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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把年輕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中，破壞活動十分猖獗。1950年9月，正當全國準備慶祝國慶一周年時，中國警方截獲了一寄往日本的信件，信件中有一張射擊天安門的草圖。公安部調查發現，幾個國際間諜蓄意炮擊天安門，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調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優秀偵查員立即展開對嫌疑人的抓捕，兩天後，寄信人和他的幾名同夥被捕。這就是建國初期轟動一時的“炮擊天安門”案。
作者：張若愚
《炎黃春秋》編輯出版
間諜特務的秘密活動
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潛伏在北京的意大利人李安東就是留京特務頭目之一，其真實身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華機關分支機構的負責人。為了支持李安東及其組織的特務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費盡心機將一門“82式”迫擊炮及炮彈隱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謂“救濟物資”中，偷偷交給李安東。李安東將武器分別藏匿在自己和另一名特務馬迪儒的家中，秘密謀劃活動。
1949年，間諜包瑞德準備撤離北京時，李安東找到了他，告訴他自己有一門迫擊炮及炮彈、子彈和手榴彈若幹，計劃在關鍵時刻進行破壞活動。包瑞德問：“遇到什麽機會時使用？”李安東回答：“比如中共領導人舉行集會之時。”包瑞德聽後大喜，向李安東許諾：“如果你們的計劃能夠成功，我們可以給你們50萬美金！”怕50萬美金無法打動李安東，包瑞德又補充道：“事成之後，美國情報局可以保證你們到美洲或歐洲，去自由地從事自己的商務，去做一個百萬富翁。”
1950年1月，李安東找到以目錄編輯員身份潛伏在北京東交民巷法文圖書館的日本特務山口隆一，約他前往家中議事。李安東告訴山口隆一，他存有一門“82式”迫擊炮及炮彈、子彈、手榴彈和手槍，可以“等中國政府在天安門開會時試一試”。山口隆一“有仇視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對中國共產黨也同樣的敵對”，二人一拍即合，草擬了一份計劃報告，決定趁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國慶一周年舉行慶祝大會時，炮擊天安門城樓，謀害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
為製定更為周密的行動計劃，山口隆一從5月開始便多次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廣場周圍地形等數據進行測量，並繪製成地圖，注明炮擊位置及毛澤東檢閱群眾時的位置等。9月16日，山口隆一將繪製好的圖紙與說明輾轉寄往東京的美國占領軍總部，加緊製定炮轟的具體實施方案。山口隆一在被捕後也承認：“我知道集會時，政府要人都到天安門來，10月1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我想一定在這裏開會，我給東京盟軍總部畫這個天安門，就是告訴他們天安門毛澤東目標的位置。”
與此同時，在美國華盛頓，包瑞德正在與中央情報局的創建者杜諾萬商議如何對中國進行間諜戰的問題。杜諾萬說：“情報局認為，在中國新政權立足未穩之時，可以組織暗殺隊，進入中國大陸，刺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而這正與包瑞德所知的“炮擊天安門”事件不謀而合。包瑞德向杜諾萬詳細介紹了李安東、山口隆一等間諜特務的計劃，並說明具體行動由這些間諜特務們承擔，美國隻需要提供經費、物資援助即可。杜諾萬聽了包瑞德的匯報後，覺得計劃基本可行，囑咐包瑞德通知國民黨保密局，讓他們務必動用一切關係，努力打入共產黨偵察機關內部，盡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壞中共的偵察行動。
我公安部門迅速偵破
經資料分析和調查走訪，公安部一局的偵察科長曹純之發現了一些可疑的線索，特別是位於北京東四三條的美國在華期間設立的“美國新聞處”，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些經常出入這個機構的老牌間諜特務進入了他的視線，其中就有李安東，另外還有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國人甘納斯等。曹純之對這些可疑對象采取了“立體控製”，從各個方麵進行監控，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掌握情況，確保一周年國慶日上中央領導的安全。
9月上旬，包瑞德奉美國中央情報局之命，由美國飛往香港，親自部署“炮擊天安門”事件。到北京後，他迅速與李安東取得了聯係。
每逢周末，李安東總會邀請一些外國駐華人員到家中舉行舞會，以此與各方人員交流情報。與往常一樣，9月的一個周末，李安東邀山口隆一、哲立等間諜特務前往他家中舉行舞會。李安東端起酒杯，興奮地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經同意了我們的計劃，並且答應了我們的條件。”聽完李安東的話，山口隆一說：“我們在中國這麽多年，確實受了不少罪，尤其是中共進北京這一年多來，大家都是提心吊膽地生活。隻要這次行動成功了，我們就成為富翁了，就不用再在這裏受罪了。”李安東自信地說：“已經得到可靠消息，10月1日那天，中共領導人將齊聚天安門城樓。在他們宣布國慶大典開始時，我們就以計算好的射程和方位，炮轟天安門。”山口隆一問具體如何執行，李安東說：“我們預計的方案，用三門炮彈直擊天安門城樓中心。每個炮彈的爆炸麵積約有120平方米，所以隻要有一發炮彈擊中，就可以炸毀天安門。”
第二天清晨，我公安機關安插在李安東家的“雜役”來到曹純之的辦公室，向他匯報李安東昨天邀請山口隆一、哲立等人舉辦舞會的情況。聽完匯報，曹純之立即意識到，這次舞會一定有問題。曹純之對一同辦案的偵查員說：“他們一定在籌劃一個重大的行動，可惜不能了解他們具體策劃的內容，更沒有抓到他們的把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這夥人屬於間諜組織，我們必須要抓緊破案，否則後果很嚴重！”曹純之把自己的想法向楊奇清副部長作了匯報。楊奇清指示：偵查人員嚴密監視這些和李安東來往密切的人的一舉一動。
9月26日早上，一位和李安東等人來往較多的伊拉克婦女拿著一封信到了北京國際電訊電報郵電局。負責跟蹤這個婦女的公安局偵察員立刻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北京市公安局馬上派人到郵局截獲了此郵件，將信交到曹純之手中。
經秘密檢查，這封郵件是伊拉克婦女替日本人山口隆一代發的國際航空信件，投遞地址是日本東京都澀穀區神泉町20番地7號第一綠C管理室，正是東京的美國盟軍駐日本司令部二科地址。再看信件的內容：
總部OSS：
所購消防器十月一日發貨。一切順利！致以熱烈的問候！山口隆一信的第二頁，是一張用鉛筆畫繪製的天安門地形草圖，並畫出了射擊天安門檢閱台的指示標，拋物線的一端在禦河橋上的消防器上，另一端則直指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顯而易見，這是間諜特務們在向他們的上級報告行動方案。
間諜特務的行動終於被我方知曉：他們要在國慶節炮擊天安門城樓。
周恩來總理收到這一重要情報後，他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立即將情況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沉穩地說：“轟炸也好，打手榴彈也好，打迫擊炮也好，都不準動，照樣閱兵和遊行。”在登上天安門城樓前，毛澤東鎮定自若地對周圍的人說了一句話：“如果真遇到打炮，誰也不許跑。”
間諜特務落網伏法
1950年9月26日，距離一周年國慶日還有4天。這天，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軍管會一行人突然封鎖了北京甘雨胡同，並迅速衝進乙17號院李安東的家。
當抓捕人員敲響李安東的大門時，他還不知危險已經降臨，問道：“誰？”
偵查員機智地回答：“我們是派出所的，現在要查戶口。”
聽到是檢查戶口的，李安東打開了大門。偵查人員一擁而入，好幾個槍口對準了李安東，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暴露了。
在確定了李安東的身份後，公安幹警向李安東宣讀了逮捕令，並立即對他的房間展開搜查。與此同時，在旁邊16號院內，山口隆一也被抓獲。
公安人員搜出如下物件：山口隆一測繪的射擊天安門圖稿一幅，“82式”迫擊炮一門，“600901號”手槍一支，炮彈和各種子彈494發，手榴彈8枚，迫擊炮彈彈頭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烈性毒藥兩件，情報底稿、情報材料等1642件，包瑞德的指示及其與被告有關間諜活動的來往信件38件，1948年李安東給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的《華北建立空軍計劃》一份，日本特務機關發給李安東進行特務活動的“記者證”等三件，台灣“國防部”第二廳國際問題研究所發給山口隆一委任狀一件……在這些物證麵前，李安東不得認罪伏法。至此，一個策劃達半年之久的特務破壞計劃徹底宣告破產。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被捕後，公安機關順藤摸瓜，一舉搗毀了他們的間諜網，先後將間諜特務哲立（意大利人，潛伏身份為教員）、甘斯納（德國人，潛伏身份為德國寶世公司北京代理人）等抓獲。待國慶日閱兵等慶祝活動順利結束後，審訊工作進一步展開，間諜集團的各項犯罪證據也逐漸充分起來。公安機關決定實施第二步抓捕計劃，將另外兩保間諜特務魏智（法國人，潛伏身份為法文圖書館經理）、馬迪儒（意大利人，潛伏身份為天主教易縣地區紫衣主教）正式抓捕歸案。此外，為間諜組織傳遞情報、藏匿物品的中國人馬新清也一並落網。至此，李安東間諜集團的7名成員全部落網。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內，北京市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羅瑞卿作為公證人，對李安東罪犯提起了公訴。
審判結果，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判處死刑；馬迪儒被判處無期徒刑；魏智、哲立、甘納斯等其他罪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滿後驅逐出境；馬新清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宣判之後，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立即將李安東、山口隆一綁赴天橋法場，執行死刑。下午5時整，伴隨著兩聲清脆的槍響，李安東、山口隆一結束了他們罪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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