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對於1989年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中共對民主人士的鎮壓，中共官方、“五毛”、“粉紅”、“自幹五”及其他一些人士往往有多種理由，來否定當時學生、市民、工人的抗爭，及為中共血腥鎮壓進行辯護。
其中一個常見辯護套路是，中共支持者會根據六四事件後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來為鎮壓背書，以及否定八九民主運動、否定當年學生和人民的政治訴求。
其邏輯是，正是因為鎮壓了民運，中國才獲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得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之後幾十年經濟增速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從溫飽不足到實現小康。而他們又假設性的認為，如果民運成功、中國民主，那麽中國反而會“亂了”，多黨製下政治動蕩、社會混亂，會像印度、拉美、非洲國家一樣，經濟落後、治安惡化、人民困苦。他們還進一步將一黨專製、中共統治，與穩定、發展、和諧劃上等號，又將民主、自由，與混亂、無序、衰退劃等號。
對於這樣的說辭，筆者首先從事實角度加以反駁，即是否是鎮壓了民主運動、一黨專製，讓中國發展繁榮，而民主又會導致混亂、衰敗。
中共支持者這樣的說辭和假設，在事實上是不成立的。民主還是專製，對於經濟發展，影響都是複雜的、有利有弊的。既不是說民主一定導致經濟繁榮、專製造成經濟衰退，但也並不是專製促成經濟繁榮、民主就會經濟凋敝。
二戰後至1970年代，西歐、美國、日本等國，都是民主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典型，當時這些國家年均經濟增速不低於8%，有時超過10%，不亞於中國在1990-2010年代的經濟增速。而經曆第三波民主浪潮（1990年前後）的東歐、拉美各國，也大都實現了年均5%以上的經濟增長，其中波蘭、捷克等國經濟增長和繁榮進步最為顯著。
當然，也有專製或威權體製下經濟迅猛發展的例子，如韓國、台灣、新加坡、西班牙等，以及民主化之前的拉美部分國家（如巴西、智利等）。但顯然其不能代表隻有專製威權才能讓經濟繁榮。而且，韓國、台灣等之所以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成為穩定繁榮的發達經濟體，一定程度正是因為實現了民主轉型，促進了分配公平，緩和了內部矛盾。民主當然也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生，而非被統治階層壟斷性的分肥。
而最近十多年，中國人較為鄙夷和對其有優越感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年均經濟增速也在7%以上（除疫情中兩年），年均增速超過了現在的中國，也與中國經濟增速較快時期持平。另一人口眾多、人均GDP較低的印尼，並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已民主化二十多年，經濟同樣以年均6%以上增速發展。
顯然，這些例子足以否定“隻有專製才能發展”的說辭。而且，中國的經濟一度高速發展，是建立在毛澤東時代極為貧窮的前提下的，是極度貧困後補償性的增長、“觸底反彈”。從1978年連續發展三十多年，直到2015年前後，中國人均GDP才達到世界平均，今日中國人均GDP也僅與馬來西亞相當。而由於中國有著懸殊的貧富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是顯著低於世界平均的。而中國GDP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顯然隻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所以總量較大。
而中國經濟繁榮下，巨大的貧富差距、官員腐敗、環境汙染、資源浪費、形象工程等，也都極大侵蝕了經濟民生。這讓中國的經濟成就和國民生活水平又打了折扣。而中國所謂的“穩定”，是建立在殘酷侵害人權、暴力構成的“高壓鍋”式“穩定”的，是弊大於利、未來可能引爆更大衝突的。
而以上所說，隻是從績效角度、經濟繁榮程度角度，看待專製與民主的利弊、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是非。
但從根本上說，民主與專製，並非是一個績效問題，不應以對經濟的盛衰、民眾物質生活的好壞來判斷。或者最起碼，不應將經濟和物質作為評判民主和專製的第一標準。
民主，本質是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擁有決定國家領導人和各項事務的權力、享有作為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的問題。民主及民權，關係到一個公民的人格尊嚴、基本安全、對公共事務的知情和參與、對自身命運的主宰、對自身自由的保障，以及這些基本權益基礎上自我發展、與共同體其他成員共同實現物質和精神層麵探索和發展的權利和前提。
而經濟問題、是否可以促進和保障物質繁榮問題，隻是民主政治的子項、一個目標和要求，而並不是決定民主價值的根本性問題。或者簡單說，經濟和民主是兩件不同的事（哪怕有一些交集）。
追求和捍衛自由民主，是作為現代公民保障自身公民身份，不成為臣民、工具、炮灰、“韭菜”的基本前提。雖然這從廣義上也是一種“績效主義”，但起碼並不是隻重視物質、隻看經濟、隻看GDP的更加狹隘的“績效”。
從19世紀至今，世界各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往往都是以對自由民主本身的追求，或以民主為實現其他權利與政治訴求為目的，而並不將經濟和物質作為追求民主的、進一步的、根本的目的。“不自由，毋寧死”，正是人們將自由看做超越生命、超越各種物質的寫照。法國大革命、國際反法西斯戰爭、蘇東劇變，雖不乏物質動機，但主要是為了民主、自由、正義，否則人們不會舍生忘死的抗爭、仁人誌士放棄優厚生活而寧可接受牢獄之災。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國人許多次政治抗爭，也都強調對民主本身的向往，而主要不是希望通過實現民主給自己帶來物質利益。
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從毛時代極端的政治狂熱、刻意抑製甚至摧毀物質需求，又逐漸走向了極度的功利主義、務實主義，一切向“錢”看、無利不起早。1989年的八九民運，是一部分仍然還有理想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為了中華民族百年民主夢想，而做出的抗爭。
但之後，中國人逐漸喪失了殘存的理想主義，普遍而徹底的沉淪。包括高校學生和社會精英在內的人，也成了“精致利己主義者”。他們不僅全身心追求私利、沉迷物欲，不願再參與政治、為公共利益抗爭，甚至都不能理解曾經的許多中國人那種純真的理想，如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對這些理想追求、精神品質，甚至加以譏諷、嘲弄。
而同時，1989年之後的幾十年，中國經濟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有了改善。哪怕這隻是之前中國經曆長期戰爭、內亂、非正常社會後，和平及部分走向常態後的必然。中共利用壓榨工農、迫害弱勢群體換來的“低人權優勢”，以及全世界生產力的提高，一定程度實現了發展、滿足了中上層的物質和服務需求，也順便讓大多數民眾實現了溫飽。而中共的統治，也物質改善和高壓控製這“兩手抓”，越發的穩固。
這樣的背景下，也就出現了“六四鎮壓的好、民主了會亂”這樣的奇談怪論，以及績效主義的辯護思維。同樣績效主義的，還包括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高度讚美。
筆者個人也是承認鄧江胡等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的。但筆者同時也反對對他們過度拔高，以及因其經濟成就而忽視民主人權問題。
若論績效主義及經濟貢獻，韓國的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等人，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諾切特等，其經濟貢獻、對其國家經濟發展的提高和民生改善貢獻，都比鄧江胡等人更大。如樸正熙直接將韓國從極為貧困國家拉到準發達國家，並為之後韓國成為發達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但這些外國獨裁者，在其國內和國際上，都以負麵評價為主，雖一些人承認其經濟貢獻，但絕不會以此掩蓋其專製獨裁和對人民的殺戮，也不認為沒了某某具體的人，國家就發展不了。經濟貢獻在於人民的勞動、奮鬥，而非獨裁者的恩賜、專製統治的福音。即便統治者起到重要作用，人們也不會因其經濟貢獻而無視其人權侵害罪責。
而這些國家即便經濟長足發展，也並沒有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韓國、台灣、西班牙、智利等經濟高歌猛進時，民主化浪潮不僅沒有退潮，還更加洶湧。這些國家地區的人們，既不會覺得“沒吃飽飯追求民主有什麽用”，也不會認為“飯都吃飽了還追求民主有什麽用”，而是無論經濟繁榮與否、個人溫飽與富裕與否，都積極追求民主。因為民主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價值和訴求，而並不因經濟績效好壞來決定是否追求民主（雖然經濟和民生狀況確實會影響民主運動）。
人類從遠古發展到現代，尤其到了20世紀，已不再是茹毛飲血、以殺戮為榮、黔首百姓跪迎帝王的時代。現代社會，人們顯然應該在物質之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人民大眾也應有更多尊嚴感與權利意識。如果隻追逐物質，那與禽獸沒有本質區別。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締結基於人人平等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平等而有尊嚴的生活，對自身權利和他人命運都有路徑關心、對公共事務能夠參與討論和決策，才是這個時代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都應當追求的。
不僅自由民主，人們的身份認同、民族情感、道德操守、宗教信仰，都不應以績效主義、功利化態度對待、轉變、堅持、舍棄。許多中國人經曆貧困的過去、活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一切都以物質利益作為評判和取舍標準，顯然是狹隘、短視、不可取的。
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以經濟發展問題，來為六四鎮壓辯護、貶低八九民運及其他政治抗爭、貶損民主抗爭者和人權捍衛者，無論從績效還是非績效角度，都是不成立的。而民主，也不應是一個績效問題，起碼不是將績效作為第一位的問題，而是自然法權問題，是人類社會應實行的製度，是普世價值的組成部分，是捍衛各種權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政治體製和生活方式。
如果沒有自由，寧可去死。
這是當年青年人的非常典型的思想。
但有了怎樣的自由，才叫真正的自由呢？
其實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民眾搞運動， 都不可能自己收場。哪一個國家發生抗議示威， 組織者都不太可能“理性”的自己結束
六四最大的”錯誤“， 是當局出手平息的動作太慢太晚了。 搞到百萬市民上街， 最後隻好調動軍隊， 造成幾百人傷亡的悲劇。 西方媒體說幾千人死亡，根據我的親身經曆和後來看到的西方媒體的具體報道， 我個人更相信， 西方說謊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的宣傳。
要是4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後就平息學生運動， 並從這次學生運動中吸取教訓， 很可能不會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對之後中國的發展， 結果會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