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歐洲金靴
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中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這樣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麵,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
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 列寧《國家與革命》
以中國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時代領導幹部精神世界,既是對中華優秀文化深厚底蘊的映照,亦是中國現實發展的需要。
老套路跟不上新時代,hold不住現在的年輕人。國學經典,文化底蘊深厚,官兵更容易融會貫通,厚積薄發。
不讀馬列讀儒教,不尊黨紀尊孔孟……
軍隊,要有軍隊的樣子!
二十年來,大陸突然興起“國學熱”,這背後有著忽略不掉的資本推手,以及相當陽謀的政治訴求。
而儒熱的背後,則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幟”,也始終在謀求“紅色退潮”。
2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現在的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夫子了。
當孔老聖人變成了維護貴族統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評價一針見血:
孔子當年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麽?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入的。可為什麽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我們決不能走前麵他們的路,批了再尊……落入曆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客觀而論,官僚政治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統治得以運行的主要支撐,其本身的產生與發展同樣需要某種思想予以支撐。
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代產生之日起,其一步步發展壯大的背後是儒家思想的包裝:重農、選賢舉能、大一統論、綱常教禮等思想均為官僚主義政治形態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某種思想上的便利條件。
還是回望大民主時代。
1967年1月6月,《文匯報》嚴肅刊文:
“造反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你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當頭;你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無理”,你就一定是“保”字當頭。當今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運動的高峰。
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報》曾有刊文:
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一聽到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好車,動身就走……在國君麵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醜態百出,令人作嘔。
十二年前年的國慶節,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後,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又出現在廣場,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彌散著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我解放軍“遺傳了五千年文化”?
對此,毛主席早就批評過:
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3
共產黨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聞到了一股1946年蘇聯紅軍與紅海軍合並、統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的味道……
要把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黨的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進軍營,就是驅逐了黨的領導;士大夫成為黨內從政的目標,就是刷去了毛澤東思想的底色。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 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麽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麵對那樣一個爛攤子,隻好哭天抹淚走了喲。 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進城第三天,機關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評:
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麽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餐桌上的菜飯就會擺滿。到那時,我們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
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後始終無法安心的心病,他反複叮嚀:
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現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享樂主義的政黨或維穩主義的政黨,從1939年2月毛主席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開始,這個黨就必須始終是一個革命主義的政黨。
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麽呢?那就是什麽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產黨人的追求,那麽毛澤東恐怕會第一個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毛主席曾在一次與中央同誌們的談話中,回憶起學生時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燒的1911年,青年時的主席當時強烈主張一個人做新生民國的總理——此人正是康有為。
然而,經過世事沉浮和基層調研後,年輕的毛主席後來觀點是:
康有為雖寫了《大同書》,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這位從韶山衝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圖景。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當時間來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屆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閉幕上,鄧初民、許德珩、沈鈞儒等人當時在會上曾提議:
全體代表起立,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致敬!
有位與會的民主人士當即異議,笑嘻嘻地說:“不必了吧!”
怎麽不必?我們農民就認共產黨,就認毛主席!
1913年7月25日,袁世凱下令撤銷孫中山籌辦全國鐵路的全權,並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為“叛徒”,黃興和陳其美還被懸賞十萬和五萬元加以捉拿(此前,現在黃興的陸軍上將銜也被袁府剝奪)。
撲滅革命黨人的浪潮後,袁世凱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倫常”:
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紀。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
一項項尊孔政令發出,各種崇儒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文化複辟之風登時刮起,封建帝製重燃的勢頭也開始灼燒……
初始,袁世凱的尊孔還較為掩飾,未公然提倡“尊孔讀經”,而是以道德說教轉移視線,妄圖再度取代國民心中剛剛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進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凱為配合複辟帝製,開始加緊進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動,大造“返孔”輿論。
當年9月25日,袁世凱頒發《祭孔令》,公開恢複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
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
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
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僅僅一年之前孫中山在南京宣布廢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複燃。
幾日之後,袁世凱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5000元相助。
其時,某些包藏私心的軍閥財閥首腦甚至向袁府發出請願書,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
最為令人吃驚的,是曾經七次上書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
中國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
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在恢複祀孔製度的同時,袁世凱還決定恢複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從新華門到天壇,全部是黃土墊道,警察出動、全城戒嚴、沿途街巷一空。天壇周圍密布著數千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到處皆布崗哨。
清晨三點,一輛裝甲汽車載著袁世凱出了總統府,向天壇駛去。在南門外,袁世凱下了汽車,換乘早已準備好的四角裝飾著瓔珞的轎車,到昭亨門下了轎車,又坐上竹椅轎直到天壇前。
到了天壇,袁世凱開始步行,這時天還沒亮,天壇前點著明亮的燈火,他在更衣殿換上離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壇頂禮膜拜,一切儀禮完全模仿封建帝王,隻是由跪拜改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幾乎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子臣”兩字改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
祭天大典從淩晨開始,一直進行到上午九點才算結束。
至此,袁世凱尊孔複古的目的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親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然而這些所謂的“情願團”,上自滿清王公遺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撫將軍、巡撫使,無所不有,權貴利益集團樣樣俱全、無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凱正式稱帝,改號洪憲……
須知家庭倫理、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凡屬文明之國,靡不殊途同歸,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恰如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
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
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
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麽?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斯大林同誌曾有回憶:
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誌提出意見說“革命後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同誌則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拋棄一切調和主義分子、“觀點捉摸不定的”人和猶豫分子!
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幹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隻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暮氣沉沉的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