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以上陳述完全以古籍為基礎，沒有參考今人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排除幹擾，獨立判斷。跟考古發現相比，古籍文字需要的人為解釋較少，要客觀得多。
接下來我們討論有關棉花的考古發現。新疆棉花考古有獨特優勢。當地氣候幹燥，有利於地下文物保存。而且新疆不產攀枝，挖掘出來的棉料、棉籽，不可能跟攀枝混淆。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墓葬，墓中出土了藍白印花棉布、人物印花棉布和一些原白色棉布殘片，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棉布。其中人物印花棉布中心部分已缺失，隻看到半隻腳和一段獅尾。左下角有一個32厘米見方的方框，框內畫有一個半身女神像。從人像項飾瓔珞以及身後頂光和背光的特征來看，這塊蠟染布的產地可能在鍵陀羅（今巴基斯坦東北部和阿富汗東部）。這些發現不能說明，和田地區東漢就在種棉花。
同年，新疆博物館李遇春先生帶隊發掘於田縣屋於來克古城遺址，在北朝墓葬中發現比較緊密的“褡褳布”和一塊長11厘米、寬7厘米的藍白印花布。如前所述，南北朝時期，新疆已經在種植棉花。
還是在1959年，在巴楚縣托庫孜薩來裏遺址，發掘出棉籽和提花棉布，說明至遲在唐代當地居民已經在種棉、織布。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經過分析，認為巴楚出土棉籽是非洲棉，跟古籍記載一致。
塔裏木盆地附近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營盤漢晉墓地，從1893年開始經過中外考古學家多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棉料，分別用作香包襯裏、絹枕填料、棉布褲、布袍和長裙等。其中15號墓男性墓主所穿人獸樹紋毛錦袍，為希臘、波斯風格，年代在東漢中晚期，是毛料而不是棉料，有人稱作罽袍，是否不妥？考古文物本身不會開口說話，往往任人解釋。
1983-1995年間，新疆博物館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後多次對和田地區山普拉墓進行發掘，出土少量棉紡織物，年代在公元四世紀以前。
1902-1914年間，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第22代法主大穀光瑞策劃並資助了考察中華古籍所謂“西域”的學術探險隊，前後三次。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唐墓發掘到大量西州文書。唐朝在吐魯番設置西州。其中2373號文書：“曹射毗貳畝，佃人史才金，種緤。王屯相貳畝，佃人康道奴，種緤。”此處“種緤”，種棉無疑。西州高昌縣市場上，上好棉花——當時叫緤花，一斤值7文錢。上好細緤，一尺值45文。同時期，細紬【紬，平紋或變化組織中厚絲帛】，一尺45文；綾【斜紋、一麵光的薄絲帛】，一尺65文；生絁【生，絲未脫膠；絁，粗綢】，一尺16文；生絹【薄而韌的絲帛】，一尺11.5文；白麵，一石370文。
唐朝一尺不到30厘米，一石120斤，一斤相當於現代的596.82克。算起來，一斤好棉花，能換兩斤多白麵。一尺好棉布能換8.7千克白麵，都不夠覆蓋白麵，更別說縫個袋子裝下。上好棉布的價格，相當細紬；跟其它絲帛比，僅次於綾，而超過其它。這還是在產棉區，遑論中土，難怪白居易買不起，嗟歎“木棉花冷得虛名。”大穀文書跟其它古籍文字一起，有力證明了棉花棉布在唐朝屬於貴重物品。
新疆棉花考古跟古籍文字相互印證，迄今相互間並無明確衝突之處。倒是南方考古偶有突兀的發現。1978年發掘的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楠木船懸棺，墓主男性、或屬古越族，墓內發現棕團、竹席碎片、麻布碎片以及碳化的麻、絲、棉織物。經技術測定，該船棺墓葬年代在商周之際。發現的棉織物，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東周《尚書·夏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島夷，鳥夷，東夷之一，不一定住海島上。卉，花草。篚，是圓形的盛物竹器。織貝，織有貝紋的布。錫貢，待天子有令而後進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是說，鳥夷穿花衣服，織貝紋布放進圓篚。這裏隻知當時能織貝紋布，無從確知是何種原料。因為是錫貢，更有可能是錦。實際上後麵還有一句“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這句意思是說，給絲染色進貢，織有花紋的帛裝進圓篚。
現在經常有人、甚至政府機構，引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認為“織貝”就是吉貝，甚至將地點從淮海移植到海南，宣稱夏朝就有棉花棉布。其實上古時期，“織”字讀ci，而“吉”字讀kiet，差別很大。連夏朝存在與否，都還有爭議呢。曆史不容偽造。曆史上《尚書》幾次遭偽造，起先騙過了唐朝人，終究騙不過宋以後的人。
華夏文化中，至遲到戰國時期，穿布衣、還是穿絲綢，就成為一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標誌。《荀子·大略》：“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到東漢，依然如此。《後漢書·朱樂何列傳》：“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說的是漢高祖劉邦奮布衣以登皇極。
當時的布，一般指麻、葛。不包括棉，棉比絲都稀罕得多。但同時期也有帛布、綿布的說法，是絲。《後漢書·皇後紀上》：“明德馬皇後【墟：生卒年份40—79】…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事畢奏禦，賜葛布各有差。”《後漢書·東夷列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知種麻，養蠶，作綿布。”這些布料名稱說明材質，不用後人猜想。
但是以地名命名的布料就不同了，今人難以確知當時材質。《後漢書·獨行列傳》：“陵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鞬【墟：古羅馬帝國】，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作黃金塗、火浣布【墟：石棉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史記·張騫李廣利傳》：騫曰：“臣在大夏【墟：大夏，巴克特裏亞（Bactria），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三國交界地帶。】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墟：今印度河流域】。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裏，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太平廣記·廉儉·夏侯孜》：“【墟：唐朝】夏侯孜為左拾遺。嚐著綠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粗澀。具以桂布為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顏冉。上嗟歎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仿效之，此布為之貴也。”《太平廣記》雖是官修，收錄的卻是野史、小說、雜著。桂管，唐朝行政區劃，在桂州。白居易《新製布裘》：“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姚思廉《陳書·卷二十七列傳第二十一·江總、姚察》：“察【墟：姚察（533—606）】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嚐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三國時雲南稱“南中”。
有人認為當時的越布、廣幅布、蜀布、桂布和南布都是棉布。我們確信這些方物後來與時俱進，可以是棉質。但是確認它們當時就是棉質，完全缺乏證據支撐。麻布、葛布比棉布耐磨，也有做得精細的。而且棉布有棉布的用途，麻布有麻布的用處。不是說這些方物有名，就一定是棉布。宋以前沒有棉字，所以沒有棉布這個名詞，而綿布有另外的含義，是絲綢。
1975年，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甲骨文專家張秉權（1919年生人，仍健在）先生為拚接甲骨碎片，翻揀無字甲骨。這批甲骨是1936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有字的都經過清洗，無字的原封不動。原封不動的甲骨無字，但他注意到，上麵有布屑。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鑒定，其為棉織物。這樣的甲片有65件。從此他認定殷商有棉，並開展棉花曆史的研究。旁征博引，迂回論證，不但殷商有棉，中國曆朝曆代都棉產豐富，以致於南梁武帝用棉帳和唐朝夏侯孜著棉衣，成為他們生活節儉的標誌。他既然認定殷商有棉，自然懷疑古代中國棉花源自域外。
這65片無字甲骨上有棉，是突兀的發現。首先我們要問，1936年這些甲骨出土後，有沒有可能沾染上現代棉織物？考慮到棉織物在現代社會的普遍存在，痕量附著似乎難以避免。有沒有做碳十四年代測定，確認甲骨上的棉是商朝的，而不是現代的？如果果真是商朝的，為什麽沒有像福建武夷山懸棺中的棉織物那樣碳化？張的發現跟武夷山懸棺是先秦有棉兩個孤立的證據，完全沒有古籍文字和其它考古實物的支撐。
1970年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四處農村都在平整土地。1975年冬天，小屯村準備將一處種棉花的小崗平掉，考古人員趕到時小崗上的棉稈還沒有拔除。1976年春天，他們在這裏發現了婦好墓。婦好在殷商地位尊崇，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後、能征善戰的將軍。她墓葬裏的珍寶，包括8600多枚海螺海貝，其中有一枚來自東南亞海域的阿拉伯紋綬貝；755件玉器，有玉人、玉虎、玉象、玉矛等，不少的新疆和田玉。三千多年後，墓主和殉人遺體僅剩骨骼，槨蓋上覆有彩繪織品，50餘件銅器表麵附有絲織品痕跡，有紬、綾、羅等。有沒有棉呢？在棉花地底下，想沒有棉都難！
秉權先生寫關於古代中國棉織物的文章，涉獵材料不可謂不廣、用功不可謂不深，但由於結論在前，所以材料、論證都朝著同一個方向而不自知。對不同文本中“木棉”的實質，他未加深究。即便春天開花、花如芙蓉，他也一律算作棉花。對婆羅木，他也持一樣態度。既不考慮不同植物生長特點，也不考慮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對各種地方布，他多傾向認為是棉布。
他用較大篇幅，迂回論證蜀布是棉布；引用了不少古文，但沒有一條可以證明蜀布是棉布。蜀布到底是什麽布，曆來說法不一。有人說是蜀錦，有人說是淡黃的細麻布，有人說是雲南哀勞人的攀枝布。
《史記·張騫傳》裏就提到蜀布。東漢許慎（約58—約147）《說文》：（糹+彗），蜀細布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將其跟黃潤（筒中布）聯係起來。西漢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蜀都賦》：“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縿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筒中黃潤，一端數金。”西晉左思（250年—305）《蜀都賦》：“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
秉權先生引用揚雄和左思的《蜀都賦》，但忽略了，揚雄所謂“自造奇錦…綿繭成衽”中的錦、綿和繭三字，說明黃潤是絲織，不是棉織。左思所謂“貝錦”，也表明黃潤是絲織，不是棉織。揚、左二人都熟悉蜀地，而且揚雄跟許慎的年代相隔不久，他們關於黃潤（筒中布）的說法應該可信。但也隻能說明，蜀布中有一種叫黃潤的絲帛。很有可能，蜀布是蜀地多種紡織品的通稱，並且材質不斷演進。
秉權先生也引用大穀文書，並且承認唐朝甘州棉布價格昂貴，但似乎沒有意識到，這跟他前麵反複論證的唐朝棉布常見的觀點相衝突。
真正來講，唯一支持秉權先生殷商有棉觀點的，是福建武夷山先秦懸棺碳化棉織物。最令人費解的是，如果殷商有棉，為什麽商和漢之間將近一千年時間，中國無棉，古文裏找不到，考古也找不到？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殷商產棉，但後來遭到病害，導致中國在漢以前不再產棉。這在曆史上的確發生過。二十世紀以前，美國盛產板栗，漫山遍野。1904年開始，凋萎病開始在美國的板栗樹當中蔓延。不到五十年，美國板栗樹凋零殆盡。病根在於，十九世紀引進的日本板栗樹攜帶寄生冷蟎，美國本地板栗樹對這種真菌完全沒有抵抗力。殷商之後中國從域外引進棉花，可能正如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美國進口板栗。
第二種可能。武夷山先秦懸棺中的棉織物是舶來品。殷墟甲骨中，有一版特大龜腹甲，即《殷墟文字乙編》4330和《殷墟文字丙編》184，其鱗板結構形態特殊。經過鑒定，這種物品來自馬來半島。此外，還有一版龜腹甲殘片，名為《金璋所藏甲骨卜辭》554，形態特別。經鑒定，它來自一種生活在緬甸到印尼海域的棕褐巨龜。婦好墓中的大量海貝，也有來自遠海的。這說明殷商存在跟外界的物資文化交流。武夷山先秦懸棺中的棉織物，可能來自海外產棉區。這是更大的可能性。
跟這第二種可能相關，海外棉織物進入商朝，難道棉籽不可以進入商朝？當然可以，但是棉籽進入商朝，跟商朝產棉有天壤之別。種植棉花須要極高的農業技術，不是有了棉籽就可以種出棉花來。迄今考古沒有發現商朝的棉籽、棉花。
無論哪種可能，都不影響我們前麵從古籍獲得的基本結論：漢朝的棉花源自域外。元明以前棉花不普及，屬於珍稀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