姐姐,姐姐的神誌已清醒了許多,偶爾也會傻笑一下。母親決定將姐姐領回來,並讓她也住姥姥家,讓姥姥看住她。
那天,我正在胡同玩耍,姐姐突然拉著我就往姥姥家跑,說是姥姥原來是個“牛鬼蛇神”。我不信——我住姥姥家這麽長時間,天天和姥姥在一起,而且學校填表格時也填的是“城市貧民”,姐姐才來姥姥家幾天,還時常傻愣著,她的話是不能信的。
氣喘籲籲地回到姥姥家,見姨媽在正房呆坐著,便問姥姥在哪,說是正在後街的八仙桌上站著呢。我便問:“姥姥真是‘牛鬼蛇神’嗎?”姨媽歎著氣:“唉!聽說回老家調查過了,村裏定的是‘破落’地主,就因為那兒還有幾間破房子,你姥姥跟你姥爺當初來城裏混生活時,那幾間破房子就沒打算要,入社時便歸了村裏,可定成份時還是被定了個‘破落’地主,誰叫當時人不在呢!”
“那破落了也還算嗎?”我問。“破落了也不行!”姨媽的樣子很不好看,我便不敢再問。
拉著姐姐又來到了後街上,見到處都是人群。街麵上並排放著一溜八仙桌,桌上站著的自然是“牛鬼蛇神”。頭上罩著紙紮的高帽子,胸前墜著磚頭,連脖子都壓彎了。看不清麵容,我便注意起腳下,因為我很熟悉姥姥的鞋襪。在中間的位置找到了那雙腳,正是姥姥的腳,我仰起頭又去望姥姥的臉,卻突然被嚇了一跳:整個臉被塗滿了油彩,活像一個鬼——一個老鬼。我的心急速跳了起來——真的是“牛鬼蛇神”!那樣子多麽的嚇人,看來平日裏姥姥那種慈眉善目全是假的了?這才是她的本來麵目?
我和姐姐都不敢說話,靜靜地聽那個主持批鬥會的人高聲喊叫:“現行反革命分子張月華下雨天不關窗戶,故意將桌上的毛主席塑像淋個透濕,實屬罪大惡極;曆史反革命分子王金英青天白日打著雨傘招搖過市,分明是對紅太陽發泄不滿;‘破落’地主李秀娟多年來隱瞞成份,冒充城市貧民......”這最後說的便是姥姥。
街道居民們踴躍上台發言,並伴之以揪頭發、扇耳光等革命行動。
一陣熱鬧之後,“牛鬼蛇神”們被趕下了桌子。似乎像要收場的樣子,胡同口卻突然冒出了一群中學紅衛兵,浩浩蕩蕩湧了過來,說是要幫助街道上破四舊。於是“牛鬼蛇神”再次站上桌麵。紅衛兵們輪番登台慷慨陳詞,聲討完後,又轉身衝著偉大領袖的畫像做掏心的動作,掏一把扔出去,掏一把扔出去......
天漸漸地黑了下來,節目總算結束了。姥姥被人押回了家裏,但說好了臉上的油彩不許洗去,說是明天還用得著。
姥姥沒有吃晚飯,疲倦地躺在炕上。夜裏,我破例沒再睡在姥姥身旁,她臉上的油彩在窗外射進的月光下閃著白光,再也不見了昔日那種慈眉善眼的臉龐。出於恐懼,我蜷在炕下的椅子上睡了一宿。
早晨,街道上的人又來了,徑直朝姥姥的屋裏走去,卻又悄悄地退了出來。姥姥一向起得很早,此時卻仍靜靜地躺在炕上。姨媽站在院裏正向街道上的人請示著什麽,像是說人已死了,可不可以將臉上的油彩洗去。好像是被批準了,我看到姨媽突然激動得衝著她們直鞠躬。
給姥姥送葬的那天,姨媽將我推到了姥姥麵前,掀開罩布,我發現姥姥的臉上已沒有了油彩,仍是往日那副慈祥的模樣。姥姥的屍體放在一輛板車上,姨媽在前麵拉著,全家人在後麵跟著,往火葬場走去。姐姐走在最後,回頭望去,她正仰臉朝天跳著《葵花向著紅太陽》的舞蹈,臉上蕩漾著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