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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摘抄-《共同的底線》摘選
讀完《共同的底線》後，對其中的部分文字進行摘抄，與大家共同分享。摘抄內容如下：
我們過去自誇工人階級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會而無工會”卻成了我們招徠外資的一張王牌，並公然宣傳外商要求設立黨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們過去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如今卻把反製裁的寶全壓在見利忘義的大資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會視為頭號敵人。這與當年西方製裁蘇聯而英國工人罷工援蘇真是恍如隔世！我們如今越來越依靠“亞洲價值”、“文化傳統”、“特殊國情”和民族主義，而不是靠“社會主義優越性”來響應西方的挑戰。--一句話，當今世界的曆史並未終結，資本主義並未勝利，然而社會主義在“良知”與“頭腦”上的雙重尷尬更未緩解。對於真誠信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僅在“主義”是旗號下謀私）的人來說，無論道義上還是理性上，最嚴峻的時刻還尚未到來。
廣義的社會主義具有一種人性的根基，它既不是某種民族文化所獨有，也不是某個“社會發展階段”所獨具。
為“理想”而強製的可能少了，為私立而強製的卻不見少；依仗強權“化私為公”的少了，依仗強權“化公為私”的卻多了。
此後的當恰如回到了馬、恩以前的“正義者聯盟”，忠於組織與領袖代替了忠於真理，紀律紐帶代替了思想認同，“職業革命家”組織代替了公民政治組織，傳統幫會色彩代替了先到政黨模式。
任何“信仰”或“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活動都隻能屬於具體的思想者個人，我可以為我們所信的而獻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麽並強迫你為“我覺得你應該信”的東西而獻身。任何奉行強製原則的“主義”、“信仰”或“意識形態”都會麵臨如下悖論：如果信仰能夠成為強製的理由，則被強製者不僅無從判斷強製者的“信仰”是合理的還是荒唐的，是可實現的還是“空想”的，甚至也將無從判斷強製者是否真有信仰，從而為全無信仰隻為一己之私濫行強製者迫害虔誠信仰者創造了最佳條件。
在如今的中國可以不去爭論“姓公姓私”，但不能不爭論是否公平，現在我想還應當說，如今我們可以不去爭論“姓資姓社”，但不能不爭論是否自由。否者我們就不配稱之為“公民”。
經濟學家要講道德（確切言之，“道德”可能狹義了點，應當說經濟學家要有清楚的價值觀），而經濟學要講邏輯。
經濟學家要講的“道德”如果不是指本人的道德操守（這當然沒有太高的問題），而是指作為“經濟學”前提的那些道德預設，那是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所謂“經濟學家要講道德”的實質，就是經濟學家要講公正。
中國的問題從大處說是從臣民國家走向公民國家、從依附關係走向契約關係，亦即市場化與憲政化問題。從小處說則是尋求一條排除權貴私有化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公正的即符合起點平等、規則平等、公平競爭的轉軌之路。這不僅是為了減輕人民承受的改革代價，而且也是為了防止不公正的改革激發反改革的原教旨主義狂潮。
今天中國的一個現實，就是民企不行賄的風險，往往要比官員不受賄的風險大得多。官不受賄，頂多發不了財，生存還是有保障的。
在不受製約的權力之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同樣依托專製強權，先以“左”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以“社會主義”未名化平民之私為“公”，以“市場經濟”為名化“公”為權貴之私。“國有部門”在“左右循環”中成為“原始積累之泵”：以不受製約的權力為強大馬達，一頭把老百姓的私產泵進國庫，一頭又把國庫的東西泵進權貴的私囊。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缺少權力-責任（權力-義務）關係和契約國家的清晰論述。
其實在一個“權力捉弄財產”的社會裏，無論公產私產都是權力刀俎下的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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