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看了一篇William Cohen的文章和一篇Roger Martin的文章,發現我的研究方法和彼得•德魯克、愛因斯坦的研究方法是一樣的,是非常規科學研究方法,他們在文章中稱為分析方法。
常規科學研究方法始於現有的理論,收集數據,通常用統計方法處理數據,得出結論。
而彼得•德魯克和愛因斯坦的科學研究方法與常規科學研究方法不同,始於對未知事物的觀察,然後分析,得出結論,提出新的理論。彼得•德魯克沒有常規科學研究方法中的統計數據及數據處理,而是直接給出結論,因為其缺乏現代商學院學術論文的統計驗證要求,被認為是不科學(unscientific)。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是一位管理學教授,生前一直擔任美國曆屆總統的顧問,有些人稱他為現代管理學之父。以下是一段書摘:
我對新冠疫情的戰略研究就是采用了非常規的科學研究方法。我是不受現有理論的約束的,始於觀察,沒有常規的統計數據,直接得出結論。從觀察到結論的中間步驟是沒有的,是heuristic。我的論文被科學期刊拒絕,但其結論被之後的事實所驗證。
如果美國政府當初采納我的反向隔離戰略,僅美國可以少死一百萬人以上,避免萬億美元數量級的經濟損失。
福奇所說的“相信科學,相信專家”,就是隻相信常規的科學研究方法,而拒絕非常規的科學研究方法。這就是新冠疫情的慘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